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陳獨秀在宣言中提出的「我們對於政變的態度」中強調：（1）「我們對於這次的政變絕不能採取消極的批評態度袖手旁觀，必須積極起來贊助以至領導這一運動」，如「積極的組織群眾響應這一運動，使他很快的能發展成為全國的運動」。（2）「努力爭取領導作用，改變那以軍事支配政治，以領袖支配群眾的現狀，使之成為以民眾支配領袖，以政治支配軍事的形態」。（3）「努力發展工人群眾，組織工人群眾起來積極參加這一運動，並務期工人能獲得領導權，以保障此後不致有革命運動之畸形發展的危險，和爭取最終革命徹底的勝利」。（4）「以不妨礙我們的組織政策之獨立與批評的自由」。（5）「要求正式黨的合作，集中全力發展全國的——尤其是城市民主戰爭，來擴大這一運動」。為此，「我們要指出史大林派應該改正其偏向於農村而忽略城市，以及忽略民族民主鬥爭，忽略聯合爭取民族民主利益之孤立政治的錯誤」。
可見，這個宣言完全是上海「一·二八」事變時，陳獨秀起草並通過的常委決議案的翻版。在那以後，陳獨秀雖然經過許多嚴重的失敗，自己也身陷囹圄，並寫過消極的1933年9月政綱，但他對托洛茨基主義和托派事業必勝的信念絲毫沒有動搖，此時又活躍起來了。
於是，臨委派出宣傳委員嚴靈峰去參加福建人民政府。共產黨也派去代表潘漢年表示支持。雖然當時托派與共產黨都是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政黨，又是推行著「左」傾路線，但托派的目標隻在於利用這兩方麵的勢力來壯大自己的影響而擺脫孤立的困境，推動城市革命運動復活，三方並無真誠合作的誠意，成為這次事變失敗的內因之一。三方能夠走出這一步，帶有歷史的進步性，特別是托派，在陳獨秀不再主持中央的情況下，能接受陳獨秀的思想，改變完全否定中國資產階級有革命性的一麵，改變不能與資產階級有任何「共同行動」的策略，走出自己組織的小圈子，當然也是一個進步。
正在獄中的彭述之，藉助於陳獨秀與獄外建立的聯繫，也積極寫文章，為托派如何應對福建事變出謀劃策。開始時，他對福建事變的評價也很高。他認為：「此次福建的獨立運動，與歷來地方軍閥反抗中央政府（大軍閥）的運動，有其不同之點……公然撕破國民黨的旗幟，以『人民政府』的名義對抗國民黨政府，並宣布有係統的（雖然是混亂的）改良主義政綱——這點總算是自國民黨成立以來內事上一個創局」；「含有較深的政治運動的性質……大凡上層階級敢於『左傾』，不怕『赤化』的嫌疑，往往是社會走上大爆發之一個預告。歷史上有許多革命往往是上層階級內部的分裂及其中一部分因某種形勢被迫所引起的」；「這在客觀上是一革命的火藥庫，隻要在適當的地點上擦一根火柴有爆發的可能。現時福建事變是擦了一根火柴。」他主張：「無產階級政黨的主要任務，是在盡可能利用這一運動號召民眾起來，從各方麵打擊國民黨及南京政府」。[12]在具體策略上，他甚至提出「推翻蔣介石政府」的口號，因為「蔣介石在日本可能的新進攻，『紅軍』的發展，各派資產階級集團和軍閥的反對及蔣因九一八以來自身的日益削弱之下，如能有相當的民眾運動，客觀上有被推翻之可能。而蔣的推倒又有可能走向革命的道路。我們的策略應向這方麵準備。」[13]「打倒蔣政府是目前的中心任務」。[14]但不提「打倒國民黨政府」，因為其力量還不能達到這一點。
劉仁靜起初也表現得相當樂觀和積極，稱讚「福建政府的政綱之如此急進……給民眾運動以興起的機會」；「它已在實際上證明它比南京政府更為適合人民的需要，它已不是任何軍隊的力量所能推倒的」；「我們應利用這事實喚起工人使之脫離麻木狀況，準備將來的政治行動」。為此，他提出一係列主張，「將福建事變變為革命復興的一個基礎」。但是，他筆鋒一轉，批判陳獨秀（筆名「雪衣」）去年發表的九月政綱，斥問「雪衣是否堅持它（指蔣政權——引者）是在穩定？」[15]
陳獨秀對這次事變的態度，如上述他給臨委起草的宣言那樣，既有樂觀其成的一麵，又看到其根本的弱點而會失敗的一麵，因此提出了幾條促使它向成功方麵轉化的主張。但是，他十分清楚，這些主張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他有深刻的歷史教訓和托洛茨基對中國資產階級在關鍵時刻背叛性的論述。不過他是性情中人，麵對事變，不能做觀潮派，更不能潑冷水，而應該積極推動其成功。九月政綱才是他對一個較長時段的中國形勢的真實估計。福建事變的發生出乎他的意料，而其迅速失敗，又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在一個月後補充強調說：在福建事變問題上，「不能離開我們的階級立場和鬥爭路線」，指出：「托同誌在一九二八年批評國際六次大會黨綱草案中，明白的指示我們，不能對越到東方越卑劣的資產階級劃清他們當中的買辦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界限。落後的中國資產階級任何派別，命定的不能執行民族民主革命任務，和蔣介石是一樣的；正因此，這一任務才落在無產階級的雙肩之上，這乃是中國革命不斷性之客觀的根據。」為此，他嚴厲批評了彭述之的依靠反蔣派「打倒蔣介石政府」「打倒蔣介石政府是目前的中心任務」的意見。他的主張是：「國民黨內部以至資產階級內部矛盾所演成的倒蔣運動，在客觀上有利於民眾運動之復興。我們無產階級的政黨應準備利用此客觀環境，提出自己的口號與政綱，發展自己的鬥爭，以吸引群眾到自己方麵來。」[16]
可見，這個宣言完全是上海「一·二八」事變時，陳獨秀起草並通過的常委決議案的翻版。在那以後，陳獨秀雖然經過許多嚴重的失敗，自己也身陷囹圄，並寫過消極的1933年9月政綱，但他對托洛茨基主義和托派事業必勝的信念絲毫沒有動搖，此時又活躍起來了。
於是，臨委派出宣傳委員嚴靈峰去參加福建人民政府。共產黨也派去代表潘漢年表示支持。雖然當時托派與共產黨都是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政黨，又是推行著「左」傾路線，但托派的目標隻在於利用這兩方麵的勢力來壯大自己的影響而擺脫孤立的困境，推動城市革命運動復活，三方並無真誠合作的誠意，成為這次事變失敗的內因之一。三方能夠走出這一步，帶有歷史的進步性，特別是托派，在陳獨秀不再主持中央的情況下，能接受陳獨秀的思想，改變完全否定中國資產階級有革命性的一麵，改變不能與資產階級有任何「共同行動」的策略，走出自己組織的小圈子，當然也是一個進步。
正在獄中的彭述之，藉助於陳獨秀與獄外建立的聯繫，也積極寫文章，為托派如何應對福建事變出謀劃策。開始時，他對福建事變的評價也很高。他認為：「此次福建的獨立運動，與歷來地方軍閥反抗中央政府（大軍閥）的運動，有其不同之點……公然撕破國民黨的旗幟，以『人民政府』的名義對抗國民黨政府，並宣布有係統的（雖然是混亂的）改良主義政綱——這點總算是自國民黨成立以來內事上一個創局」；「含有較深的政治運動的性質……大凡上層階級敢於『左傾』，不怕『赤化』的嫌疑，往往是社會走上大爆發之一個預告。歷史上有許多革命往往是上層階級內部的分裂及其中一部分因某種形勢被迫所引起的」；「這在客觀上是一革命的火藥庫，隻要在適當的地點上擦一根火柴有爆發的可能。現時福建事變是擦了一根火柴。」他主張：「無產階級政黨的主要任務，是在盡可能利用這一運動號召民眾起來，從各方麵打擊國民黨及南京政府」。[12]在具體策略上，他甚至提出「推翻蔣介石政府」的口號，因為「蔣介石在日本可能的新進攻，『紅軍』的發展，各派資產階級集團和軍閥的反對及蔣因九一八以來自身的日益削弱之下，如能有相當的民眾運動，客觀上有被推翻之可能。而蔣的推倒又有可能走向革命的道路。我們的策略應向這方麵準備。」[13]「打倒蔣政府是目前的中心任務」。[14]但不提「打倒國民黨政府」，因為其力量還不能達到這一點。
劉仁靜起初也表現得相當樂觀和積極，稱讚「福建政府的政綱之如此急進……給民眾運動以興起的機會」；「它已在實際上證明它比南京政府更為適合人民的需要，它已不是任何軍隊的力量所能推倒的」；「我們應利用這事實喚起工人使之脫離麻木狀況，準備將來的政治行動」。為此，他提出一係列主張，「將福建事變變為革命復興的一個基礎」。但是，他筆鋒一轉，批判陳獨秀（筆名「雪衣」）去年發表的九月政綱，斥問「雪衣是否堅持它（指蔣政權——引者）是在穩定？」[15]
陳獨秀對這次事變的態度，如上述他給臨委起草的宣言那樣，既有樂觀其成的一麵，又看到其根本的弱點而會失敗的一麵，因此提出了幾條促使它向成功方麵轉化的主張。但是，他十分清楚，這些主張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他有深刻的歷史教訓和托洛茨基對中國資產階級在關鍵時刻背叛性的論述。不過他是性情中人，麵對事變，不能做觀潮派，更不能潑冷水，而應該積極推動其成功。九月政綱才是他對一個較長時段的中國形勢的真實估計。福建事變的發生出乎他的意料，而其迅速失敗，又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在一個月後補充強調說：在福建事變問題上，「不能離開我們的階級立場和鬥爭路線」，指出：「托同誌在一九二八年批評國際六次大會黨綱草案中，明白的指示我們，不能對越到東方越卑劣的資產階級劃清他們當中的買辦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界限。落後的中國資產階級任何派別，命定的不能執行民族民主革命任務，和蔣介石是一樣的；正因此，這一任務才落在無產階級的雙肩之上，這乃是中國革命不斷性之客觀的根據。」為此，他嚴厲批評了彭述之的依靠反蔣派「打倒蔣介石政府」「打倒蔣介石政府是目前的中心任務」的意見。他的主張是：「國民黨內部以至資產階級內部矛盾所演成的倒蔣運動，在客觀上有利於民眾運動之復興。我們無產階級的政黨應準備利用此客觀環境，提出自己的口號與政綱，發展自己的鬥爭，以吸引群眾到自己方麵來。」[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