「總上以觀，我們可以說史大林學校裏那些公式，隻是些破銅爛鐵陳絲雜草而已。然而不幸得很。我們這號稱馬克思主義的集團，竟還有人把這種破銅爛鐵，當作無價法寶。他們口裏唱著不斷革命，心裏卻把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截然分開，說什麽，我們誌在奪取政權，對於民主主義，隻能在某種時候，拿它與資產階級對抗一下，它根本不是我們的事業和任務。因之說那些主張作實際民主鬥爭的人是『資產階級民主派』、『取消派』（見商吉士的萬言書及最近他的建議書）。還有人口頭接受國民會議口號，心裏卻始終鄙棄它，把它當作資產階級的議會，說什麽國民會議隻能夠動員群眾，不能作為奪取政權的口號，群眾一起來便要把它去掉，將來隻有在蘇維埃口號之下才能奪取政權……」文章最後說：「我們的思想應該是這樣：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是相互關聯，並行不悖的。」並主張以這個思想「重新武裝」托派組織。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陳獨秀在與劉仁靜、彭述之、史朝生等青年托派爭論的同時，還在多篇文章批判商吉士（即尹寬）把「國民會議」的民主口號與奪取政權的「蘇維埃」口號對立的思想。尹寬也有上述「萬言書」應戰的表示。所以，「學文」文章，很可能是陳獨秀之作。還因為當時能批判尹寬者，除了已經入獄的史朝生等的「托派中央」外，隻有陳獨秀一人。
王文元以筆名「連根」立即撰文《論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69]，反駁「孔甲」和「學文」的觀點，指出對孔甲同誌《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一文的某些觀點「我都同意」，「不過關於民主主義的一般見解，尤其是學文同誌文章中所發揮的，我總覺得太偏向於另一極端了。」他認為民主主義不是資產階級專利品，隻有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即資產階級會利用以為反對封建的武器，「無產階級在某種情形之下，也能用以反對資產階級。至於民主主義，就其政治的與經濟的含義（即議會製度的統治方式，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等）來說，卻仍不能不說是屬於資產階級的」。並強調說：「托同誌說：『少數的共產主義者，固然在現在已經知道了普選權是資產階級形式之一，隻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把資產階級統治消滅……』這句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陳獨秀看後，又以「孔甲」筆名發表《關於民主主義的幾點根本思想》[70]，進一步明確自己的思想，並批駁王的觀點。
王文元繼又寫了《幾點補充》，再次駁斥陳獨秀，指出「由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橋樑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專政，一方麵粉碎了舊的民主主義的國家，即資產階級的國家；另一方麵建立勞苦人民的民主，即蘇維埃國家。
王文元的這些「老生常談」，更顯出陳獨秀的見解不同凡響，並促使陳獨秀在晚年把這個爭論繼續下去，發表了一係列更加尖銳的觀點。
在以上關於民主的理論層麵上，陳獨秀與托派開始分裂外，在政治層麵，即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也醞釀著分離。由於當時發生日本侵略關內的「華北事件」，全國反日運動又趨高潮。托派中央多少改變了以前陳其昌臨委的保守做法，較積極地參加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來。特別是這年冬天發生的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北平學生為中心的反對日本侵略華北的「一二·九」運動，席捲全國時，華北的不少托派學生也參加了南下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日的請願。此外，他們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名義，散發了大量傳單，提出他們的主張。他們能夠有條件進行鉛印，是因為他們設法奪取了原伊羅生主持《中國論壇》用的印刷機。據王文元說：新領導機關成立後，「第一件工作是建立一個自己的印刷工場。伊羅生本來留下一架小印刷機給組織的，但在史朝生等當權時出賣了，換來的一筆錢，也當作工作經費花去了。」那時他們沒有能力買機器，就憑幾個印刷工人的智慧，製作了最原始的「木架鉛印機」，僅買一些鉛字來，就能夠印出兩種顏色的漂亮報紙來，以致魯迅見了誤會托派是拿了日本人的「骯髒的錢」來辦報的。從此，中國托派組織擺脫了「油印時代」，進入了「鉛印時代」。為了維持這個「印刷工場」，還發生過一個小插曲：這個工場起先由兩個工人管理，後來一個姓粟的叛變了，企圖霸為己有，對組織實行要挾。於是，臨委來了一次突然襲擊：李福仁化裝成租界裏巡捕房的「三道頭」，邵魯與另一個同誌扮成「包打聽」，直入粟寓，將木架鉛印機搶出。[71]
有了這架鉛印機，托派的宣傳效果大大地提高了。在一張1935年12月22日以他們散發的《告革命學生書》[72]中，在總結了五四與五卅運動的經驗後，他們向學生提出了「到民間去」的口號，「從事群眾的革命運動，做工人和貧農的訓練員」（這個口號與當時中共口號完全一致），並明確指出：「你們的運動隻是群眾的革命運動之發動，如果不把你們的運動與工農大眾結合起來成為一種真正群眾的革命運動，那你們的運動一定要失敗的」；還指出反日鬥爭必須與推翻國民黨統治相結合：「中國的命運取決於中國民眾之解放的鬥爭。為能自由地做民族解放的鬥爭必須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的軍事專政。」為此，向學生貢獻三點意見：一是「各校組織真正代表群眾革命意誌的學生會，並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以統一指揮」；二是「鬥爭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三是「把你們的運動與工農大眾結合起來」。最後提出15條口號，除「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和「第四國際萬歲」，表示托派特色外，還有一條即「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與中共正在醞釀的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開始發生對抗。陳獨秀初期也是這個立場。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陳獨秀在與劉仁靜、彭述之、史朝生等青年托派爭論的同時，還在多篇文章批判商吉士（即尹寬）把「國民會議」的民主口號與奪取政權的「蘇維埃」口號對立的思想。尹寬也有上述「萬言書」應戰的表示。所以，「學文」文章，很可能是陳獨秀之作。還因為當時能批判尹寬者，除了已經入獄的史朝生等的「托派中央」外，隻有陳獨秀一人。
王文元以筆名「連根」立即撰文《論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69]，反駁「孔甲」和「學文」的觀點，指出對孔甲同誌《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一文的某些觀點「我都同意」，「不過關於民主主義的一般見解，尤其是學文同誌文章中所發揮的，我總覺得太偏向於另一極端了。」他認為民主主義不是資產階級專利品，隻有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即資產階級會利用以為反對封建的武器，「無產階級在某種情形之下，也能用以反對資產階級。至於民主主義，就其政治的與經濟的含義（即議會製度的統治方式，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等）來說，卻仍不能不說是屬於資產階級的」。並強調說：「托同誌說：『少數的共產主義者，固然在現在已經知道了普選權是資產階級形式之一，隻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把資產階級統治消滅……』這句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陳獨秀看後，又以「孔甲」筆名發表《關於民主主義的幾點根本思想》[70]，進一步明確自己的思想，並批駁王的觀點。
王文元繼又寫了《幾點補充》，再次駁斥陳獨秀，指出「由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橋樑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專政，一方麵粉碎了舊的民主主義的國家，即資產階級的國家；另一方麵建立勞苦人民的民主，即蘇維埃國家。
王文元的這些「老生常談」，更顯出陳獨秀的見解不同凡響，並促使陳獨秀在晚年把這個爭論繼續下去，發表了一係列更加尖銳的觀點。
在以上關於民主的理論層麵上，陳獨秀與托派開始分裂外，在政治層麵，即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也醞釀著分離。由於當時發生日本侵略關內的「華北事件」，全國反日運動又趨高潮。托派中央多少改變了以前陳其昌臨委的保守做法，較積極地參加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來。特別是這年冬天發生的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北平學生為中心的反對日本侵略華北的「一二·九」運動，席捲全國時，華北的不少托派學生也參加了南下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日的請願。此外，他們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名義，散發了大量傳單，提出他們的主張。他們能夠有條件進行鉛印，是因為他們設法奪取了原伊羅生主持《中國論壇》用的印刷機。據王文元說：新領導機關成立後，「第一件工作是建立一個自己的印刷工場。伊羅生本來留下一架小印刷機給組織的，但在史朝生等當權時出賣了，換來的一筆錢，也當作工作經費花去了。」那時他們沒有能力買機器，就憑幾個印刷工人的智慧，製作了最原始的「木架鉛印機」，僅買一些鉛字來，就能夠印出兩種顏色的漂亮報紙來，以致魯迅見了誤會托派是拿了日本人的「骯髒的錢」來辦報的。從此，中國托派組織擺脫了「油印時代」，進入了「鉛印時代」。為了維持這個「印刷工場」，還發生過一個小插曲：這個工場起先由兩個工人管理，後來一個姓粟的叛變了，企圖霸為己有，對組織實行要挾。於是，臨委來了一次突然襲擊：李福仁化裝成租界裏巡捕房的「三道頭」，邵魯與另一個同誌扮成「包打聽」，直入粟寓，將木架鉛印機搶出。[71]
有了這架鉛印機，托派的宣傳效果大大地提高了。在一張1935年12月22日以他們散發的《告革命學生書》[72]中，在總結了五四與五卅運動的經驗後，他們向學生提出了「到民間去」的口號，「從事群眾的革命運動，做工人和貧農的訓練員」（這個口號與當時中共口號完全一致），並明確指出：「你們的運動隻是群眾的革命運動之發動，如果不把你們的運動與工農大眾結合起來成為一種真正群眾的革命運動，那你們的運動一定要失敗的」；還指出反日鬥爭必須與推翻國民黨統治相結合：「中國的命運取決於中國民眾之解放的鬥爭。為能自由地做民族解放的鬥爭必須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的軍事專政。」為此，向學生貢獻三點意見：一是「各校組織真正代表群眾革命意誌的學生會，並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以統一指揮」；二是「鬥爭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三是「把你們的運動與工農大眾結合起來」。最後提出15條口號，除「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和「第四國際萬歲」，表示托派特色外，還有一條即「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與中共正在醞釀的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開始發生對抗。陳獨秀初期也是這個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