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第二價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權一體的禮教。這一價值，在二千年後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然而在孔子立教的當時，也有它相當的價值。」因為自周平王東遷以後，王室漸陵夷，諸侯割據與爭鬥，再加商業的發展，「動搖了閉關自守的封建農業經濟之基礎，由經濟的兼併，開始了政治的兼併，為封建製度掘下了墳墓，為統一政權開闢了道路，同時也產生了孔子的政治思想。」這就如歐洲中世紀之末，在封建陵夷以後，社會又無由封建走向民主之可能，還要「經過王政復興君主專製的時代」。孔子「於是乃在封建的軀殼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謂尊卑長幼之節，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妻之別普遍而簡單的禮教，來代替那『王臣公、公臣大夫……的十等製』，冀圖在『禮』教的大帽子之下，不但在朝廷有君臣之禮，並且在整個社會有父子、夫妻等尊卑之禮，拿這樣的連環法寶，來束縛那些封建諸侯大夫以至陪臣，使他們認識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以維持那日漸離析分崩的社會。」
陳獨秀冷靜而精闢地指出：「科學與民主，是人類社會進步之兩大主要動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於科學的。孔子的禮教，是反民主的，人們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冷宮，把建立禮教的孔子尊為萬世師表，中國人活該倒黴！」「請看近數十年的歷史，每逢民主運動失敗一次，反動潮流便高漲一次；同時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這是何等自然的邏輯！」
所以，文章最後主張：「人們如果定要尊孔，也應該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麵加以發揮，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權民主運動、助長官僚氣焰的禮教了！」[41]
應該說，如此言簡意賅地評價孔子，是非常獨特的，而他對孔子禮教的精詳分析和論述，則顯出他的博學過人。
關於「道家」的研究，陳獨秀寫了《老子考略》一文。這是一篇考證文章，分三部分。
一為「老子與道家」的關係，指出「道家本黃帝之言」，先秦諸子稱其為「黃帝書」及「道經」。其實，「黃帝軒轅氏，當非一代帝王稱號（遠古無帝王），或亦非專謂一人，可假定其為諸夏有力之一族」。此族「以發明用火著稱於世，故或言黃帝，或言有熊，或言祝融」。「自姬周統一以至春秋之世，中國學術思想，惟儒道二派，餘皆後起……但是，自學術言，道固無遜於儒，以政治製度言，道術已不適用於經濟發展之秦、漢社會，以此道家學術雖廣行於民間，而政治則不得不屈折在儒法二家之下。」但是，由於古文獻散佚，「黃帝書」及「道經」，今已不可考，即《漢書》所錄《黃帝四經》四篇，《雜黃帝》五十八篇，《黃帝君臣》十篇，亦久已散亡，「今所存者，惟先秦及兩漢諸子百家所稱述者而已，其言義理最完備者，則為《周易·繫辭》及《老子》。」但是，漢初稱黃帝之言為黃老，或稱黃帝老子之術；魏晉以後，又稱老莊，罕言黃帝矣，其後更以老子為道家之初祖。「其實莊周並非道家，莊子雖喜稱引黃老，而其根本思想『一生死齊彭殤』，實與道家背道而馳也。」老聃更「非道家初祖，老子以前，已有『道經』及『黃帝書』行世，老聃不過祖述黃帝之言者之一人而已」。
二為「老子略歷」，指出「神仙家所傳老子之神話固全然無稽，即《史記·老子傳》，亦全不可信……所記各事，無一足以證信」；《莊子》《列子》也由於「以老萊子與老子相混而致誤」，而《史記》「所謂周守藏史，乃由於以老聃與周太史儋相混而致誤」；《論語》「亦以老彭為彭祖。鄭玄以老為老聃，不足信」；至於道士王浮所撰《化胡經》，唐宋時盛傳「老子西去流沙化胡成佛之事」，更是「可恥」。在做了以上種種辟訛之後，陳獨秀說：「由此，吾人得以推定：老子即老聃，沛之隱君子也。生於周威烈王或安王時，在墨子之後，莊子之前，略與申子、惠子、孟子同時，與關伊同悅黃帝道術，著書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今名《道德經》。」
三為老子著書，同樣考證了長期流行的眾多老子偽著，最後肯定：「今惟就《淮南子》以前各書所稱引老聃之言以及見於今本《老子》而合乎黃、老道術者，輯成一家言，然後老子教義之真麵目始可得而見之。」[42]
從以上兩篇關於孔子和老子論著，可以看到陳獨秀這時對先秦諸子百家學說做了係統的研究，否則難以做出如此大膽的論斷。
《自傳》之「瑰寶」與遺憾
陳獨秀關於《我的回憶錄》的寫作，頗為曲折。當時胡適等老友和托派同誌，都積極推動他寫自傳。胡適在1933年6月27日寫的《四十自述》序言中，呼籲蔡元培、陳獨秀等都來寫自傳。他說：「我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我盼望他們都不要叫我失望。」與陳獨秀依然保持密切聯繫的托派同誌，更希望他仿效托洛茨基寫的《我的生平》和《俄國革命史》，以及他寫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及《告全黨同誌書》（1929年12月10日）那樣，通過寫自傳，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同時寫《中國大革命史》，獄內外的托派同誌都願意為他提供材料，大家都認為他是寫大革命歷史的最好人選。
但是，陳獨秀卻沒有把寫《自傳》和《大革命史》列為獄中寫作的首選。主要原因是經濟問題，即出版問題。當時，除了他個人的開支之外，高君曼及兩個孩子（哲民和子美）的生活費，一直由他負責。他的經濟來源除了親朋好友偶有接濟以外，主要是亞東圖書館的稿費和版稅。高君曼每月從亞東領取30元。1931年她去世後，兒子陳哲民在上海讀書的學費和零用錢，也在亞東支取。所以，陳獨秀入獄後發現自己欠亞東的錢「實在不少」；汪原放來探監時，陳表示「心裏很難過」。[43]於是他建議：一是重印《獨秀文存》，二是打算先著手寫《自傳》。但是，由於他的政治地位及牢獄的處境，不僅他已經完成的拚音文字稿一直未能出版，《獨秀文存》也不能登報銷售。所以，亞東對接受陳獨秀自傳頗為猶豫。這給他的寫作積極性很大的打擊。入獄之初的1932年12月22日，他在給高語罕的信中說：「自傳一時尚未能動手寫，寫時擬分三、四冊陸續出版，有稿當然交老友處（指汪孟鄒——引者）印行。如老友不能實時印行，則隻好給別家。自傳和《文存》是一樣的東西，倘《文存》不能登報門售，自傳當然也沒有印行可能。若寫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將來，則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44]
陳獨秀冷靜而精闢地指出：「科學與民主，是人類社會進步之兩大主要動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於科學的。孔子的禮教，是反民主的，人們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冷宮，把建立禮教的孔子尊為萬世師表，中國人活該倒黴！」「請看近數十年的歷史，每逢民主運動失敗一次，反動潮流便高漲一次；同時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這是何等自然的邏輯！」
所以，文章最後主張：「人們如果定要尊孔，也應該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麵加以發揮，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權民主運動、助長官僚氣焰的禮教了！」[41]
應該說，如此言簡意賅地評價孔子，是非常獨特的，而他對孔子禮教的精詳分析和論述，則顯出他的博學過人。
關於「道家」的研究，陳獨秀寫了《老子考略》一文。這是一篇考證文章，分三部分。
一為「老子與道家」的關係，指出「道家本黃帝之言」，先秦諸子稱其為「黃帝書」及「道經」。其實，「黃帝軒轅氏，當非一代帝王稱號（遠古無帝王），或亦非專謂一人，可假定其為諸夏有力之一族」。此族「以發明用火著稱於世，故或言黃帝，或言有熊，或言祝融」。「自姬周統一以至春秋之世，中國學術思想，惟儒道二派，餘皆後起……但是，自學術言，道固無遜於儒，以政治製度言，道術已不適用於經濟發展之秦、漢社會，以此道家學術雖廣行於民間，而政治則不得不屈折在儒法二家之下。」但是，由於古文獻散佚，「黃帝書」及「道經」，今已不可考，即《漢書》所錄《黃帝四經》四篇，《雜黃帝》五十八篇，《黃帝君臣》十篇，亦久已散亡，「今所存者，惟先秦及兩漢諸子百家所稱述者而已，其言義理最完備者，則為《周易·繫辭》及《老子》。」但是，漢初稱黃帝之言為黃老，或稱黃帝老子之術；魏晉以後，又稱老莊，罕言黃帝矣，其後更以老子為道家之初祖。「其實莊周並非道家，莊子雖喜稱引黃老，而其根本思想『一生死齊彭殤』，實與道家背道而馳也。」老聃更「非道家初祖，老子以前，已有『道經』及『黃帝書』行世，老聃不過祖述黃帝之言者之一人而已」。
二為「老子略歷」，指出「神仙家所傳老子之神話固全然無稽，即《史記·老子傳》，亦全不可信……所記各事，無一足以證信」；《莊子》《列子》也由於「以老萊子與老子相混而致誤」，而《史記》「所謂周守藏史，乃由於以老聃與周太史儋相混而致誤」；《論語》「亦以老彭為彭祖。鄭玄以老為老聃，不足信」；至於道士王浮所撰《化胡經》，唐宋時盛傳「老子西去流沙化胡成佛之事」，更是「可恥」。在做了以上種種辟訛之後，陳獨秀說：「由此，吾人得以推定：老子即老聃，沛之隱君子也。生於周威烈王或安王時，在墨子之後，莊子之前，略與申子、惠子、孟子同時，與關伊同悅黃帝道術，著書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今名《道德經》。」
三為老子著書，同樣考證了長期流行的眾多老子偽著，最後肯定：「今惟就《淮南子》以前各書所稱引老聃之言以及見於今本《老子》而合乎黃、老道術者，輯成一家言，然後老子教義之真麵目始可得而見之。」[42]
從以上兩篇關於孔子和老子論著，可以看到陳獨秀這時對先秦諸子百家學說做了係統的研究，否則難以做出如此大膽的論斷。
《自傳》之「瑰寶」與遺憾
陳獨秀關於《我的回憶錄》的寫作，頗為曲折。當時胡適等老友和托派同誌，都積極推動他寫自傳。胡適在1933年6月27日寫的《四十自述》序言中，呼籲蔡元培、陳獨秀等都來寫自傳。他說：「我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我盼望他們都不要叫我失望。」與陳獨秀依然保持密切聯繫的托派同誌，更希望他仿效托洛茨基寫的《我的生平》和《俄國革命史》，以及他寫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及《告全黨同誌書》（1929年12月10日）那樣，通過寫自傳，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同時寫《中國大革命史》，獄內外的托派同誌都願意為他提供材料，大家都認為他是寫大革命歷史的最好人選。
但是，陳獨秀卻沒有把寫《自傳》和《大革命史》列為獄中寫作的首選。主要原因是經濟問題，即出版問題。當時，除了他個人的開支之外，高君曼及兩個孩子（哲民和子美）的生活費，一直由他負責。他的經濟來源除了親朋好友偶有接濟以外，主要是亞東圖書館的稿費和版稅。高君曼每月從亞東領取30元。1931年她去世後，兒子陳哲民在上海讀書的學費和零用錢，也在亞東支取。所以，陳獨秀入獄後發現自己欠亞東的錢「實在不少」；汪原放來探監時，陳表示「心裏很難過」。[43]於是他建議：一是重印《獨秀文存》，二是打算先著手寫《自傳》。但是，由於他的政治地位及牢獄的處境，不僅他已經完成的拚音文字稿一直未能出版，《獨秀文存》也不能登報銷售。所以，亞東對接受陳獨秀自傳頗為猶豫。這給他的寫作積極性很大的打擊。入獄之初的1932年12月22日，他在給高語罕的信中說：「自傳一時尚未能動手寫，寫時擬分三、四冊陸續出版，有稿當然交老友處（指汪孟鄒——引者）印行。如老友不能實時印行，則隻好給別家。自傳和《文存》是一樣的東西，倘《文存》不能登報門售，自傳當然也沒有印行可能。若寫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將來，則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