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底，第一屆托派中央五常委之一的王文元出獄到上海，了解此情況後，也致函劉家良、史朝生新中央，呼籲「在目前中國這樣黑色的氛圍中，我們這點點快等於零的力量，應該要相當加以珍惜的」；與陳獨秀的意見不謀而合，提議將不同意見提交全體討論，大會解決，特別是「請國際解決」；在解決前，「不要進行組織分裂和製裁」[51]。
但是，被極左思潮沖昏了頭腦的新中央，根本聽不進陳獨秀的逆耳忠言，王文元的意見自然也不被理睬，而且在開除陳其昌、尹寬的決定中稱，如果陳獨秀不檢討「聯合戰線」等「重大的機會主義錯誤」，也要開除。據王文元回憶陳獨秀當時的確是被「開除」了：史朝生、劉家良、王耀華、扈煥之與李福仁「組織了一個臨時領導機關，在理論上，這幾位新出山的青年領袖受著劉仁靜的指導，所以他們一經登台，立刻就來清算監獄中的陳獨秀，把他早已由托洛茨基為之刷清的什麽『機會主義』、『侮辱紅軍』……舊罪名，統統搬將出來，加以鞭笞，而且還通過決議，列舉罪狀，要南京監獄裏的『老頭子』承認，否則『開除』。陳其昌和當時剛出獄的尹寬等，見了此種狂妄可笑的行為，竭力反對，史朝生和劉家良等便將他們也一併『開除』了」。[52]
但是後來，王文元在美國哈佛大學遵照托洛茨基遺囑開放的托氏檔案中，發現一份《勞勃茨同誌（即伊羅生——引者）向國際書記處提出的備忘錄（有關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現狀的口頭報告——限於事實方麵）》。這個備忘錄寫於1935年8月3日於巴黎，王當即將其翻譯出來。其中有關陳獨秀被「開除」部分，與王的回憶有出入：「去年，陳獨秀在他讀過托洛茨基同誌《蘇聯與第四國際》那本小冊子之後，否定了蘇維埃國際的無產階級性質，這是陳獨秀同誌所做的許多事情的最後一件，表示出他基本上與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毫無共同之點了。他的關於資產階級和關於紅軍的立場，他對組織事項的態度以及他對蘇聯的意見，這一切加在一起，充分表明出：在政治上，陳獨秀正如美國的俗語所說，是『wa射d out』（完蛋）了。他是精疲力竭，已經完場大吉。他是一位具有大勇與極度忠實的同誌，作為戰後中國年輕一代的領導人，他將被人民永遠紀念的；但是，他始終保存著當年幫助中共扼殺中國革命的那些思想而不能自拔，今天他是落在我們後麵了。去年，組織開除了陳其昌及其一夥之後，新的中央委員會給陳獨秀寫了一封相當長的信，說明他與目前的組織之間存在著的鴻溝。那封信幹脆對他宣布：除非他徹底改變立場，我們的組織與他之間不可能再保持任何關係。這封信始終不曾交到陳獨秀手中，因為當時原擬前去送信的人始終不曾去成。以後也再沒有機會，跟著不久，便發生了（二次）被捕事件（即新的中央又被破獲——引者）。」[53]
與上述根據當時托派的油印刊物（文件）所敘述的歷史比對，伊羅生備忘錄敘述的情況是符合事實的。就是說，新中央對陳獨秀的「開除」，來不及像對陳其昌、尹寬那樣做出決定並執行，所以說陳獨秀這一次是差一點被托派組織所開除。而且，備忘錄提供了另一個重要線索——陳獨秀晚年思想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陳獨秀原來隻是反對「保衛蘇聯」或「擁護蘇聯」這個口號，從1934年讀了托氏的《蘇聯與第四國際》小冊子後，認定蘇聯不再是「工人國家」，這是他晚年思想的一大轉變，由此將得出一係列重大的論斷，從而形成他的特殊的「晚年思想」，呈現出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思想光輝。
托洛茨基也不同意「開除」陳獨秀
還需指出的是，「聯合戰線」之所以成為陳獨秀與青年托派爭論和決裂的根本問題，是由於托洛茨基對大革命失敗教訓的總結，引起了太多不同的解讀。托洛茨基一再譴責第一次大革命中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方式，即一黨服從另一黨的綱領，並混合組織，受其領導和宰割，是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聯合戰線」。對此，陳獨秀、陳其昌等人認為，如果兩黨獨立，在某個問題上「共同行動」的聯合戰線，並不違反托洛茨基主義；但是，正如陳獨秀所說，劉仁靜及許多托派成員，從托氏的話「走向另一極端」，否定與資產階級左派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集團有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或「共同行動」。
如上述，伊羅生在給托派國際的《備忘錄》同時，還提供了列爾士（劉仁靜）寫的《五年來中國的左派反對派》報告，伊羅生在備忘錄中敘述了1935年1月13日的「上海支部代表會議」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的情況稱：「新的中央委員會立即行動起來……情緒高漲，因為終於擺脫了那件與資產階級結成聯合戰線的累贅的行李了。可見，伊羅生與劉仁靜及史朝生等托派青年極左派一樣，把托派的一切失敗、停滯和軟弱，都歸結於陳獨秀的『聯合戰線』觀」。
為此，新中央開除了陳其昌、尹寬；「陳獨秀寫了一封怒氣沖沖的信給上海的人，斥責那次代表會議」，並對開除陳、尹二人「表示非常憤怒」；「並且他做得如此過分：竟提出一張自己假定的名單，要大家接受作為新的中央委員會。他提的新名單包括組織內所有敵對的人，一種無法成立的雜湊。」
但是，被極左思潮沖昏了頭腦的新中央，根本聽不進陳獨秀的逆耳忠言，王文元的意見自然也不被理睬，而且在開除陳其昌、尹寬的決定中稱，如果陳獨秀不檢討「聯合戰線」等「重大的機會主義錯誤」，也要開除。據王文元回憶陳獨秀當時的確是被「開除」了：史朝生、劉家良、王耀華、扈煥之與李福仁「組織了一個臨時領導機關，在理論上，這幾位新出山的青年領袖受著劉仁靜的指導，所以他們一經登台，立刻就來清算監獄中的陳獨秀，把他早已由托洛茨基為之刷清的什麽『機會主義』、『侮辱紅軍』……舊罪名，統統搬將出來，加以鞭笞，而且還通過決議，列舉罪狀，要南京監獄裏的『老頭子』承認，否則『開除』。陳其昌和當時剛出獄的尹寬等，見了此種狂妄可笑的行為，竭力反對，史朝生和劉家良等便將他們也一併『開除』了」。[52]
但是後來，王文元在美國哈佛大學遵照托洛茨基遺囑開放的托氏檔案中，發現一份《勞勃茨同誌（即伊羅生——引者）向國際書記處提出的備忘錄（有關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現狀的口頭報告——限於事實方麵）》。這個備忘錄寫於1935年8月3日於巴黎，王當即將其翻譯出來。其中有關陳獨秀被「開除」部分，與王的回憶有出入：「去年，陳獨秀在他讀過托洛茨基同誌《蘇聯與第四國際》那本小冊子之後，否定了蘇維埃國際的無產階級性質，這是陳獨秀同誌所做的許多事情的最後一件，表示出他基本上與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毫無共同之點了。他的關於資產階級和關於紅軍的立場，他對組織事項的態度以及他對蘇聯的意見，這一切加在一起，充分表明出：在政治上，陳獨秀正如美國的俗語所說，是『wa射d out』（完蛋）了。他是精疲力竭，已經完場大吉。他是一位具有大勇與極度忠實的同誌，作為戰後中國年輕一代的領導人，他將被人民永遠紀念的；但是，他始終保存著當年幫助中共扼殺中國革命的那些思想而不能自拔，今天他是落在我們後麵了。去年，組織開除了陳其昌及其一夥之後，新的中央委員會給陳獨秀寫了一封相當長的信，說明他與目前的組織之間存在著的鴻溝。那封信幹脆對他宣布：除非他徹底改變立場，我們的組織與他之間不可能再保持任何關係。這封信始終不曾交到陳獨秀手中，因為當時原擬前去送信的人始終不曾去成。以後也再沒有機會，跟著不久，便發生了（二次）被捕事件（即新的中央又被破獲——引者）。」[53]
與上述根據當時托派的油印刊物（文件）所敘述的歷史比對，伊羅生備忘錄敘述的情況是符合事實的。就是說，新中央對陳獨秀的「開除」，來不及像對陳其昌、尹寬那樣做出決定並執行，所以說陳獨秀這一次是差一點被托派組織所開除。而且，備忘錄提供了另一個重要線索——陳獨秀晚年思想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陳獨秀原來隻是反對「保衛蘇聯」或「擁護蘇聯」這個口號，從1934年讀了托氏的《蘇聯與第四國際》小冊子後，認定蘇聯不再是「工人國家」，這是他晚年思想的一大轉變，由此將得出一係列重大的論斷，從而形成他的特殊的「晚年思想」，呈現出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思想光輝。
托洛茨基也不同意「開除」陳獨秀
還需指出的是，「聯合戰線」之所以成為陳獨秀與青年托派爭論和決裂的根本問題，是由於托洛茨基對大革命失敗教訓的總結，引起了太多不同的解讀。托洛茨基一再譴責第一次大革命中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方式，即一黨服從另一黨的綱領，並混合組織，受其領導和宰割，是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聯合戰線」。對此，陳獨秀、陳其昌等人認為，如果兩黨獨立，在某個問題上「共同行動」的聯合戰線，並不違反托洛茨基主義；但是，正如陳獨秀所說，劉仁靜及許多托派成員，從托氏的話「走向另一極端」，否定與資產階級左派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集團有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或「共同行動」。
如上述，伊羅生在給托派國際的《備忘錄》同時，還提供了列爾士（劉仁靜）寫的《五年來中國的左派反對派》報告，伊羅生在備忘錄中敘述了1935年1月13日的「上海支部代表會議」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的情況稱：「新的中央委員會立即行動起來……情緒高漲，因為終於擺脫了那件與資產階級結成聯合戰線的累贅的行李了。可見，伊羅生與劉仁靜及史朝生等托派青年極左派一樣，把托派的一切失敗、停滯和軟弱，都歸結於陳獨秀的『聯合戰線』觀」。
為此，新中央開除了陳其昌、尹寬；「陳獨秀寫了一封怒氣沖沖的信給上海的人，斥責那次代表會議」，並對開除陳、尹二人「表示非常憤怒」；「並且他做得如此過分：竟提出一張自己假定的名單，要大家接受作為新的中央委員會。他提的新名單包括組織內所有敵對的人，一種無法成立的雜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