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陳信的重點是批評史朝生起草的「滬西區委意見書」中關於聯合戰線、國民會議、革命形勢、黨內民主四個重大問題上的錯誤，警告史朝生等人：「至於整紀和清黨，應該『行之以漸』和『去之太甚』，並且必須於代表大會後舉行之，目前萬不可操切！！！」[44]陳獨秀用三個感嘆號表示對這個問題的嚴重關切。
這封信表明，陳獨秀這時還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托派總書記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水平無疑是高出於各派之上的，但他沒有意識到，他的威信和地位卻早已不如往昔了。
但是，史朝生派對陳信和他提出的綱領不予理睬；他們甚至對於陳獨秀的綱領和「指定名單命令他的人召集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張，感到非常可笑，認為陳太不識時務了。這也反映出陳在南京獄中企圖遙控上海的托派中央，多麽的不切實際。人們的意識，往往落後於現實。陳高估了自己的影響力，其實，在中共成立後，特別是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武裝暴動及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後，他的影響力急劇萎縮了，從五四時期的高峰，跌入了低穀；即使他當了托派中央書記，在托派內部的號召力也極其有限。這一點，他一點也不自覺，所以又鬧出許多笑話來。
1935年1月13日，史朝生們終於緊急召開了「上海代表大會」。會後發出的《中常委通告第一號——關於最近上海代表大會及決議》[45]承認，由於某支部代表因故缺席，法南支部及書記其昌等人棄權，隻有七人參加。又稱大會由s（即史朝生）同誌和w（胡文華）分別做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後，全體代表熱烈討論一致通過十項決議，而第一個最重要的決議就是所謂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共同行動」問題，批判陳其昌、尹寬等持此主張的同誌，是「徹頭徹尾史大林的國民黨政策，是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說客，大會認為隻有與這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及分子作無情的鬥爭，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才能前進」。
不僅如此，決議還全麵攤牌，把陳獨秀、陳其昌、尹寬等表達過的思想或根本沒有的觀點，全麵批判並聲稱要做組織處理——開除。決議宣稱：「目前一切公開或秘密的保留與自由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共同抗日倒蔣，反戰反帝，說『紅軍』是『土匪』，說『黨的民主現在談不上』，說蘇聯不是工人國家而且日以『和平』轉變為資產階級的國家，以及認為新黨在中國不一定必要，將來也許仍舊用『反對派』方式改良史大林派等原則上意見錯誤的分子，應作最後一次的談話，假如他們重新考慮之後，放棄這種意見，我們是同誌，否則立即開除出黨。」這裏例舉的主要是陳獨秀的觀點，有些是他原來的，有些則是新的，如「蘇聯已經不是工人國家」的觀點，嚴重違背托洛茨基的教誨，因此托派特別不能容忍。據王文元回憶說：總的來說，除了蘇聯國家性質之外，陳獨秀在1936年以前基本上還是一個典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即使蘇聯國家性質問題，陳獨秀的思想也隻停留在口頭上，還沒有見諸文字。「進了南京監獄，離開了實際鬥爭，陳獨秀的思想開始發生了一種後退的醞釀。最初是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發生了疑問。他覺得當時的蘇聯已經不再是工人國家，也不能像托洛茨基所說的是什麽墮落的工人國家。他以為，工人階級一旦被逐出於統治機構——即國家機關以外，這個國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階級的。因之，他認為史達林的蘇聯隻能稱為官僚國家，決不能被描寫為任何種類的工人國家。不過陳獨秀的這樣的意見，那時也還隻是感情的，直覺的，未嚐深思的，他不曾為此作歷史的與社會學的研究，也沒有明確的自己意見，因之不曾正式用文字寫下來。」[46]
決議的另一個內容是：「應立刻改變『左派反對派』的名稱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對國際而言則為『國際共產主義同盟（布列派）中國支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是中國托派繼「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之後的第三個名稱，如上所述是為了響應托洛茨基指示各國托派獨立建黨號召的。
大會還決定「改變全國領導機關名稱為中央委員會，不復用『臨委』名稱」，並推選劉家良（書記）、史朝生、胡文華、邵魯[47]、李福仁（格拉斯）等九人和香港一位（空缺）共十人組成中央委員，前三人為常委。
這次代表大會，對於中國托派來說，無疑是一場小小的政變。因為緊接著發出了《中常委第二號通告——常委為撤銷陳其昌、商吉士黨籍及要求其他同誌表示最後態度事》，宣稱：「中央委員會根據上海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已與陳其昌同誌作最後談話。陳正式表示：原來的路線主張是完全正確的，一點不能更改。中央認為陳其昌犯下列各種嚴重錯誤，三五月來經過多數同誌口頭的努力說服，始終沒有效果，因此決定將他開除。」
通告列舉了陳其昌三大錯誤：一是「完全保持過去史大林派出賣工人階級的孟什維克路線，主張聯合宋慶齡等資產階級左派『在反日反帝推翻南京政府的民主綱領底下共同行動』，組織或參加『武裝抗日大同盟』，『合辦不批評三民主義的報紙」。二是思想和行動是一個十足的跋扈的官僚資本主義者。三是「對『紅軍』及『新黨』等原則問題始終保持自己的取消主義成見」。
這封信表明，陳獨秀這時還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托派總書記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水平無疑是高出於各派之上的，但他沒有意識到，他的威信和地位卻早已不如往昔了。
但是，史朝生派對陳信和他提出的綱領不予理睬；他們甚至對於陳獨秀的綱領和「指定名單命令他的人召集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張，感到非常可笑，認為陳太不識時務了。這也反映出陳在南京獄中企圖遙控上海的托派中央，多麽的不切實際。人們的意識，往往落後於現實。陳高估了自己的影響力，其實，在中共成立後，特別是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武裝暴動及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後，他的影響力急劇萎縮了，從五四時期的高峰，跌入了低穀；即使他當了托派中央書記，在托派內部的號召力也極其有限。這一點，他一點也不自覺，所以又鬧出許多笑話來。
1935年1月13日，史朝生們終於緊急召開了「上海代表大會」。會後發出的《中常委通告第一號——關於最近上海代表大會及決議》[45]承認，由於某支部代表因故缺席，法南支部及書記其昌等人棄權，隻有七人參加。又稱大會由s（即史朝生）同誌和w（胡文華）分別做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後，全體代表熱烈討論一致通過十項決議，而第一個最重要的決議就是所謂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共同行動」問題，批判陳其昌、尹寬等持此主張的同誌，是「徹頭徹尾史大林的國民黨政策，是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說客，大會認為隻有與這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及分子作無情的鬥爭，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才能前進」。
不僅如此，決議還全麵攤牌，把陳獨秀、陳其昌、尹寬等表達過的思想或根本沒有的觀點，全麵批判並聲稱要做組織處理——開除。決議宣稱：「目前一切公開或秘密的保留與自由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共同抗日倒蔣，反戰反帝，說『紅軍』是『土匪』，說『黨的民主現在談不上』，說蘇聯不是工人國家而且日以『和平』轉變為資產階級的國家，以及認為新黨在中國不一定必要，將來也許仍舊用『反對派』方式改良史大林派等原則上意見錯誤的分子，應作最後一次的談話，假如他們重新考慮之後，放棄這種意見，我們是同誌，否則立即開除出黨。」這裏例舉的主要是陳獨秀的觀點，有些是他原來的，有些則是新的，如「蘇聯已經不是工人國家」的觀點，嚴重違背托洛茨基的教誨，因此托派特別不能容忍。據王文元回憶說：總的來說，除了蘇聯國家性質之外，陳獨秀在1936年以前基本上還是一個典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即使蘇聯國家性質問題，陳獨秀的思想也隻停留在口頭上，還沒有見諸文字。「進了南京監獄，離開了實際鬥爭，陳獨秀的思想開始發生了一種後退的醞釀。最初是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發生了疑問。他覺得當時的蘇聯已經不再是工人國家，也不能像托洛茨基所說的是什麽墮落的工人國家。他以為，工人階級一旦被逐出於統治機構——即國家機關以外，這個國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階級的。因之，他認為史達林的蘇聯隻能稱為官僚國家，決不能被描寫為任何種類的工人國家。不過陳獨秀的這樣的意見，那時也還隻是感情的，直覺的，未嚐深思的，他不曾為此作歷史的與社會學的研究，也沒有明確的自己意見，因之不曾正式用文字寫下來。」[46]
決議的另一個內容是：「應立刻改變『左派反對派』的名稱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對國際而言則為『國際共產主義同盟（布列派）中國支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是中國托派繼「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之後的第三個名稱，如上所述是為了響應托洛茨基指示各國托派獨立建黨號召的。
大會還決定「改變全國領導機關名稱為中央委員會，不復用『臨委』名稱」，並推選劉家良（書記）、史朝生、胡文華、邵魯[47]、李福仁（格拉斯）等九人和香港一位（空缺）共十人組成中央委員，前三人為常委。
這次代表大會，對於中國托派來說，無疑是一場小小的政變。因為緊接著發出了《中常委第二號通告——常委為撤銷陳其昌、商吉士黨籍及要求其他同誌表示最後態度事》，宣稱：「中央委員會根據上海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已與陳其昌同誌作最後談話。陳正式表示：原來的路線主張是完全正確的，一點不能更改。中央認為陳其昌犯下列各種嚴重錯誤，三五月來經過多數同誌口頭的努力說服，始終沒有效果，因此決定將他開除。」
通告列舉了陳其昌三大錯誤：一是「完全保持過去史大林派出賣工人階級的孟什維克路線，主張聯合宋慶齡等資產階級左派『在反日反帝推翻南京政府的民主綱領底下共同行動』，組織或參加『武裝抗日大同盟』，『合辦不批評三民主義的報紙」。二是思想和行動是一個十足的跋扈的官僚資本主義者。三是「對『紅軍』及『新黨』等原則問題始終保持自己的取消主義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