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裏的共產黨組織多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摧毀的情況下，托派卻如此大膽地行動，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實際上，當時托派的動向已經被特務所掌握，正如伊羅生向托洛茨基匯報提綱中所說：國民黨特務曾向劉仁靜表示：他們「幾時要他來」，便幾時可以捉他。劉仁靜如此，實際上整個托派的處境也是如此。伊羅生在托派新中央成立後，認為中國托派工作走上了正軌，於是雇用劉仁靜當翻譯，一起去北平，搜集資料，以便寫一部真實的《中國大革命史》。當時劉仁靜化名為柳鑒明，每天到北平東城大羊宜賓胡同一號伊羅生的住處收集各種報紙上關於政治、經濟、農村共產黨和國民黨等新聞，譯出供伊羅生使用，重要的還做成剪報資料。但是，1935年3月22日早晨，劉仁靜攜妻陸慎之及兩個幼兒回湖北應城縣原籍省親，他們到前門火車站時，警探也隨之而來，搜查行李時，劉仁靜「表示出惶恐緊張。因為非常緊張，竟致將一些可以入罪的文件帶在身邊」。這裏說「可以入罪的文件」，就是托派內部關於「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刊物、傳單和如何「推翻」的討論集。警探於是認為抓到了共產黨，把劉仁靜一家人帶到局裏審問，後移送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拘押。國民黨北平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得訊如獲至寶，立即持公函把劉仁靜調到該會審理。函稱：「貴院寄押共犯柳鑒明。在偵查期間經敝會提出詢問線索關係，傾奉中央電令為柳鑒明即共產黨托派領袖劉仁靜，案情重大，著敝會負責押解送京辦理。」[56]「詢問」結果，果然是「共犯」，於是，劉仁靜夫婦先被轉送北平市公安局，5月8日，國民黨市黨部從公安局直解南京。[57]
劉仁靜在與陳獨秀爭論時，本來就認為隻有經濟復興後才有條件搞革命，後來因受了陳獨秀的多次批評和譏諷及青年托派極左派的壓力，才勉強放棄自己的觀點。在他看來，被捕事件的發生，再次證明了自己原來的觀點是正確的，於是就動搖起來。在國民黨訓政人員的開導下，重拾中國現在應該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不宜進行革命活動的觀點，國民黨優待他，將其轉入南京反省院，他用自己的理論知識，在反省院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做其他犯人的「開導」工作，出院後，投奔原「我們的話」托派骨幹梁幹喬主持的訓練班，該訓練班由胡宗南部所辦，專門從事反共宣傳並對投奔延安的青年進行「政訓」。
劉仁靜在北平被捕，四個星期以後，在上海的托派組織，由於一個混進水電工人托派組織的國民黨特務告發，史朝生等四名常委在一次開會時，被一網打盡。[58]
托派中有人說兩個外國人李福仁和伊羅生也同時被捕，因為他們的「洋人」身份，打了一頓後放了。筆者曾把這個情況寫進由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出版的《中國托派史》。現在看來有誤。新發現的伊羅生向托派國際提出的《備忘錄》中說：「g同誌（即李福仁）與警方之間也發生了一點糾葛，警方早知道他和我們組織有關係，不過直至目前（即1935年8月）為止，他們不曾對他採取任何行動。」伊羅生在北平的活動由於劉仁靜的被捕，北平警察多次上門盤查，現在北京檔案館裏，存有多件盤查記錄，但沒有逮捕的記錄。一是伊羅生持有美國護照，中國政府不敢輕易冒犯，二是可能聽信了劉仁靜的口供：「伊羅生當日曾輔助共產黨工作，出刊《中國論壇》，現在已早與共產黨脫離關係……現在的思想及其論述對各共產黨之工作情形不當之點，均有批評，故其現在隻可雲同情共產主義竟不滿意於國民黨，在客觀地作一學識（術）上之探討。」[59]他不久離華，回國寫了一本《中國革命的悲劇》，因為他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托洛茨基的具體幫助、指導、審閱和修改，所以這是一本貫徹托洛茨基思想的中國大革命史，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披露了中國大革命史的許多內幕。所以此著一時成為轟動世界的暢銷書，尤其為反蘇的西方國家所歡迎，也是中國托派竭力推崇的一部經典著作。
中國托派再次受此重大打擊，使新中央重振組織的一係列計劃和努力，又付之東流，組織又陷於一片混亂之中。李福仁想找到陳其昌他們，問問他們至少為了恢復一些實際工作（出版《火花》等），是否願意合作。但是，李的思想很奇怪：等找到陳其昌時，李「對他聲明：這是為了共同工作把組織搞活；但在政治問題上，他（陳其昌）的被開除仍舊有效」。[60]這哪是什麽合作，簡直是侮辱。於是，自然不歡而散。
幸虧這年夏天，王文元在鄉下養病後又回到上海。他看到「此時劉仁靜劉家良們合演的悲喜劇已經收場。易洛生走了。李福仁還在。領導機關根本沒有，那時全上海大約隻有二十餘個反對派同誌。大家覺得非重新組織不可」。[61]而陳獨秀受了這次打擊一點也不消極，把這次事件視為重振托派的好機會。王文元繼續說：「獄中的獨秀對組織很關心，他寫信出來，主張由陳其昌、趙濟和我，暫時成立一個三人委員會，著手整理工作。」李福仁也從這次事件中吸取了教訓，似乎了解到一些中國國情和鬥爭的特點，主動與陳其昌及尹寬和解，經常與他們見麵，也盼望組織能夠盡快恢復，彌補過去冒失造成的損失。但是，開始時，陳其昌因受了太重的打擊，不太願意出山。陳獨秀則撫摸著「老毛子」史達林及其來華代表們強加的傷痛，對「毛子」外國人李福仁在這次事件中的惡劣作用更加不可原諒，甚至「萬分厭惡」，「接連寫出信來，力阻我們再和『毛子』合作。」王文元了解這種情況後，與李福仁推心置腹地談了一次話。王文元發現：「這是一位很忠厚老實的同誌，絕非官僚，亦非冒險之徒。他隻是一心要想參加工作，希望趁他在華之機，能給組織以多少幫助。可惜的是，過去他的熱心卻讓劉仁靜的野心給利用了，以致未能成事，抑且敗事。」通過這次談話，中國托派還弄清了李福仁的真實身份，即並不是劉仁靜等一向所說的「國際代表」，隻是一個國際朋友。李向王鄭重聲明，他隻因職業關係來中國，因為是托派一分子，就要找組織參加，他從不曾向誰說過他是什麽「國際代表」。所以，他得知劉仁靜等一向把他說成「國際代表」，抬在肩上，在中國同誌中招搖撞騙，「非常氣憤」。
劉仁靜在與陳獨秀爭論時，本來就認為隻有經濟復興後才有條件搞革命，後來因受了陳獨秀的多次批評和譏諷及青年托派極左派的壓力，才勉強放棄自己的觀點。在他看來，被捕事件的發生，再次證明了自己原來的觀點是正確的，於是就動搖起來。在國民黨訓政人員的開導下，重拾中國現在應該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不宜進行革命活動的觀點，國民黨優待他，將其轉入南京反省院，他用自己的理論知識，在反省院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做其他犯人的「開導」工作，出院後，投奔原「我們的話」托派骨幹梁幹喬主持的訓練班，該訓練班由胡宗南部所辦，專門從事反共宣傳並對投奔延安的青年進行「政訓」。
劉仁靜在北平被捕，四個星期以後，在上海的托派組織，由於一個混進水電工人托派組織的國民黨特務告發，史朝生等四名常委在一次開會時，被一網打盡。[58]
托派中有人說兩個外國人李福仁和伊羅生也同時被捕，因為他們的「洋人」身份，打了一頓後放了。筆者曾把這個情況寫進由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出版的《中國托派史》。現在看來有誤。新發現的伊羅生向托派國際提出的《備忘錄》中說：「g同誌（即李福仁）與警方之間也發生了一點糾葛，警方早知道他和我們組織有關係，不過直至目前（即1935年8月）為止，他們不曾對他採取任何行動。」伊羅生在北平的活動由於劉仁靜的被捕，北平警察多次上門盤查，現在北京檔案館裏，存有多件盤查記錄，但沒有逮捕的記錄。一是伊羅生持有美國護照，中國政府不敢輕易冒犯，二是可能聽信了劉仁靜的口供：「伊羅生當日曾輔助共產黨工作，出刊《中國論壇》，現在已早與共產黨脫離關係……現在的思想及其論述對各共產黨之工作情形不當之點，均有批評，故其現在隻可雲同情共產主義竟不滿意於國民黨，在客觀地作一學識（術）上之探討。」[59]他不久離華，回國寫了一本《中國革命的悲劇》，因為他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托洛茨基的具體幫助、指導、審閱和修改，所以這是一本貫徹托洛茨基思想的中國大革命史，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披露了中國大革命史的許多內幕。所以此著一時成為轟動世界的暢銷書，尤其為反蘇的西方國家所歡迎，也是中國托派竭力推崇的一部經典著作。
中國托派再次受此重大打擊，使新中央重振組織的一係列計劃和努力，又付之東流，組織又陷於一片混亂之中。李福仁想找到陳其昌他們，問問他們至少為了恢復一些實際工作（出版《火花》等），是否願意合作。但是，李的思想很奇怪：等找到陳其昌時，李「對他聲明：這是為了共同工作把組織搞活；但在政治問題上，他（陳其昌）的被開除仍舊有效」。[60]這哪是什麽合作，簡直是侮辱。於是，自然不歡而散。
幸虧這年夏天，王文元在鄉下養病後又回到上海。他看到「此時劉仁靜劉家良們合演的悲喜劇已經收場。易洛生走了。李福仁還在。領導機關根本沒有，那時全上海大約隻有二十餘個反對派同誌。大家覺得非重新組織不可」。[61]而陳獨秀受了這次打擊一點也不消極，把這次事件視為重振托派的好機會。王文元繼續說：「獄中的獨秀對組織很關心，他寫信出來，主張由陳其昌、趙濟和我，暫時成立一個三人委員會，著手整理工作。」李福仁也從這次事件中吸取了教訓，似乎了解到一些中國國情和鬥爭的特點，主動與陳其昌及尹寬和解，經常與他們見麵，也盼望組織能夠盡快恢復，彌補過去冒失造成的損失。但是，開始時，陳其昌因受了太重的打擊，不太願意出山。陳獨秀則撫摸著「老毛子」史達林及其來華代表們強加的傷痛，對「毛子」外國人李福仁在這次事件中的惡劣作用更加不可原諒，甚至「萬分厭惡」，「接連寫出信來，力阻我們再和『毛子』合作。」王文元了解這種情況後，與李福仁推心置腹地談了一次話。王文元發現：「這是一位很忠厚老實的同誌，絕非官僚，亦非冒險之徒。他隻是一心要想參加工作，希望趁他在華之機，能給組織以多少幫助。可惜的是，過去他的熱心卻讓劉仁靜的野心給利用了，以致未能成事，抑且敗事。」通過這次談話，中國托派還弄清了李福仁的真實身份，即並不是劉仁靜等一向所說的「國際代表」，隻是一個國際朋友。李向王鄭重聲明，他隻因職業關係來中國，因為是托派一分子，就要找組織參加，他從不曾向誰說過他是什麽「國際代表」。所以，他得知劉仁靜等一向把他說成「國際代表」，抬在肩上，在中國同誌中招搖撞騙，「非常氣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