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朝生等按他們的既定目標急進。在組織上進攻的同時，政治上也發起攻擊。他們以「滬西區委意見書」的名義，在12月5日，發表了《我們目前必須確定的幾個重要問題》，強調「有幾個極嚴重的政治問題或原則問題，必須馬上作一個明確的解決」。
甲、「根本反對『與上層（無群眾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黨建立反帝反戰反蔣反國民黨聯合戰線』的思想」（黑體為原文所有——引者）。
意見書特別認為宋慶齡、胡漢民等的「抗日」或「反蔣」完全限於口頭的、紙上的虛偽的作用，「所以誰如果希望這些政派和上層分子會接受我們的政綱，能和我們共同行動……那隻是在我們內部散布十足的機會主義幻想，替胡漢民宋慶齡李杜等軍閥政客作說客」；如果自己不「努力與下層群眾找聯繫」，「而將希望寄托在上層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集團上麵，這樣悲觀的右派路線，我們要堅決的反對和徹底的肅清。」
乙、「贊成國民會議策略」。意見書稱「國民會議口號是我們在目前的中心策略」，但指出：「有的同誌（指陳獨秀——引者）認為除了喊叫『打倒國民黨，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外，不能有別的方法，「是不利於革命運動的發展的」。我們在實際行動中，亦可以發動群眾罷工示威，向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
丙、「確定我們對目前革命形勢的認識及我們的革命工作的中心」。意見書指出：目前革命消沉的主要原因，除了客觀因素外，「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正確而努力的領導，亦是必要和主要的因素之一」。因此主張規定新的基本綱領，「原來的《反對派綱領》（即陳獨秀中央時的綱領——引者）已經不夠了」；對外要用一切方式與工人群眾發生聯繫，發表重要的綱領及宣言等。
丁、「實現黨的民主」。格拉斯、史朝生、劉仁靜等人，終於亮出殺手鐧，說：「這一年來，上海的組織是一個民主的和有充分準備的擴大會議都不曾召集過，一切政治問題及組織問題的決定操在二、三個常委的手裏。假使他們把政治路線和組織工作弄得很糟，我們將怎麽辦呢？那除非全體或多數同誌起來幫助它糾正它。這就叫做實行黨內民主。」
……
就這樣，雙方矛盾終於不可調和，到1935年1月2日，格拉斯、史朝生、劉家良、劉仁靜等人，盜用常委名義，向全國各支部發出了《臨委緊要通告——關於召集上海代表大會》的文件。[42]通告一開始便稱：「目前我們麵前擺著許多嚴重的政治問題和工作問題，解決的辦法……就是召集上海的代表會」。接著提出了幾個「必須解決的問題」，重述上年12月5日意見書的觀點。
通告的中心問題是指責臨委故意拖延召開代表大會和臨委的改組，說「臨委原十人，現隻剩四人，常委亦隻剩下二人，且常委本身關係甚薄弱，支部生活隻靠臨委或區委中個別同誌領導等」，因此，「現在臨委決定十日內召集大會」，要求各支部限於十日內選出代表一人參加。
關於這份通告，陳其昌事後說：「自從老何同誌失蹤以後，常委二人幾乎事事對立。我曾主張由我和胡（即胡文華，代表北方青年托派參加臨委常委——引者）同誌各提出二位候選人，交各同誌選補一常委。但胡同誌不同意，他要召集上海活動分子會議改選。我同意了他，並規定了議事日程，由他負責妥找開會地址。我正在等待著找好地址開會，忽然發現了《臨委緊急通告》。這通告不但把活動分子會議名稱改為上海代表大會，並且所規定的議事日程和討論的內容，也完全和以前規定者不同，極大部分是我素來所堅持反對的。」[43]
陳獨秀知道陳其昌派是擁護自己的，但的確也有史朝生派指出的某些缺點，因此他不想袒護任何一方，而把組織推向公開的分裂，企圖調解雙方的矛盾。在1月5日，他復函陳其昌和史朝生等，首先要求「暫時停止爭論，立即召集代表大會來解決」。他認為這樣爭論下去，「一萬年也不會得到一致，如此一萬年也不會召集代表大會」；「我在《校內生活》上觀紀施（即陳其昌和史朝生）二人的爭論，未免太瑣碎了，像這樣爭論下去，有什麽好結果呢？我認為草案和提綱同樣不高明」；尹寬起草的另一《政治草案》「簡直是中國的『近代史』或『黨史』」，「陳詞濫調，毫無生氣……決不能在同誌中發生必須讀完的興趣」。他認為「指導政治行動的決議案，永遠不宜做從崑崙山發脈的政治經濟大文章」。因此，他主張「草案」與「提綱」都不用，「由代大另行起草。我並且現在寫了一草案貢獻於代大」。
這裏，除了史朝生與陳其昌兩派外，陳獨秀無意中又提到尹寬也有一個《政治草案》。加上陳獨秀的草案，當時隻有幾十人的托派竟有四個政綱，可見思想混亂和分裂到什麽程度。
接著，他建議：「倘決心出版對外半公開的黨報，兄等或可放棄舊的無大意義的爭論，而在新的道路上大家合作，這未嚐不是我們生命或者可延續的轉機。」
轉而，陳獨秀批評了陳其昌「濃厚的實際工作派的觀點」，指出：「我們的政治鬥爭的中心口號和日常鬥爭的口號不同，有時不能遷就群眾的政治水平，實際工作派往往根據某些群眾的見解來觀察批評先鋒派的政治理論，有時很容易走到機會主義，史大林就是實際工作的大將。」
甲、「根本反對『與上層（無群眾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黨建立反帝反戰反蔣反國民黨聯合戰線』的思想」（黑體為原文所有——引者）。
意見書特別認為宋慶齡、胡漢民等的「抗日」或「反蔣」完全限於口頭的、紙上的虛偽的作用，「所以誰如果希望這些政派和上層分子會接受我們的政綱，能和我們共同行動……那隻是在我們內部散布十足的機會主義幻想，替胡漢民宋慶齡李杜等軍閥政客作說客」；如果自己不「努力與下層群眾找聯繫」，「而將希望寄托在上層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集團上麵，這樣悲觀的右派路線，我們要堅決的反對和徹底的肅清。」
乙、「贊成國民會議策略」。意見書稱「國民會議口號是我們在目前的中心策略」，但指出：「有的同誌（指陳獨秀——引者）認為除了喊叫『打倒國民黨，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外，不能有別的方法，「是不利於革命運動的發展的」。我們在實際行動中，亦可以發動群眾罷工示威，向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
丙、「確定我們對目前革命形勢的認識及我們的革命工作的中心」。意見書指出：目前革命消沉的主要原因，除了客觀因素外，「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正確而努力的領導，亦是必要和主要的因素之一」。因此主張規定新的基本綱領，「原來的《反對派綱領》（即陳獨秀中央時的綱領——引者）已經不夠了」；對外要用一切方式與工人群眾發生聯繫，發表重要的綱領及宣言等。
丁、「實現黨的民主」。格拉斯、史朝生、劉仁靜等人，終於亮出殺手鐧，說：「這一年來，上海的組織是一個民主的和有充分準備的擴大會議都不曾召集過，一切政治問題及組織問題的決定操在二、三個常委的手裏。假使他們把政治路線和組織工作弄得很糟，我們將怎麽辦呢？那除非全體或多數同誌起來幫助它糾正它。這就叫做實行黨內民主。」
……
就這樣，雙方矛盾終於不可調和，到1935年1月2日，格拉斯、史朝生、劉家良、劉仁靜等人，盜用常委名義，向全國各支部發出了《臨委緊要通告——關於召集上海代表大會》的文件。[42]通告一開始便稱：「目前我們麵前擺著許多嚴重的政治問題和工作問題，解決的辦法……就是召集上海的代表會」。接著提出了幾個「必須解決的問題」，重述上年12月5日意見書的觀點。
通告的中心問題是指責臨委故意拖延召開代表大會和臨委的改組，說「臨委原十人，現隻剩四人，常委亦隻剩下二人，且常委本身關係甚薄弱，支部生活隻靠臨委或區委中個別同誌領導等」，因此，「現在臨委決定十日內召集大會」，要求各支部限於十日內選出代表一人參加。
關於這份通告，陳其昌事後說：「自從老何同誌失蹤以後，常委二人幾乎事事對立。我曾主張由我和胡（即胡文華，代表北方青年托派參加臨委常委——引者）同誌各提出二位候選人，交各同誌選補一常委。但胡同誌不同意，他要召集上海活動分子會議改選。我同意了他，並規定了議事日程，由他負責妥找開會地址。我正在等待著找好地址開會，忽然發現了《臨委緊急通告》。這通告不但把活動分子會議名稱改為上海代表大會，並且所規定的議事日程和討論的內容，也完全和以前規定者不同，極大部分是我素來所堅持反對的。」[43]
陳獨秀知道陳其昌派是擁護自己的，但的確也有史朝生派指出的某些缺點，因此他不想袒護任何一方，而把組織推向公開的分裂，企圖調解雙方的矛盾。在1月5日，他復函陳其昌和史朝生等，首先要求「暫時停止爭論，立即召集代表大會來解決」。他認為這樣爭論下去，「一萬年也不會得到一致，如此一萬年也不會召集代表大會」；「我在《校內生活》上觀紀施（即陳其昌和史朝生）二人的爭論，未免太瑣碎了，像這樣爭論下去，有什麽好結果呢？我認為草案和提綱同樣不高明」；尹寬起草的另一《政治草案》「簡直是中國的『近代史』或『黨史』」，「陳詞濫調，毫無生氣……決不能在同誌中發生必須讀完的興趣」。他認為「指導政治行動的決議案，永遠不宜做從崑崙山發脈的政治經濟大文章」。因此，他主張「草案」與「提綱」都不用，「由代大另行起草。我並且現在寫了一草案貢獻於代大」。
這裏，除了史朝生與陳其昌兩派外，陳獨秀無意中又提到尹寬也有一個《政治草案》。加上陳獨秀的草案，當時隻有幾十人的托派竟有四個政綱，可見思想混亂和分裂到什麽程度。
接著，他建議：「倘決心出版對外半公開的黨報，兄等或可放棄舊的無大意義的爭論，而在新的道路上大家合作，這未嚐不是我們生命或者可延續的轉機。」
轉而，陳獨秀批評了陳其昌「濃厚的實際工作派的觀點」，指出：「我們的政治鬥爭的中心口號和日常鬥爭的口號不同，有時不能遷就群眾的政治水平，實際工作派往往根據某些群眾的見解來觀察批評先鋒派的政治理論，有時很容易走到機會主義，史大林就是實際工作的大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