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這次溝通，以及伊羅生與托洛茨基見麵後，托氏與李福仁及中國托派重新建立了緊密聯繫，李福仁與中國托派的關係得到了改善，對今後工作的進行取得了一致的意見。王文元決心推動恢復組織的工作，他回憶說：「不久，從一次上海現有同誌的代表會議上，推出了一個臨時中央委員會，其中包括陳其昌、尹寬、蔣振東、李福仁和我。此時獨秀方麵，因得其昌、趙濟和我的不斷解釋，總算對『毛子』的合作也諒解了。」[62]
王文元的回憶，與1980年解密的托洛次基檔案中發現的一份會議記錄有點出入。這份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臨時委員會會議記錄》[63]的檔案表明：這次會議召開於1935年12月3日晚，出席者除上述當選的中央委員外，還有原臨委成員賀希、邵魯。
因為這年8月伊羅生向托派臨時國際和托洛茨基匯報時，曾按照史朝生中央決定，推薦列爾士（劉仁靜）、史朝生二人參加即將成立的第四國際領導機構「總理事會」，由於托氏堅持陳獨秀參加，變成了三人。但是，現在劉、史二人已經被捕，又傳來了劉已經向國民黨自首，進入了「反省院」，而史朝生又是大家痛恨的人物，於是，會議著重討論了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問題，兩派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李福仁指出，托洛茨基雖然知道陳獨秀與中國托派其他同誌之間存在種種分歧，但「仍然堅持提名陳獨秀」。尹寬堅決反對地說：「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假如我們考慮選他基於他的威望和影響力，我們就歡迎他做候選人……但是我們應當討論他的政治意見，判定他是否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陳其昌說：「中國同誌中沒有一個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要把這兩個問題分開，第一個問題：我們能否選陳獨秀同誌進總理事會。第二個問題：陳獨秀是否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現在我們應當隻討論第一個問題。」
蔣振東說：「陳獨秀的政治意見不能代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因此聯繫到他夠不夠當代表。兩個問題一定得合起來討論。」
李福仁指出：「創建第四國際的任務，不止包括布—列派，應該包括所有那些見到第二和第三國際破產而需要第四國際的人們……現在的目的是聯合所有贊成建立第四際的革命派到一個組織裏來。」他正式提議：本組織贊成托洛茨基的提議，即陳獨秀由國際書記處提名參加第四國際總理事會。
尹寬提出：我們接受託洛茨基的提議，同時我們告訴托洛茨基：我們（中國布—列派）不承認陳獨秀的政治領導。
陳其昌說：「我們接受託洛茨基提議陳獨秀作為總理事會候選，不管陳獨秀與我們政治上有多少分歧。我們必須僅僅從第四國際的大原則來考慮這個建議。」
李福仁說，我們還不能說我們不接受陳獨秀的政治領導，我們立場的方案尚未做出。這決議案隻能簡單地贊成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的提名，無任何保留。我們不希望為了未來的工作先疏遠陳獨秀。接受建議不需要加上什麽保留。
雙方爭執不下，最後投票表決，四票贊成，三票反對，通過決議案：「我們贊成托洛茨基的提議，提名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
但尹寬還是保留說：「如果委員會舉行投票，那得讓全體同誌們批準。」
然後，會議正式選舉了新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李福仁為書記兼司庫；宣委王凡西（負責出版理論機關報《火花》），另出一份政治機關報《鬥爭》（周報），主編為陳其昌；組織委員尹寬。
尹寬為什麽說「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強烈反對陳參加第四國際的總理事會呢？因為尹寬以前曾反對陳獨秀1933年9月為托派起草的綱領，而在史朝生中央被破獲後，1935年7月10日，陳獨秀在獄中為即將成立新的托派中央機構起草了一份綱領式的文件《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決議草案》，再次表示他對獄外托派組織的關切和企圖遙控，但遭到了尹寬的強烈批判。
尹寬寫了約一萬五千字的長文章《評雪衣的〈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決議草案〉》[64]和兩封《給雪衣的信》[65]，痛加批判。
文章開宗明義地說：陳獨秀的草案「代表史大林派的極左主義之另一極端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是又一頂新帽子，而且這個給他戴帽子的人，是與陳獨秀一起經過大革命、轉向托派、被黨開除、促使托派由小組織走向統一的老戰友、老下級。對於陳獨秀來說，自然是刺激很大的。
文章總的觀點是認為，陳獨秀「右派接受無產階級獨裁的口號，但在實行上放棄這個口號即把它送到渺茫的將來，目前隻是籠統的民主運動或國民會議運動。他們從反對直接奪取政權上，根本取消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從反對直接革命形勢上根本取消了革命發展的一切可能的條件」。
從直到今天的中國歷史來看，把無產階級獨裁「送到渺茫的將來」，是何等的英明見解。
陳獨秀的許多政治主張，多從實際出發，較少考慮將來，將來到來時，他又會拿出新的對策來。但是尹寬卻指責說：「在我們，蘇維埃是目的，國民會議是鬥爭的策略和方法。但右派的愚蠢是把策略和方法當作根本路線，把國民會議本身當作唯一可寶貴的東西。」他甚至還說陳獨秀「專門擴大反動的局勢」，完全抹殺革命發展可能的條件，因而「根本取消了革命的鬥爭，隻剩下空洞的『民主的國民會議』」。
王文元的回憶，與1980年解密的托洛次基檔案中發現的一份會議記錄有點出入。這份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臨時委員會會議記錄》[63]的檔案表明：這次會議召開於1935年12月3日晚，出席者除上述當選的中央委員外，還有原臨委成員賀希、邵魯。
因為這年8月伊羅生向托派臨時國際和托洛茨基匯報時，曾按照史朝生中央決定，推薦列爾士（劉仁靜）、史朝生二人參加即將成立的第四國際領導機構「總理事會」，由於托氏堅持陳獨秀參加，變成了三人。但是，現在劉、史二人已經被捕，又傳來了劉已經向國民黨自首，進入了「反省院」，而史朝生又是大家痛恨的人物，於是，會議著重討論了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問題，兩派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李福仁指出，托洛茨基雖然知道陳獨秀與中國托派其他同誌之間存在種種分歧，但「仍然堅持提名陳獨秀」。尹寬堅決反對地說：「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假如我們考慮選他基於他的威望和影響力，我們就歡迎他做候選人……但是我們應當討論他的政治意見，判定他是否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陳其昌說：「中國同誌中沒有一個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要把這兩個問題分開，第一個問題：我們能否選陳獨秀同誌進總理事會。第二個問題：陳獨秀是否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現在我們應當隻討論第一個問題。」
蔣振東說：「陳獨秀的政治意見不能代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因此聯繫到他夠不夠當代表。兩個問題一定得合起來討論。」
李福仁指出：「創建第四國際的任務，不止包括布—列派，應該包括所有那些見到第二和第三國際破產而需要第四國際的人們……現在的目的是聯合所有贊成建立第四際的革命派到一個組織裏來。」他正式提議：本組織贊成托洛茨基的提議，即陳獨秀由國際書記處提名參加第四國際總理事會。
尹寬提出：我們接受託洛茨基的提議，同時我們告訴托洛茨基：我們（中國布—列派）不承認陳獨秀的政治領導。
陳其昌說：「我們接受託洛茨基提議陳獨秀作為總理事會候選，不管陳獨秀與我們政治上有多少分歧。我們必須僅僅從第四國際的大原則來考慮這個建議。」
李福仁說，我們還不能說我們不接受陳獨秀的政治領導，我們立場的方案尚未做出。這決議案隻能簡單地贊成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的提名，無任何保留。我們不希望為了未來的工作先疏遠陳獨秀。接受建議不需要加上什麽保留。
雙方爭執不下，最後投票表決，四票贊成，三票反對，通過決議案：「我們贊成托洛茨基的提議，提名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
但尹寬還是保留說：「如果委員會舉行投票，那得讓全體同誌們批準。」
然後，會議正式選舉了新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李福仁為書記兼司庫；宣委王凡西（負責出版理論機關報《火花》），另出一份政治機關報《鬥爭》（周報），主編為陳其昌；組織委員尹寬。
尹寬為什麽說「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強烈反對陳參加第四國際的總理事會呢？因為尹寬以前曾反對陳獨秀1933年9月為托派起草的綱領，而在史朝生中央被破獲後，1935年7月10日，陳獨秀在獄中為即將成立新的托派中央機構起草了一份綱領式的文件《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決議草案》，再次表示他對獄外托派組織的關切和企圖遙控，但遭到了尹寬的強烈批判。
尹寬寫了約一萬五千字的長文章《評雪衣的〈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決議草案〉》[64]和兩封《給雪衣的信》[65]，痛加批判。
文章開宗明義地說：陳獨秀的草案「代表史大林派的極左主義之另一極端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是又一頂新帽子，而且這個給他戴帽子的人，是與陳獨秀一起經過大革命、轉向托派、被黨開除、促使托派由小組織走向統一的老戰友、老下級。對於陳獨秀來說，自然是刺激很大的。
文章總的觀點是認為，陳獨秀「右派接受無產階級獨裁的口號，但在實行上放棄這個口號即把它送到渺茫的將來，目前隻是籠統的民主運動或國民會議運動。他們從反對直接奪取政權上，根本取消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從反對直接革命形勢上根本取消了革命發展的一切可能的條件」。
從直到今天的中國歷史來看，把無產階級獨裁「送到渺茫的將來」，是何等的英明見解。
陳獨秀的許多政治主張，多從實際出發，較少考慮將來，將來到來時，他又會拿出新的對策來。但是尹寬卻指責說：「在我們，蘇維埃是目的，國民會議是鬥爭的策略和方法。但右派的愚蠢是把策略和方法當作根本路線，把國民會議本身當作唯一可寶貴的東西。」他甚至還說陳獨秀「專門擴大反動的局勢」，完全抹殺革命發展可能的條件，因而「根本取消了革命的鬥爭，隻剩下空洞的『民主的國民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