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這個「上海臨時委員會」，由於委員們堅持己見，力爭自己是「馬克思」，各不相讓，相爭不休，「一事不能作，鬧了幾個月，於是不得已而改組」，劉仁靜和陳岱青退出，北方來的任曙接任書記。1933年9月，任曙從北平和廣東召來幾位代表，舉行「全國緊急會議」，補選了幾個外省委員，就把「上海臨委」，改名為「全國臨委」，任曙「便這樣的從上海地方臨委的主腳而一躍為全國臨委的主腳了」。這又引起陳其昌等上海同誌的不滿，譴責他們「政治運動倒不做得，政客的手腕倒學會了」，聲明這次選舉因「事先毫無預聞，跡近包辦，不予承認」，並提議開上海大會解決之。他們認為「上海無論如何在人才上政治上都是全國組織的中心，我們當從本地情況推進工作，不可對別處存過大幻想」。但是，新臨委對此建議「理也不理」。
任曙臨委的第一個動作是，解散作為托派基地的上海三大區委（滬西、滬東和法南），成立「上海市委」。但「解散」是真，「成立」是假。於是，上海的組織和工作完全癱瘓。大家都指責任曙是繼承了「比史大林派官僚強千百倍的內部獨裁精神」，[8]群起而攻之。有人甚至宣布：「我們毫不遲疑地宣布過去的反對派已經死亡！以後的新生命應該『從頭做起』。如果要拿『商定』的、『非法』的、『野雞臨委』等名義再來號召一切，則我們毫不客氣宣布它是工人的叛賊。」[9]任曙撒手離開，到北平當大學教授去了。托派臨委再次改組，蔣振東、李平等人加入，劉伯莊任書記。約在1933年年底，臨委又因「工作無計劃，無辦法」而再次改組，成立起比較穩定的三人小組——陳其昌（書記）、蔣振東、趙濟。但是，由於白色恐怖，加之陳獨秀中央全體被捕的恐懼症，三人小組未開過一次會，實際上是陳其昌「一個人唱獨腳戲」，自然是「忙得要死」。後來，尹寬出獄，參加了臨委。
1932年冬，陳獨秀利用「優待」條件，通過經常到南京軍人監獄探望鄭超麟的劉靜貞（鄭的妻子，當時化名吳靜如），與上海的托派臨委建立了聯繫。陳委派劉為他與臨委之間的交通員，一兩個月來一次，傳進臨委的文件、刊物和書信，帶出陳獨秀的文章、意見和信函。
陳獨秀原本想以這樣的方式，遙控獄外的托派組織。但是，他任中央書記時，未能有效地領導組織，現在又有誰能聽他的遙控呢？於是就出現了更加混亂的狀況。
1933年9月29日，陳獨秀在獄中為臨委起草了一個名為《目前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的綱領性文件，遭到獄中彭述之和獄外劉仁靜等人的強烈反對，還有許多更左的托派分子，反對陳、彭、劉的主張，並把歷史上的爭論也扯出來，爆發了一場長時間的激烈爭論。各人都以托洛次基「不斷革命論」的權威解釋者自居，攻擊別人是「機會主義」。臨委原來想整頓已經癱瘓了的組織並積極開展活動，但是，此時托派成員思想這麽混亂，怎麽整頓組織？又怎麽能開展活動？臨委不得不先集中力量來組織討論，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
這場討論首先從1933年11月23日出版的《校內生活》第7期「組織問題專號」上開始的，這時任曙離職不久，陳其昌等人還未上台，臨委出了這期內部刊物，刊登了陳獨秀以「雪衣」為筆名寫的《目前形勢和反對派的任務》，同時登出陳其昌等三人寫的《我們對於目前工作的意見》和陳其昌個人寫的《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以及其他四篇署名文章《反對派危機和同誌間應有的覺悟》《目前應該做什麽》《一個提議》《我們怎麽幹》。可見這一期的全部內容是檢討托派的危機和尋找新的出路的。就在這一期的署名「昔冠」的文章《一個提議》中，明確提出：「一切關於某些根本問題及策略問題上因解釋或主張不同而發生之分歧，則應容許在內部討論，最好是每個有意見的人對某幾個要點簡潔明確地寫出來，一麵交內部公開討論，一麵匯集某幾個不同的要點請國際指示。」
恰在出版這期《校內生活》之際，即11月20日，中國發生了一次重大事件。因上海「一·二八」抗戰被蔣介石排擠到福建去「剿共」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與國民黨內李濟深等反蔣勢力聯合，發動福建事變，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與共產黨、托派進行聯絡。如何認識和對待這個事件，引起了托派內部的熱烈討論。臨委採取陳獨秀中央時期提出的「與向左盤旋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的策略。1934年2月這個政府因蔣介石的重兵鎮壓和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失敗。托派內部對此事件的意見分歧更形劇烈。臨委再次改組。新臨委於是在3月15日以「中共左派反對派宣傳部」的名義，編發了《福建事變與反對派——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一》，把各種意見都匯集起來，並加以評論。在「編後記」中，臨委表示：「今後我們將繼續有政治問題討論集，公諸革命群眾……我們內部關於革命問題的原則和策略，向來有許多討論和爭辯。這種討論和爭辯的文字，過去大都刊載在我們的內部刊物《校內生活》上麵。然而這些重要文件，不僅是我們內部同誌所當研究，即黨外群眾亦應留意過問。黨內同誌當從這些爭辯中得些教育，黨外群眾也當從這中間得些認識」；「健全的革命政黨，絕不鉗製內部政治意見的爭辯，也絕不隱諱這種爭辯。」於是，到這年10月，除了《校內生活》七、八、九、十期之外，還出了三期討論集（均是手刻油印件），共計46篇文章，而陳獨秀以「雪衣」「頑石」筆名撰寫的有10篇之多。
任曙臨委的第一個動作是，解散作為托派基地的上海三大區委（滬西、滬東和法南），成立「上海市委」。但「解散」是真，「成立」是假。於是，上海的組織和工作完全癱瘓。大家都指責任曙是繼承了「比史大林派官僚強千百倍的內部獨裁精神」，[8]群起而攻之。有人甚至宣布：「我們毫不遲疑地宣布過去的反對派已經死亡！以後的新生命應該『從頭做起』。如果要拿『商定』的、『非法』的、『野雞臨委』等名義再來號召一切，則我們毫不客氣宣布它是工人的叛賊。」[9]任曙撒手離開，到北平當大學教授去了。托派臨委再次改組，蔣振東、李平等人加入，劉伯莊任書記。約在1933年年底，臨委又因「工作無計劃，無辦法」而再次改組，成立起比較穩定的三人小組——陳其昌（書記）、蔣振東、趙濟。但是，由於白色恐怖，加之陳獨秀中央全體被捕的恐懼症，三人小組未開過一次會，實際上是陳其昌「一個人唱獨腳戲」，自然是「忙得要死」。後來，尹寬出獄，參加了臨委。
1932年冬，陳獨秀利用「優待」條件，通過經常到南京軍人監獄探望鄭超麟的劉靜貞（鄭的妻子，當時化名吳靜如），與上海的托派臨委建立了聯繫。陳委派劉為他與臨委之間的交通員，一兩個月來一次，傳進臨委的文件、刊物和書信，帶出陳獨秀的文章、意見和信函。
陳獨秀原本想以這樣的方式，遙控獄外的托派組織。但是，他任中央書記時，未能有效地領導組織，現在又有誰能聽他的遙控呢？於是就出現了更加混亂的狀況。
1933年9月29日，陳獨秀在獄中為臨委起草了一個名為《目前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的綱領性文件，遭到獄中彭述之和獄外劉仁靜等人的強烈反對，還有許多更左的托派分子，反對陳、彭、劉的主張，並把歷史上的爭論也扯出來，爆發了一場長時間的激烈爭論。各人都以托洛次基「不斷革命論」的權威解釋者自居，攻擊別人是「機會主義」。臨委原來想整頓已經癱瘓了的組織並積極開展活動，但是，此時托派成員思想這麽混亂，怎麽整頓組織？又怎麽能開展活動？臨委不得不先集中力量來組織討論，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
這場討論首先從1933年11月23日出版的《校內生活》第7期「組織問題專號」上開始的，這時任曙離職不久，陳其昌等人還未上台，臨委出了這期內部刊物，刊登了陳獨秀以「雪衣」為筆名寫的《目前形勢和反對派的任務》，同時登出陳其昌等三人寫的《我們對於目前工作的意見》和陳其昌個人寫的《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以及其他四篇署名文章《反對派危機和同誌間應有的覺悟》《目前應該做什麽》《一個提議》《我們怎麽幹》。可見這一期的全部內容是檢討托派的危機和尋找新的出路的。就在這一期的署名「昔冠」的文章《一個提議》中，明確提出：「一切關於某些根本問題及策略問題上因解釋或主張不同而發生之分歧，則應容許在內部討論，最好是每個有意見的人對某幾個要點簡潔明確地寫出來，一麵交內部公開討論，一麵匯集某幾個不同的要點請國際指示。」
恰在出版這期《校內生活》之際，即11月20日，中國發生了一次重大事件。因上海「一·二八」抗戰被蔣介石排擠到福建去「剿共」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與國民黨內李濟深等反蔣勢力聯合，發動福建事變，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與共產黨、托派進行聯絡。如何認識和對待這個事件，引起了托派內部的熱烈討論。臨委採取陳獨秀中央時期提出的「與向左盤旋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的策略。1934年2月這個政府因蔣介石的重兵鎮壓和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失敗。托派內部對此事件的意見分歧更形劇烈。臨委再次改組。新臨委於是在3月15日以「中共左派反對派宣傳部」的名義，編發了《福建事變與反對派——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一》，把各種意見都匯集起來，並加以評論。在「編後記」中，臨委表示：「今後我們將繼續有政治問題討論集，公諸革命群眾……我們內部關於革命問題的原則和策略，向來有許多討論和爭辯。這種討論和爭辯的文字，過去大都刊載在我們的內部刊物《校內生活》上麵。然而這些重要文件，不僅是我們內部同誌所當研究，即黨外群眾亦應留意過問。黨內同誌當從這些爭辯中得些教育，黨外群眾也當從這中間得些認識」；「健全的革命政黨，絕不鉗製內部政治意見的爭辯，也絕不隱諱這種爭辯。」於是，到這年10月，除了《校內生活》七、八、九、十期之外，還出了三期討論集（均是手刻油印件），共計46篇文章，而陳獨秀以「雪衣」「頑石」筆名撰寫的有10篇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