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當時的托派臨委，囿於力量和影響，除了派嚴靈峰去發表一些大家不能接受的極左言論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作為，更不用說貫徹陳獨秀的主張了。即使陳獨秀親自來指揮，也不會兩樣。
福建事變的失敗，更證明陳獨秀的九月政綱的正確。但各派都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劉仁靜更擺出一貫正確的架勢，猛烈批判臨委的觀點和策略，同時又批判陳獨秀和彭述之，致使臨委的再一次改組。由陳其昌等人組成的新臨委點名批判了除陳獨秀以外的各方對於福建事變的意見。
參加托派內部大討論
其實，這場大討論的問題，早在1933年9月陳獨秀提出托派新政綱《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之後第九天，即10月8日以「雪衣」筆名發表的《幾個爭論的問題》一文中[17]就提出了。文章開頭便說：「我們過去和現在爭論的一些問題，如果具有現實性，我們必須有個真實的解決。否則一切工作特別是內部教育和對外宣傳，因為兩方麵相反的意見，相互牽製，一步也不能進行。我特地寫出這篇短文，以貢獻一點幫助解決這些問題的意見。」
接著，他提出了托派內部長期爭論的五大問題。
第一，關於民主運動問題。陳獨秀從俄國革命經驗中指出：「孟什維克主義，在中國黨內有很深的根蒂，並且帶到左派反對派中來了」，但是它的表現形式卻是極左的，即認為「民主主義的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做做改良主義運動，到了民眾運動高漲起來，便用不著它，無產階級隻有在社會主義的口號，蘇維埃口號下奪取政權。」
第二，「民眾政權」口號問題。陳獨秀說：「『民眾政權』本來隻是在民眾運動高漲而還未達到能夠提出無產階級鬥爭奪取政權這樣的中間鬥爭環境中一個臨時的鼓動口號，它根本不能和黨綱上無產階級專政或工農專政這樣表現政治階級性的問題相提並論。前年反日反國民黨運動高潮時，此口號一提出，即受到瘋狂的反對，由杜畏之傳染到彭述之。述之因反對這一口號，走到根本反對在宣傳鼓動上涉及政權問題。他主張隻提出國民會議，不說政權。我問他，既然喊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群眾如果問國民黨打倒後，誰接受政權，我們如何答覆呢？他說此時根本就不應該喊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可是此時許多學生群眾已經在南京喊出這一口號。接著，陳批駁了「民眾政權即資產階級的政權」的觀點；批駁了「民眾政權不表示階級性」的說法：「我以為正因為不明顯的表現階級性，它才不是和無產階級專政及『工農民主專政』鼎足而三的東西。」（黑體為陳所加——引者）
由於陳寫此文時並沒有「民眾運動高漲的形勢」，所以，他表示：「我覺得此時不需要這一類的口號（指『民眾政權』——引者），因為這一類的臨時鼓動口號，不宜於把它用做比較有永久性政綱性的宣傳口號」，為此他強調：「一切策略，一切口號，都有它的時間性，都會因易時而變質，由正確而變為不正確甚至錯誤。」在這裏，他與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多數托派分子，有無可彌補的裂痕。
第三，國民會議問題。陳獨秀指出：「國民會議之錯誤的見解，不用說是從對於民主主義的謬見演繹而來的」；而極左派卻高喊「國民會議隻能是資產階級統治形式」，「國民會議隻能是兩個革命間反動時期的口號」，「國民會議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國民會議運動不應涉及政權問題，不應喊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陳獨秀則主張根據托洛茨基的指示，共產黨（托派）通過國民會議，引發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式的無產階級專政。這也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四，經濟復興問題。這是針對劉仁靜的思想——中國革命再起要依靠經濟復興後，無產階級力量強大，才有勝利的可能。在福建事變發生時，劉也主張托派應該在這個事變中提出「關稅自主」「廢除苛捐雜稅」等「肅清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障礙」為主的口號，[18]而不應該存有無產階級革命並奪取政權的妄想。陳獨秀則認為「資本主義發達自然是社會的進步」。列寧的思想十月革命卻表明恰恰是在「資本主義比較不甚發達的國家，是在全資本主義世界最薄弱之一環，正容易爆發無產階級革命，因為還有其他必要的條件」，除了經濟之外。「我們可以承認幼稚的資本主義國家，隻要那裏有了無產階級運動，隻要那裏有了無產階級之有力的同盟軍，那裏便有無產階級革命之可能。如果認為必須資本主義發達到和先進國相接近的程度，那裏的無產階級才能擔負革命的任務，那麽，『無產階級革命』這一名詞，必須從經濟落後國家的字典中永遠除去。」「這樣危險的思想，在無產階級革命的隊伍中，非即時停止不可！」
第五，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問題。史達林為了在帝國主義包圍下「建設一國社會主義」，一直在宣傳「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機，以使各國共產黨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政策。托派中大多數人，也基於托洛茨基關於「保衛十月革命成果」的思想，雖詛咒史達林本人，卻一直認為蘇聯是「工人國家」，始終持「保衛蘇聯」的立場。陳獨秀在這篇文章中大膽地指出史達林的說法是謊言：「武裝進攻蘇聯，帝國主義者過去已經有過苦的經驗，現在的情形更不同了。帝國主義者不是瘋子。它們武裝進攻蘇聯必須依據它們的可能與必要，不會作冒險的嚐試。現時帝國主義有武裝進攻蘇聯的可能嗎？現在的蘇聯已經不是以前的蘇聯了，在帝國主義紳士們的眼中，它已經是一個不易欺侮的潑皮。各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衝突，已窮於彌縫應付，又加以各國內部的牽製；它們哪裏有武裝進攻蘇聯之可能。有必要嗎？也沒有。它們迫切的進攻蘇聯，是因為受到蘇聯推動世界革命之威脅。在史達林派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理論所產生之無條件的和平政策統治下之蘇聯，帝國主義並不甚感覺著有這一威脅了……如果我們認為上述的情形一時不會改變，便應該認為帝國主義武裝進攻蘇聯的聯合戰線已經解體，並且不是暫時的事。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在它未能和法國、奧國、波蘭的關係弄好以前，也未必敢於冒險……史達林派誇張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機，是掩蔽國內危機的煙幕彈。」
福建事變的失敗，更證明陳獨秀的九月政綱的正確。但各派都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劉仁靜更擺出一貫正確的架勢，猛烈批判臨委的觀點和策略，同時又批判陳獨秀和彭述之，致使臨委的再一次改組。由陳其昌等人組成的新臨委點名批判了除陳獨秀以外的各方對於福建事變的意見。
參加托派內部大討論
其實，這場大討論的問題，早在1933年9月陳獨秀提出托派新政綱《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之後第九天，即10月8日以「雪衣」筆名發表的《幾個爭論的問題》一文中[17]就提出了。文章開頭便說：「我們過去和現在爭論的一些問題，如果具有現實性，我們必須有個真實的解決。否則一切工作特別是內部教育和對外宣傳，因為兩方麵相反的意見，相互牽製，一步也不能進行。我特地寫出這篇短文，以貢獻一點幫助解決這些問題的意見。」
接著，他提出了托派內部長期爭論的五大問題。
第一，關於民主運動問題。陳獨秀從俄國革命經驗中指出：「孟什維克主義，在中國黨內有很深的根蒂，並且帶到左派反對派中來了」，但是它的表現形式卻是極左的，即認為「民主主義的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做做改良主義運動，到了民眾運動高漲起來，便用不著它，無產階級隻有在社會主義的口號，蘇維埃口號下奪取政權。」
第二，「民眾政權」口號問題。陳獨秀說：「『民眾政權』本來隻是在民眾運動高漲而還未達到能夠提出無產階級鬥爭奪取政權這樣的中間鬥爭環境中一個臨時的鼓動口號，它根本不能和黨綱上無產階級專政或工農專政這樣表現政治階級性的問題相提並論。前年反日反國民黨運動高潮時，此口號一提出，即受到瘋狂的反對，由杜畏之傳染到彭述之。述之因反對這一口號，走到根本反對在宣傳鼓動上涉及政權問題。他主張隻提出國民會議，不說政權。我問他，既然喊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群眾如果問國民黨打倒後，誰接受政權，我們如何答覆呢？他說此時根本就不應該喊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可是此時許多學生群眾已經在南京喊出這一口號。接著，陳批駁了「民眾政權即資產階級的政權」的觀點；批駁了「民眾政權不表示階級性」的說法：「我以為正因為不明顯的表現階級性，它才不是和無產階級專政及『工農民主專政』鼎足而三的東西。」（黑體為陳所加——引者）
由於陳寫此文時並沒有「民眾運動高漲的形勢」，所以，他表示：「我覺得此時不需要這一類的口號（指『民眾政權』——引者），因為這一類的臨時鼓動口號，不宜於把它用做比較有永久性政綱性的宣傳口號」，為此他強調：「一切策略，一切口號，都有它的時間性，都會因易時而變質，由正確而變為不正確甚至錯誤。」在這裏，他與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多數托派分子，有無可彌補的裂痕。
第三，國民會議問題。陳獨秀指出：「國民會議之錯誤的見解，不用說是從對於民主主義的謬見演繹而來的」；而極左派卻高喊「國民會議隻能是資產階級統治形式」，「國民會議隻能是兩個革命間反動時期的口號」，「國民會議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國民會議運動不應涉及政權問題，不應喊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陳獨秀則主張根據托洛茨基的指示，共產黨（托派）通過國民會議，引發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式的無產階級專政。這也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四，經濟復興問題。這是針對劉仁靜的思想——中國革命再起要依靠經濟復興後，無產階級力量強大，才有勝利的可能。在福建事變發生時，劉也主張托派應該在這個事變中提出「關稅自主」「廢除苛捐雜稅」等「肅清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障礙」為主的口號，[18]而不應該存有無產階級革命並奪取政權的妄想。陳獨秀則認為「資本主義發達自然是社會的進步」。列寧的思想十月革命卻表明恰恰是在「資本主義比較不甚發達的國家，是在全資本主義世界最薄弱之一環，正容易爆發無產階級革命，因為還有其他必要的條件」，除了經濟之外。「我們可以承認幼稚的資本主義國家，隻要那裏有了無產階級運動，隻要那裏有了無產階級之有力的同盟軍，那裏便有無產階級革命之可能。如果認為必須資本主義發達到和先進國相接近的程度，那裏的無產階級才能擔負革命的任務，那麽，『無產階級革命』這一名詞，必須從經濟落後國家的字典中永遠除去。」「這樣危險的思想，在無產階級革命的隊伍中，非即時停止不可！」
第五，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問題。史達林為了在帝國主義包圍下「建設一國社會主義」，一直在宣傳「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機，以使各國共產黨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政策。托派中大多數人，也基於托洛茨基關於「保衛十月革命成果」的思想，雖詛咒史達林本人，卻一直認為蘇聯是「工人國家」，始終持「保衛蘇聯」的立場。陳獨秀在這篇文章中大膽地指出史達林的說法是謊言：「武裝進攻蘇聯，帝國主義者過去已經有過苦的經驗，現在的情形更不同了。帝國主義者不是瘋子。它們武裝進攻蘇聯必須依據它們的可能與必要，不會作冒險的嚐試。現時帝國主義有武裝進攻蘇聯的可能嗎？現在的蘇聯已經不是以前的蘇聯了，在帝國主義紳士們的眼中，它已經是一個不易欺侮的潑皮。各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衝突，已窮於彌縫應付，又加以各國內部的牽製；它們哪裏有武裝進攻蘇聯之可能。有必要嗎？也沒有。它們迫切的進攻蘇聯，是因為受到蘇聯推動世界革命之威脅。在史達林派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理論所產生之無條件的和平政策統治下之蘇聯，帝國主義並不甚感覺著有這一威脅了……如果我們認為上述的情形一時不會改變，便應該認為帝國主義武裝進攻蘇聯的聯合戰線已經解體，並且不是暫時的事。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在它未能和法國、奧國、波蘭的關係弄好以前，也未必敢於冒險……史達林派誇張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機，是掩蔽國內危機的煙幕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