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昌則發表聲明，說史朝生們造謠，他們主要以「聯合戰線」問題為藉口，綁架臨委，藉以打擊與他們意見不同的同誌。
通告為什麽還要開除尹寬呢？因為，「中委認為經過同誌們多次口頭的和文字的說服以後，他仍保留……在『抗日，反戰，反軍閥或援助農民暴動等一般民主任務綱領底下建立聯合戰線』，合辦《中國論壇》式的機會主義報紙，及成立『國民黨』式的『大同盟』，因此，本決定取消他的黨籍。」
通告還批評了原中央委員趙濟、朱崇文、賀希、孫後之、秦鑒、江振東、念茲和陳亮，指出他們或同情陳獨秀、陳其昌的路線，或表麵上同意新中央的路線，私下又同情陳其昌等，「中委不過藉口政治問題，排除異己」等，「現在首先撤銷其中央委員的資格」。
而劉仁靜則由於公開放棄眾所反對的「經濟復興論」得到了史朝生派的歡迎。劉的聲明說：「我已決定放棄過去所說經過民主鬥爭以實現經濟復興的前途。因為這個前途是最不可能了……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愈見衰弱，自動的經濟復興愈少可能」；「因為在國際方麵還有許多有利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因素……革命也會隨著爆發戰爭（假如不是革命）必然鬆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束縛而有利於革命運動。」[48]
可見，他們開除陳其昌、尹寬的主要理由是一樣的，就是陳獨秀在「一·二八」和福建事變中提出的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共同行動）的思想。因此，這個開除陳其昌、尹寬的通告，對於陳獨秀來說，卻是「殺雞給猴看」，即要陳獨秀「表示最後態度」。
陳其昌為此特意趕到南京，向陳獨秀匯報了這一嚴重事件。陳獨秀聽後立即寫信給陳其昌、尹寬、史朝生等人：「一切不樂觀的現象殊令我不安！一月二日所發臨委通告內提的聯合戰線問題並且說到我的意見，後一半都非我的意見，而亦混合一起，這是什麽用意呢？這一問題及其他問題，都急需召集全國性的代表大會解決，不宜草率決定，尤不可由少數人搗亂後，盜用組織威權來解決，尤不可採用開除人這種滑稽手段。我們學史大林不可學得這樣快！你們兩方麵都不應該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發起分裂運動，一切候代大及國際解決。……大家的不同意見，應公開的辯論，切勿希圖利用組織威權來鉗製異己，像這樣破壞組織的行動是不能容許的！」這就徹底否定了史朝生們策劃的「上海代表大會」及其決議的合法性，並且表明他所主張的「代表大會」與史朝生的「代表大會」是兩回事。
鑑於深切痛感大革命失敗於俄國人和共產國際的幹涉，陳獨秀特別痛恨李福仁的插手，指出：「外國同誌倘在中國鼓動分裂運動，如果他算是國際代表，最後國際必須負責（望你們將我這句話明白告訴他！！！），分裂運動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兒戲的，特此提出警告！」[49]
陳獨秀的這封簡訊也激怒了史朝生們。他們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立即在25日給陳寫了一封長達9000字的類似文件性質的極其嚴厲的長信《中央委員會給雪衣同誌的信——關於表示政治立場及怎樣解決組織問題》。[50]
信的一開頭就危言聳聽地說：「現在我們的組織已到了極其嚴重的關頭，再不加以徹底改造，歷史將判我們是機會主義集團的一個支部。」並指陳獨秀的來信是「組織內部發生的機會主義思想簡直無形中是替資產階級說話，跑來腐化我們的同盟」。然後列數陳獨秀轉向托派以來的一係列「根本錯誤」，稱：「對你有些根本錯誤的意見，我們認為如不以自我批評的精神改正它，則許多機會主義的路線和分子將不斷的藉你的『權威』和借你的這些錯誤發展起來。結果我們從你這裏所得的豈不是大大不及我們所損失的嗎？」這就把陳獨秀說成是托派中「機會主義」的總根子了。接著詳細論述了他們認為的「五大錯誤」：無產階級可以和自由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政黨共同行動；蘇聯已不是工人國家；把南方的紅軍看作流寇土匪組織；在組織問題上不站在原則的立場，而是站在拉攏調和的中派主義立場等。
說陳獨秀的錯誤路線是「組織內一切機會主義思想和分子的發動機」，「你的這些意見，不斷的引起組織內部機會主義思想或分子的發生」，並列舉1932年陳其昌、趙濟等，1933年舊臨委劉伯莊、嚴靈峰等；1934年陳其昌、尹寬等的主張和行動，得出結論：「你的某些嚴重錯誤，無疑的起很大的影響。幾年來『反對派』可以說是在你的路線之下工作，但同樣的機會主義思想循環的發生，這樣我們還不應該探求其中的根本原因嗎？」
這封信最後威脅說：「上麵幾個重要問題請你明確的答覆我們。在你未決定最後態度以前，我們願和你繼續討論，並供給你一切材料。我們希望我們仍能在一個布爾什維克的（而非中派主義的）組織內一起工作。」
這是陳獨秀自從被中共開除，第四次受到的嚴厲攻擊，而且是有計劃、有步驟的精心策劃的攻擊。
然而，這五大錯誤，恰恰表明當時的陳獨秀思想雖然處在托洛茨基的極左思想體係中，但在這五大問題上，還是理性的，特別在聯合戰線、蘇聯性質問題上的見解是深刻麵富有遠見的；而且陳對兩派矛盾的處理基本上是公平的，認可了史朝生派對陳其昌工作作風上的批評。
通告為什麽還要開除尹寬呢？因為，「中委認為經過同誌們多次口頭的和文字的說服以後，他仍保留……在『抗日，反戰，反軍閥或援助農民暴動等一般民主任務綱領底下建立聯合戰線』，合辦《中國論壇》式的機會主義報紙，及成立『國民黨』式的『大同盟』，因此，本決定取消他的黨籍。」
通告還批評了原中央委員趙濟、朱崇文、賀希、孫後之、秦鑒、江振東、念茲和陳亮，指出他們或同情陳獨秀、陳其昌的路線，或表麵上同意新中央的路線，私下又同情陳其昌等，「中委不過藉口政治問題，排除異己」等，「現在首先撤銷其中央委員的資格」。
而劉仁靜則由於公開放棄眾所反對的「經濟復興論」得到了史朝生派的歡迎。劉的聲明說：「我已決定放棄過去所說經過民主鬥爭以實現經濟復興的前途。因為這個前途是最不可能了……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愈見衰弱，自動的經濟復興愈少可能」；「因為在國際方麵還有許多有利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因素……革命也會隨著爆發戰爭（假如不是革命）必然鬆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束縛而有利於革命運動。」[48]
可見，他們開除陳其昌、尹寬的主要理由是一樣的，就是陳獨秀在「一·二八」和福建事變中提出的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共同行動）的思想。因此，這個開除陳其昌、尹寬的通告，對於陳獨秀來說，卻是「殺雞給猴看」，即要陳獨秀「表示最後態度」。
陳其昌為此特意趕到南京，向陳獨秀匯報了這一嚴重事件。陳獨秀聽後立即寫信給陳其昌、尹寬、史朝生等人：「一切不樂觀的現象殊令我不安！一月二日所發臨委通告內提的聯合戰線問題並且說到我的意見，後一半都非我的意見，而亦混合一起，這是什麽用意呢？這一問題及其他問題，都急需召集全國性的代表大會解決，不宜草率決定，尤不可由少數人搗亂後，盜用組織威權來解決，尤不可採用開除人這種滑稽手段。我們學史大林不可學得這樣快！你們兩方麵都不應該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發起分裂運動，一切候代大及國際解決。……大家的不同意見，應公開的辯論，切勿希圖利用組織威權來鉗製異己，像這樣破壞組織的行動是不能容許的！」這就徹底否定了史朝生們策劃的「上海代表大會」及其決議的合法性，並且表明他所主張的「代表大會」與史朝生的「代表大會」是兩回事。
鑑於深切痛感大革命失敗於俄國人和共產國際的幹涉，陳獨秀特別痛恨李福仁的插手，指出：「外國同誌倘在中國鼓動分裂運動，如果他算是國際代表，最後國際必須負責（望你們將我這句話明白告訴他！！！），分裂運動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兒戲的，特此提出警告！」[49]
陳獨秀的這封簡訊也激怒了史朝生們。他們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立即在25日給陳寫了一封長達9000字的類似文件性質的極其嚴厲的長信《中央委員會給雪衣同誌的信——關於表示政治立場及怎樣解決組織問題》。[50]
信的一開頭就危言聳聽地說：「現在我們的組織已到了極其嚴重的關頭，再不加以徹底改造，歷史將判我們是機會主義集團的一個支部。」並指陳獨秀的來信是「組織內部發生的機會主義思想簡直無形中是替資產階級說話，跑來腐化我們的同盟」。然後列數陳獨秀轉向托派以來的一係列「根本錯誤」，稱：「對你有些根本錯誤的意見，我們認為如不以自我批評的精神改正它，則許多機會主義的路線和分子將不斷的藉你的『權威』和借你的這些錯誤發展起來。結果我們從你這裏所得的豈不是大大不及我們所損失的嗎？」這就把陳獨秀說成是托派中「機會主義」的總根子了。接著詳細論述了他們認為的「五大錯誤」：無產階級可以和自由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政黨共同行動；蘇聯已不是工人國家；把南方的紅軍看作流寇土匪組織；在組織問題上不站在原則的立場，而是站在拉攏調和的中派主義立場等。
說陳獨秀的錯誤路線是「組織內一切機會主義思想和分子的發動機」，「你的這些意見，不斷的引起組織內部機會主義思想或分子的發生」，並列舉1932年陳其昌、趙濟等，1933年舊臨委劉伯莊、嚴靈峰等；1934年陳其昌、尹寬等的主張和行動，得出結論：「你的某些嚴重錯誤，無疑的起很大的影響。幾年來『反對派』可以說是在你的路線之下工作，但同樣的機會主義思想循環的發生，這樣我們還不應該探求其中的根本原因嗎？」
這封信最後威脅說：「上麵幾個重要問題請你明確的答覆我們。在你未決定最後態度以前，我們願和你繼續討論，並供給你一切材料。我們希望我們仍能在一個布爾什維克的（而非中派主義的）組織內一起工作。」
這是陳獨秀自從被中共開除，第四次受到的嚴厲攻擊，而且是有計劃、有步驟的精心策劃的攻擊。
然而，這五大錯誤，恰恰表明當時的陳獨秀思想雖然處在托洛茨基的極左思想體係中，但在這五大問題上，還是理性的，特別在聯合戰線、蘇聯性質問題上的見解是深刻麵富有遠見的；而且陳對兩派矛盾的處理基本上是公平的，認可了史朝生派對陳其昌工作作風上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