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是一個崇尚思想言論出版自由的人，有所見解就要發表，如他所述：「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45]他19歲就自己石印出版《揚子江形勢論略》，後來又多次自辦報刊，有言即發；在擔任中共和托派第一把手時，也可以在機關報上隨時發表文章，好不痛快。但是，由於國民黨的反共統治，他成了頭號通緝犯，失去了過去《獨秀文存》那樣的出版自由，實在氣惱，自然「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了。
後來，較有實力的群益出版公司得訊，表示願意接受陳獨秀的自傳稿，於是陳又積極起來。在法庭審判前的1933年2月7日，他寫信給高語罕說：「自傳稍遲即可動手」，汪孟鄒處不能出版，「曹聚仁代表群益公司來索此稿（大約稿費每千字二十元，每月可付二百元）。曹為人尚誠實，惟不知該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聽一下。」就在這封信裏，他表示急欲得到托洛次基的《我的生平》《不斷革命論》《西方革命史》《法國革命》等書，說明他真的要寫《自傳》和《中國大革命史》了。同時，他又覺得這樣做有點對不起老朋友汪孟鄒和亞東圖書館。他是一個講究義氣和重感情的人。所以，他還是希望亞東出。3月4日，他在給高語罕的信中又說：「自傳尚未動手，此時是否急於向人交涉出版？倘與長沙老友（即汪孟鄒——引者）一談，隻要他肯實時付印，別的條件都不重要。」
但是，一是汪孟鄒是一個膽子非常小的人，一直沒有響應已是國民黨重犯、命在旦夕之人的近乎請求的詢問；二是陳獨秀接著為應付審判，不服，上訴，又被駁回，情緒壞極，特別是令他不堪回首的大革命史和他在其中的表現，以及法庭上被人廣泛誤解的托派的「反共」作用。若寫自傳，這些內容都是不可迴避的；三是胡適約他寫自傳，強調傳記的「文學性」，更使他望而卻步。倒不是他不會在傳記中寫出「文學性」，而是他的心境，不允許他產生「文學性」。1933年10月13日，正是國民黨判決他八年徒刑後不久，他給汪原放寫信說：「自傳尚未動手寫……我很懶於寫東西，因為現在的生活，令我隻能讀書，不能寫文章，特別不能寫帶文學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沒有文學趣味了！……你可以告訴適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寫自傳，一時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他甚至這樣說：「我以前最喜歡看小說，現在見了小說頭便要痛，隻有自然科學、外國文、中國文字音韻學等類幹燥無味的東西，反而可以消遣。」[46]
由此可見，環境和心情對一個人的寫作，有多麽大的影響。
就這樣，陳獨秀暫時無心撰寫自傳，一拖就是三年，直到1937年7月上旬出獄前夕，《宇宙鋒》雜誌主編陶亢德托汪孟鄒約陳獨秀寫自傳時，陳才真正動起筆來。但他仍不願全部寫出來，表示隻寫到五四運動，內容亦以能出版為止。7月8日，他在寫給陶亢德的信中說：「許多朋友督促我寫自傳久矣，隻未能以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動手。前次尊函約寫自傳之一章，擬擇其一節以應命；今尊函希望多寫一點，到五四運動止，則範圍擴大矣。今擬正正經經寫一本自傳，從起首到五四運動前後，內容能夠出版為止，先生以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內容有無窒礙，究竟能寫至何時，能有若幹字，此時尚難確定。」[47]
內容要考慮「能夠出版」和「有無窒礙」！可見，這時的陳獨秀已經完全沒有當年桀驁不羈的狂野精神，而持一種遵守體製限製的現實主義精神，成了一個合法主義者，再也不願回到當初中共與托派的地下生活中去，批判國民黨體製的思想、言論、出版不自由了。數年的牢獄生活，的確使他改變了性格，從一個為革命理想而奮鬥的激進主義者、舊世界的批判者，變成了一個與現實體製妥協的合法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如果執政者不再反動，他是準備容忍和合作的，尤其是在日本侵略、民族危機的情況下。他的自傳準備隻寫到五四運動，應該也是出於這種考慮，因為若寫到五四運動以後，必然對當前兩大政黨做出褒貶，發生新的糾紛。自然，這裏還有很複雜的情況。因為在與國共兩黨關係中，也有他自身的許多不好說的尷尬事。要知道，陳獨秀是一個愛麵子、不太習慣做自我檢討的人。
為什麽這時他對寫自傳積極起來，顯然他受到了前一天七七事變的刺激，覺得在獄中安靜讀書寫作的時間不多了。於是，在盧溝橋風火歲月中，他奮筆疾書，到月底，就寫出兩章：第一章題為「沒有父親的孩子」；第二章題為「由選學妖孽到康梁派」（發表時改名為「江南鄉試」）。兩章約一萬字，內容敘述了作者少年時期痛惡孔孟八股文，喜讀《昭明文選》，氣煞嚴厲教育他讀四書五經的「白鬍子爺爺」，戲弄以迷信騙人的「陰陽先生」和院試蒙了一個秀才，南京鄉試未中舉人，卻看到了「所謂掄才大典」，「簡直是隔幾年把這班猴子、狗熊搬出來開一次動物展覽會」的鬧劇，以及曾把康梁改良主義當作人生楷模，等等情境；生動展現了作者自小就不畏強暴、同情勞動人民疾苦的品格，和他思想啟蒙時期「由選學妖孽到康梁派」的過程。而其文筆之風趣、潑辣、尖銳和深刻，足以令人看了噴飯而又深思。
在他出獄兩個多月後的1937年11月11日至12月1日，自傳在《宇宙風》（十日刊）雜誌上連載時名為《實庵自傳》。顯然，在抗戰初期全國人民鬥誌高揚的時候，他已經不願意太張揚「陳獨秀」這個名字了，因為人人都知道「陳獨秀」這個大人物，而幾乎沒有人知道「實庵」是誰；陳獨秀考慮，也許在這兩章自傳內容中，還沒有1914年才產生的「陳獨秀」這個名字。但是，盡管如此，《自傳》的發表還是引起很大的轟動。《宇宙風》更是欣喜無狀，大登gg，稱其為「傳記文學之瑰寶」。可見，當年討厭「文學性」的陳獨秀，現在已經文學氣十足了。雜誌編輯部在編輯後記中還由衷地感謝說：「陳獨秀先生除為本刊寫自傳外，還俯允經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陳先生是文化導師，文壇名宿，擱筆久矣，現蒙為刊撰文，實不特本刊之幸也。」
後來，較有實力的群益出版公司得訊，表示願意接受陳獨秀的自傳稿，於是陳又積極起來。在法庭審判前的1933年2月7日，他寫信給高語罕說：「自傳稍遲即可動手」，汪孟鄒處不能出版，「曹聚仁代表群益公司來索此稿（大約稿費每千字二十元，每月可付二百元）。曹為人尚誠實，惟不知該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聽一下。」就在這封信裏，他表示急欲得到托洛次基的《我的生平》《不斷革命論》《西方革命史》《法國革命》等書，說明他真的要寫《自傳》和《中國大革命史》了。同時，他又覺得這樣做有點對不起老朋友汪孟鄒和亞東圖書館。他是一個講究義氣和重感情的人。所以，他還是希望亞東出。3月4日，他在給高語罕的信中又說：「自傳尚未動手，此時是否急於向人交涉出版？倘與長沙老友（即汪孟鄒——引者）一談，隻要他肯實時付印，別的條件都不重要。」
但是，一是汪孟鄒是一個膽子非常小的人，一直沒有響應已是國民黨重犯、命在旦夕之人的近乎請求的詢問；二是陳獨秀接著為應付審判，不服，上訴，又被駁回，情緒壞極，特別是令他不堪回首的大革命史和他在其中的表現，以及法庭上被人廣泛誤解的托派的「反共」作用。若寫自傳，這些內容都是不可迴避的；三是胡適約他寫自傳，強調傳記的「文學性」，更使他望而卻步。倒不是他不會在傳記中寫出「文學性」，而是他的心境，不允許他產生「文學性」。1933年10月13日，正是國民黨判決他八年徒刑後不久，他給汪原放寫信說：「自傳尚未動手寫……我很懶於寫東西，因為現在的生活，令我隻能讀書，不能寫文章，特別不能寫帶文學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沒有文學趣味了！……你可以告訴適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寫自傳，一時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他甚至這樣說：「我以前最喜歡看小說，現在見了小說頭便要痛，隻有自然科學、外國文、中國文字音韻學等類幹燥無味的東西，反而可以消遣。」[46]
由此可見，環境和心情對一個人的寫作，有多麽大的影響。
就這樣，陳獨秀暫時無心撰寫自傳，一拖就是三年，直到1937年7月上旬出獄前夕，《宇宙鋒》雜誌主編陶亢德托汪孟鄒約陳獨秀寫自傳時，陳才真正動起筆來。但他仍不願全部寫出來，表示隻寫到五四運動，內容亦以能出版為止。7月8日，他在寫給陶亢德的信中說：「許多朋友督促我寫自傳久矣，隻未能以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動手。前次尊函約寫自傳之一章，擬擇其一節以應命；今尊函希望多寫一點，到五四運動止，則範圍擴大矣。今擬正正經經寫一本自傳，從起首到五四運動前後，內容能夠出版為止，先生以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內容有無窒礙，究竟能寫至何時，能有若幹字，此時尚難確定。」[47]
內容要考慮「能夠出版」和「有無窒礙」！可見，這時的陳獨秀已經完全沒有當年桀驁不羈的狂野精神，而持一種遵守體製限製的現實主義精神，成了一個合法主義者，再也不願回到當初中共與托派的地下生活中去，批判國民黨體製的思想、言論、出版不自由了。數年的牢獄生活，的確使他改變了性格，從一個為革命理想而奮鬥的激進主義者、舊世界的批判者，變成了一個與現實體製妥協的合法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如果執政者不再反動，他是準備容忍和合作的，尤其是在日本侵略、民族危機的情況下。他的自傳準備隻寫到五四運動，應該也是出於這種考慮，因為若寫到五四運動以後，必然對當前兩大政黨做出褒貶，發生新的糾紛。自然，這裏還有很複雜的情況。因為在與國共兩黨關係中，也有他自身的許多不好說的尷尬事。要知道，陳獨秀是一個愛麵子、不太習慣做自我檢討的人。
為什麽這時他對寫自傳積極起來，顯然他受到了前一天七七事變的刺激，覺得在獄中安靜讀書寫作的時間不多了。於是，在盧溝橋風火歲月中，他奮筆疾書，到月底，就寫出兩章：第一章題為「沒有父親的孩子」；第二章題為「由選學妖孽到康梁派」（發表時改名為「江南鄉試」）。兩章約一萬字，內容敘述了作者少年時期痛惡孔孟八股文，喜讀《昭明文選》，氣煞嚴厲教育他讀四書五經的「白鬍子爺爺」，戲弄以迷信騙人的「陰陽先生」和院試蒙了一個秀才，南京鄉試未中舉人，卻看到了「所謂掄才大典」，「簡直是隔幾年把這班猴子、狗熊搬出來開一次動物展覽會」的鬧劇，以及曾把康梁改良主義當作人生楷模，等等情境；生動展現了作者自小就不畏強暴、同情勞動人民疾苦的品格，和他思想啟蒙時期「由選學妖孽到康梁派」的過程。而其文筆之風趣、潑辣、尖銳和深刻，足以令人看了噴飯而又深思。
在他出獄兩個多月後的1937年11月11日至12月1日，自傳在《宇宙風》（十日刊）雜誌上連載時名為《實庵自傳》。顯然，在抗戰初期全國人民鬥誌高揚的時候，他已經不願意太張揚「陳獨秀」這個名字了，因為人人都知道「陳獨秀」這個大人物，而幾乎沒有人知道「實庵」是誰；陳獨秀考慮，也許在這兩章自傳內容中，還沒有1914年才產生的「陳獨秀」這個名字。但是，盡管如此，《自傳》的發表還是引起很大的轟動。《宇宙風》更是欣喜無狀，大登gg，稱其為「傳記文學之瑰寶」。可見，當年討厭「文學性」的陳獨秀，現在已經文學氣十足了。雜誌編輯部在編輯後記中還由衷地感謝說：「陳獨秀先生除為本刊寫自傳外，還俯允經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陳先生是文化導師，文壇名宿，擱筆久矣，現蒙為刊撰文，實不特本刊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