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最後意見是希望托派內部思想盡早能統一起來，機關報「《火花》最好自然是又不缺又不濫，然目前隻應『寧缺不濫』，集中力量發行討論集及內部生活。因為主要的意見不一致，誰都無法在《火花》上做文章；因為它必須是集體的意見，不應各人說各人的道理。我早已對同誌們說過，沒有集體的意見，一切工作都無從進行的。特別是政治宣傳嗬！」[31]
要知道，這時的陳獨秀身陷囹圄，還進行著繁重的學術研究和撰述工作，但對獄外托派的工作和新政綱，卻如此嘔心瀝血、細緻入微地思考和推敲，充分表明了他對托洛茨基主義和托派組織的忠誠信仰與愛護。
但是，史朝生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集中攻擊「常委對總的問題——特別是重要的政治問題，準備得太緩慢和太不充分」，「常委在政治上沒有代表全體同誌的意見明白規定我們目前的政治路線，且沒有作經常的政治分析和指導；在組織上則日漸失去同誌的真正信仰或期望」；這是因為「過去五個月之久一切問題幾全由常委三人決定」，[32]因此要求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盡快召集代表大會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於是在4月12、17日，史朝生分別致函陳獨秀和陳其昌，前信批評陳獨秀被捕後的托派中央隻注重上海的組織，忽視全國的工作，而且沒有及時組織討論，統一思想，並召集全國代表大會；「隻把眼睛往上看」，「單純的仰望幾個『老成』和『有能力』的同誌挽回危局」，弄得上海的組織「幾乎潰散」，各地的組織「極無生氣」；主張在全國範圍上去集合一切優秀的堅決分子，召開臨時大會，推舉「特別委員會」，代替臨委，以籌備全國代表大會並擔負過渡時期中全國性指導工作；還提議臨委擬定一個關於目前爭論問題和組織工作的草案和大綱，發到各地討論。[33]後信則直言譴責陳其昌為首的三人常委「工作方式好像是個保姆或教授，一切重要的工作問題不能盡量用民主方式……來解決」。要求「常委自身應速將各種重要的政治問題作一扼要的總的討論和大致的決定」；「在最短期內（大約一二個月）」召集廣東、北平、山東這三處的代表「來滬共同討論，並決定幾個重要的任務（如籌備全國代表大會及幫助推動目前工作）」。[34]而當陳其昌常委準備修改政治草案時，他們又急忙拋出一極左的提綱，要求代替草案，理由是「修改太麻煩，提綱比草案好」。但提綱「經過常委多數反對後，他（朝生）又攻擊常委不修改草案」。[35]
5月15日，史朝生列席常委會議，提出事先準備好的《當前推動組織的步驟》，重複了上述兩封信中的意見，強烈要求常委與各地代表「成立一全國反對派大會籌備會」，「建立比較滿意的領導機關」；「一切消極、悲觀乃至對組織採取絕望的情緒或傾向，必須和它堅決鬥爭，並予肅清（用說服和紀律製裁）」。[36]真是氣勢洶洶，咄咄逼人。
一向以穩重著稱而被大家尊為「大哥」的陳其昌，受了這些抨擊，也被迫撰寫長文予以反擊，逐條批駁史朝生的指責後指出：「應該絕對排斥無計劃的急進主義——如主張盡可能的多開活動分子會、臨委擴大會等……而應盡可能的少用大會或小會，不要引進可懷疑的群眾」；文章揭露了史朝生在修改常委提出的《目前形勢與任務》草案問題和等待國際來信問題上出爾反爾的兩麵派手法後，斥責其「民主」「實際是搗亂組織的辦法！無政府主義的辦法！小資產階級傾向的表現！」「隻能使組織更加混亂！」[37]陳其昌的主張，正是吸取了陳獨秀時代的經驗教訓而提出的。
同時，對史朝生、胡文華、王振華三人起草的《國際國內形勢及我們的任務討論提綱》，陳其昌也斥之為：「這個提綱，不但文字技術拙劣，使它許多地方辭不達意或意思含混或顧此失彼，而且到處都是內容的錯誤，甚多前後矛盾。而對於一個政治決議所負的中心任務，即指示形勢和鬥爭策略，一點也未告訴我們……不配代替草案。」[38]
陳其昌的反擊，正中蓄意奪權的極左派下懷。史朝生又連續寫出長文批駁陳其昌，斥責陳其昌是「官僚主義受人批評時，常不肯虛心考慮問題，而企圖用威名來抵製下級同誌……這種家長或上司或史大林粗暴的態度，實際是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之某種意義上的反應」；諷刺陳其昌的「積極辦法」，「天曉得這些『計劃』或『辦法』！！政治上怎樣發展？計劃哪裏來？怎樣使計劃完善？水平怎樣提高？計劃怎樣才能整齊？」最後他提醒說：「數月前某次宣委會上不但我堅決主張另行起草『提綱』，即仁靜同誌也明白的答覆：『我贊成老施的意見，另草提綱，不必修改我們起草的草案』」，並「改變等待國際來信四個月」召開代表大會的主張，要求盡快籌備大會[39]，並稱與陳濟棠、胡漢民、馮玉祥等「反蔣」派建立「首先推倒蔣介石」的「聯合戰線」，「那是最大的機會主義幻想。決議案上如果這樣補充上去，隻有斷送共產主義同盟的生命」。[40]
陳獨秀在「聯合戰線」問題上，明確站在陳其昌一邊，來信表示：「隻要有接近群眾的機會，不但急進的小資產階級之運動應該參加，即反動的資產階級機關（如基督教青年會）亦應該參加。如果因為毫無力量與運動，空口和福建獨立的政府黨去談判合作這種無聊的政治之失敗遂盲目向左邊跑，跑到拒絕與幹部派（指中共——引者）、第三黨的社會運動（並不是建立政權）合作，即是禁止同誌參加孫夫人的某種運動，這顯然是一個錯誤。這種錯誤不用說，是中了劉仁靜反對任何形式共同行動之毒。這種危害於我們的運動，將不在機會主義之下！」[41]
要知道，這時的陳獨秀身陷囹圄，還進行著繁重的學術研究和撰述工作，但對獄外托派的工作和新政綱，卻如此嘔心瀝血、細緻入微地思考和推敲，充分表明了他對托洛茨基主義和托派組織的忠誠信仰與愛護。
但是，史朝生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集中攻擊「常委對總的問題——特別是重要的政治問題，準備得太緩慢和太不充分」，「常委在政治上沒有代表全體同誌的意見明白規定我們目前的政治路線，且沒有作經常的政治分析和指導；在組織上則日漸失去同誌的真正信仰或期望」；這是因為「過去五個月之久一切問題幾全由常委三人決定」，[32]因此要求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盡快召集代表大會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於是在4月12、17日，史朝生分別致函陳獨秀和陳其昌，前信批評陳獨秀被捕後的托派中央隻注重上海的組織，忽視全國的工作，而且沒有及時組織討論，統一思想，並召集全國代表大會；「隻把眼睛往上看」，「單純的仰望幾個『老成』和『有能力』的同誌挽回危局」，弄得上海的組織「幾乎潰散」，各地的組織「極無生氣」；主張在全國範圍上去集合一切優秀的堅決分子，召開臨時大會，推舉「特別委員會」，代替臨委，以籌備全國代表大會並擔負過渡時期中全國性指導工作；還提議臨委擬定一個關於目前爭論問題和組織工作的草案和大綱，發到各地討論。[33]後信則直言譴責陳其昌為首的三人常委「工作方式好像是個保姆或教授，一切重要的工作問題不能盡量用民主方式……來解決」。要求「常委自身應速將各種重要的政治問題作一扼要的總的討論和大致的決定」；「在最短期內（大約一二個月）」召集廣東、北平、山東這三處的代表「來滬共同討論，並決定幾個重要的任務（如籌備全國代表大會及幫助推動目前工作）」。[34]而當陳其昌常委準備修改政治草案時，他們又急忙拋出一極左的提綱，要求代替草案，理由是「修改太麻煩，提綱比草案好」。但提綱「經過常委多數反對後，他（朝生）又攻擊常委不修改草案」。[35]
5月15日，史朝生列席常委會議，提出事先準備好的《當前推動組織的步驟》，重複了上述兩封信中的意見，強烈要求常委與各地代表「成立一全國反對派大會籌備會」，「建立比較滿意的領導機關」；「一切消極、悲觀乃至對組織採取絕望的情緒或傾向，必須和它堅決鬥爭，並予肅清（用說服和紀律製裁）」。[36]真是氣勢洶洶，咄咄逼人。
一向以穩重著稱而被大家尊為「大哥」的陳其昌，受了這些抨擊，也被迫撰寫長文予以反擊，逐條批駁史朝生的指責後指出：「應該絕對排斥無計劃的急進主義——如主張盡可能的多開活動分子會、臨委擴大會等……而應盡可能的少用大會或小會，不要引進可懷疑的群眾」；文章揭露了史朝生在修改常委提出的《目前形勢與任務》草案問題和等待國際來信問題上出爾反爾的兩麵派手法後，斥責其「民主」「實際是搗亂組織的辦法！無政府主義的辦法！小資產階級傾向的表現！」「隻能使組織更加混亂！」[37]陳其昌的主張，正是吸取了陳獨秀時代的經驗教訓而提出的。
同時，對史朝生、胡文華、王振華三人起草的《國際國內形勢及我們的任務討論提綱》，陳其昌也斥之為：「這個提綱，不但文字技術拙劣，使它許多地方辭不達意或意思含混或顧此失彼，而且到處都是內容的錯誤，甚多前後矛盾。而對於一個政治決議所負的中心任務，即指示形勢和鬥爭策略，一點也未告訴我們……不配代替草案。」[38]
陳其昌的反擊，正中蓄意奪權的極左派下懷。史朝生又連續寫出長文批駁陳其昌，斥責陳其昌是「官僚主義受人批評時，常不肯虛心考慮問題，而企圖用威名來抵製下級同誌……這種家長或上司或史大林粗暴的態度，實際是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之某種意義上的反應」；諷刺陳其昌的「積極辦法」，「天曉得這些『計劃』或『辦法』！！政治上怎樣發展？計劃哪裏來？怎樣使計劃完善？水平怎樣提高？計劃怎樣才能整齊？」最後他提醒說：「數月前某次宣委會上不但我堅決主張另行起草『提綱』，即仁靜同誌也明白的答覆：『我贊成老施的意見，另草提綱，不必修改我們起草的草案』」，並「改變等待國際來信四個月」召開代表大會的主張，要求盡快籌備大會[39]，並稱與陳濟棠、胡漢民、馮玉祥等「反蔣」派建立「首先推倒蔣介石」的「聯合戰線」，「那是最大的機會主義幻想。決議案上如果這樣補充上去，隻有斷送共產主義同盟的生命」。[40]
陳獨秀在「聯合戰線」問題上，明確站在陳其昌一邊，來信表示：「隻要有接近群眾的機會，不但急進的小資產階級之運動應該參加，即反動的資產階級機關（如基督教青年會）亦應該參加。如果因為毫無力量與運動，空口和福建獨立的政府黨去談判合作這種無聊的政治之失敗遂盲目向左邊跑，跑到拒絕與幹部派（指中共——引者）、第三黨的社會運動（並不是建立政權）合作，即是禁止同誌參加孫夫人的某種運動，這顯然是一個錯誤。這種錯誤不用說，是中了劉仁靜反對任何形式共同行動之毒。這種危害於我們的運動，將不在機會主義之下！」[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