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大爭論，又是圍繞著陳獨秀《目前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一文進行的。這篇文章主要觀點如下。
國際形勢：由於1929年開始的經濟危機造成資本主義世界的極大混亂和1933年1月史達林通過共產國際指示德國共產黨支持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希特勒上台，致使法西斯抬頭，世界、中國和托派內的輿論十分恐慌，以為資本主義國家必將崩潰，世界戰爭很快會爆發，托派甚至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會再次聯合向蘇聯進攻。陳獨秀則持異見，認為：「國際左派反對派向來不曾說過資本主義的統治已經走到了總崩潰」，而「會有彌縫一時期的效果」。陳斷言：「美國造成強有力的海軍以前不會和英國和日本公開的決裂」；英國埋頭於歐洲問題，「在遠東不取冒險的政策」；「歐洲的英法一團，意奧一團，都很明顯，如果這兩團共同抵製德國則歐洲大陸一時不會發生重大問題的」；「蘇聯的危機國內重於國外，自一九二七年以來，它在國際政治地位，已日漸減輕了。以現在國際關係，各強國間一有戰爭，遲早必然國際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機未成熟前，簡單兩國間的戰爭是很難想像的，況且歐洲進攻蘇聯的聯合戰線已經解體，美俄之日漸接近，日本未必敢於單獨向蘇聯武裝進攻」。
國內形勢：陳獨秀認為大資產階級經過「九一八」「一·二八」和華北事件三大危機後，「它的地位又相當穩固了。大資產階級已一致擁護國民黨消極對日讓步，積極依賴英美的政策……工人群眾在消沉狀態中。農民除少數特別區域外，最大多數除悲嘆駐軍、土匪及苛稅雜捐之厄運外，還沒有別的舉動。」
托派的近期目標：「至少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世界上幾個主要國家如果沒有意外的大的事變發生，這二三年中，還隻能是反革命抬頭，革命低落時期。在此革命低落期下，不應該採用過高的自欺的口號，如『蘇維埃』等。我們的力量應該集中於後年三月國民大會的鬥爭，特別是在大會前大會外之群眾的鬥爭」；「我們雖然不能預想此次運動在現局勢下有很大的發展，但如果我們的工作做得好，總可以因此得到一些接近及組織工人、農民、急進的學生之機會，使我們相當的脫離散漫、孤立、軟弱的現狀。」
三項建議：為了達到以上的目標，文章提議：（1）「即日在上海召集一活動分子會議，決定關於參加國民大會運動的政綱（即政治要求。此政綱中，除以前我們所發表的各項要求外，應加上一項『反對國民黨起草的憲法草案，憲法應由國民大會自己起草，由全國人民直接總投票表決』）及工作大綱。」（2）「要特別注意史大林派下的黨員群眾工作。」（3）組織內「必須全體動員，任何人如果沒有不同意見，即無不同的政綱，而仍舊留在組織者，必須擔負他力所能任的工作」。
應該說，陳獨秀的這個政綱，除了「國民會議」是空想外，比較切合當時托派組織的實際情況，同時又是托派在極度衰微的狀態下無可奈何的選擇。這個政綱寫得既簡明扼要，又全麵具體，表現出他遙控托派領導工作的殷切心情，因此受到臨委的極大重視，首次發表在《校內生活》第7期後，又在1934年5月12日出版的《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三——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上重新發表。
從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出版完三期《政治問題討論集》為止，臨委像走馬燈似的換了幾次，但對陳獨秀的意見都十分重視。劉仁靜（筆名「列爾士」）、彭述之（筆名「區白」）也發表了多篇文章。對此情況，托派內部也不是沒有意見，認為隻是少數幾個同誌說話，大家處於旁觀者地位。新成立的臨委辯解說：「如果有同誌對於少數政治認識高的同誌的意見，因其常發表便覺得『討厭』這種情緒是應當製止的。直到現在，內部討論的各問題，都是必須解決、或將來在事實上要遇到的。這些討論任何同誌都不該輕視。」並指出，常委對於一般同誌的意見也是重視的，但有些意見卻不知所雲。所以，「對於常委，原則上當知道常委有權：（1）不發表無教育意義的文章；（2）先發表重要的文章」。[10]
由此可見，陳獨秀的文章在托派領導者眼中是「政治認識高的重要文章」，因此得到了重視，也使獄中的陳獨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遙控托派的作用。
在福建事變中的再度亢奮
福建事變發生後，托派臨委做出積極反應，特請獄中的陳獨秀起草了一個宣言——《福建事變之原因與其意義》。[11]在「一·二八」事變中，他以常委名義做出的與「向左盤旋」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並聯合中共紅軍、首先推翻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決議案失敗後，再度表現出「反日反國民黨」的亢奮。
宣言在分析事變發生的遠因、近因後，指出這次事變的意義是：政變者「不管他們主觀上怎樣包含著借民眾力量與政治口號在進行其自己的企圖，但民族民主的問題、民眾的需要與國民黨的無能，都提上中國政治之正式日程中了」！同時也表明「國民黨及其軍閥之倒台，中國革命之復活，已有其不是遙遠的事體之象徵」，「並且無疑的包含著中小資產階級之某種程度的革命要求」。
接著，宣言分析了這次事變的困難與危機，指出它是上層軍事政變，領導權在舊軍閥和政客手裏，而「不是由民眾運動之逐漸發展，以民眾為主動公開揭露出來的旗幟，所以這次運動的本身是頭腳顛倒的，還是以政客的領導者的軍人支配政治，而不是以群眾支配領袖順著民眾和其要求有變化的可能，而那些政變的主動者有臨時叛變的可能」；尤其是福建本身地瘠財窮，十九路軍兵力財力之弱，「軍事上倒蔣與進攻也是困難的。因此中途走向軟化妥協與背叛，甚至在不能獲得廣大群眾的擁護下而有被消滅的可能」。但「此次政變所提出的政綱……其中大部分能代表廣大的群眾之暫時要求，以此便有吸引廣大群眾的同情與擁護之可能，如果那些政變的領導者能夠堅決的執行其諾言，如果他們更能遠大的注意於全國範圍之政治運動的擴大，則在得到廣大群眾擁護和贊助之下，是有其勝利的發展前途的」。
國際形勢：由於1929年開始的經濟危機造成資本主義世界的極大混亂和1933年1月史達林通過共產國際指示德國共產黨支持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希特勒上台，致使法西斯抬頭，世界、中國和托派內的輿論十分恐慌，以為資本主義國家必將崩潰，世界戰爭很快會爆發，托派甚至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會再次聯合向蘇聯進攻。陳獨秀則持異見，認為：「國際左派反對派向來不曾說過資本主義的統治已經走到了總崩潰」，而「會有彌縫一時期的效果」。陳斷言：「美國造成強有力的海軍以前不會和英國和日本公開的決裂」；英國埋頭於歐洲問題，「在遠東不取冒險的政策」；「歐洲的英法一團，意奧一團，都很明顯，如果這兩團共同抵製德國則歐洲大陸一時不會發生重大問題的」；「蘇聯的危機國內重於國外，自一九二七年以來，它在國際政治地位，已日漸減輕了。以現在國際關係，各強國間一有戰爭，遲早必然國際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機未成熟前，簡單兩國間的戰爭是很難想像的，況且歐洲進攻蘇聯的聯合戰線已經解體，美俄之日漸接近，日本未必敢於單獨向蘇聯武裝進攻」。
國內形勢：陳獨秀認為大資產階級經過「九一八」「一·二八」和華北事件三大危機後，「它的地位又相當穩固了。大資產階級已一致擁護國民黨消極對日讓步，積極依賴英美的政策……工人群眾在消沉狀態中。農民除少數特別區域外，最大多數除悲嘆駐軍、土匪及苛稅雜捐之厄運外，還沒有別的舉動。」
托派的近期目標：「至少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世界上幾個主要國家如果沒有意外的大的事變發生，這二三年中，還隻能是反革命抬頭，革命低落時期。在此革命低落期下，不應該採用過高的自欺的口號，如『蘇維埃』等。我們的力量應該集中於後年三月國民大會的鬥爭，特別是在大會前大會外之群眾的鬥爭」；「我們雖然不能預想此次運動在現局勢下有很大的發展，但如果我們的工作做得好，總可以因此得到一些接近及組織工人、農民、急進的學生之機會，使我們相當的脫離散漫、孤立、軟弱的現狀。」
三項建議：為了達到以上的目標，文章提議：（1）「即日在上海召集一活動分子會議，決定關於參加國民大會運動的政綱（即政治要求。此政綱中，除以前我們所發表的各項要求外，應加上一項『反對國民黨起草的憲法草案，憲法應由國民大會自己起草，由全國人民直接總投票表決』）及工作大綱。」（2）「要特別注意史大林派下的黨員群眾工作。」（3）組織內「必須全體動員，任何人如果沒有不同意見，即無不同的政綱，而仍舊留在組織者，必須擔負他力所能任的工作」。
應該說，陳獨秀的這個政綱，除了「國民會議」是空想外，比較切合當時托派組織的實際情況，同時又是托派在極度衰微的狀態下無可奈何的選擇。這個政綱寫得既簡明扼要，又全麵具體，表現出他遙控托派領導工作的殷切心情，因此受到臨委的極大重視，首次發表在《校內生活》第7期後，又在1934年5月12日出版的《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三——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上重新發表。
從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出版完三期《政治問題討論集》為止，臨委像走馬燈似的換了幾次，但對陳獨秀的意見都十分重視。劉仁靜（筆名「列爾士」）、彭述之（筆名「區白」）也發表了多篇文章。對此情況，托派內部也不是沒有意見，認為隻是少數幾個同誌說話，大家處於旁觀者地位。新成立的臨委辯解說：「如果有同誌對於少數政治認識高的同誌的意見，因其常發表便覺得『討厭』這種情緒是應當製止的。直到現在，內部討論的各問題，都是必須解決、或將來在事實上要遇到的。這些討論任何同誌都不該輕視。」並指出，常委對於一般同誌的意見也是重視的，但有些意見卻不知所雲。所以，「對於常委，原則上當知道常委有權：（1）不發表無教育意義的文章；（2）先發表重要的文章」。[10]
由此可見，陳獨秀的文章在托派領導者眼中是「政治認識高的重要文章」，因此得到了重視，也使獄中的陳獨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遙控托派的作用。
在福建事變中的再度亢奮
福建事變發生後，托派臨委做出積極反應，特請獄中的陳獨秀起草了一個宣言——《福建事變之原因與其意義》。[11]在「一·二八」事變中，他以常委名義做出的與「向左盤旋」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並聯合中共紅軍、首先推翻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決議案失敗後，再度表現出「反日反國民黨」的亢奮。
宣言在分析事變發生的遠因、近因後，指出這次事變的意義是：政變者「不管他們主觀上怎樣包含著借民眾力量與政治口號在進行其自己的企圖，但民族民主的問題、民眾的需要與國民黨的無能，都提上中國政治之正式日程中了」！同時也表明「國民黨及其軍閥之倒台，中國革命之復活，已有其不是遙遠的事體之象徵」，「並且無疑的包含著中小資產階級之某種程度的革命要求」。
接著，宣言分析了這次事變的困難與危機，指出它是上層軍事政變，領導權在舊軍閥和政客手裏，而「不是由民眾運動之逐漸發展，以民眾為主動公開揭露出來的旗幟，所以這次運動的本身是頭腳顛倒的，還是以政客的領導者的軍人支配政治，而不是以群眾支配領袖順著民眾和其要求有變化的可能，而那些政變的主動者有臨時叛變的可能」；尤其是福建本身地瘠財窮，十九路軍兵力財力之弱，「軍事上倒蔣與進攻也是困難的。因此中途走向軟化妥協與背叛，甚至在不能獲得廣大群眾的擁護下而有被消滅的可能」。但「此次政變所提出的政綱……其中大部分能代表廣大的群眾之暫時要求，以此便有吸引廣大群眾的同情與擁護之可能，如果那些政變的領導者能夠堅決的執行其諾言，如果他們更能遠大的注意於全國範圍之政治運動的擴大，則在得到廣大群眾擁護和贊助之下，是有其勝利的發展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