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此傳雖是速成，畢竟醞釀已久，而且在取材和寫法上，可謂深思熟慮。自傳一開頭就借用休謨的話說：「一個人寫自己的生平時，如果說的太多了，總是免不了虛榮的，所以我的自傳要力求簡短，人們或者認為我自己之擅寫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種虛榮；不過這篇敘述文字所含的東西，除了關於我自己著作的記載而外，很少有別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於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並不足為虛榮的對象。」接著，陳獨秀表示：「幾年以來，許多朋友極力勸我寫自傳，我遲疑不寫者，並不是因為避免什麽虛榮；現在開始寫一點，也不是因為什麽虛榮；休謨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於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敗，也並不足為虛榮的對象。我現在寫這本自傳，關於我個人的事，打算照休謨的話『力求簡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見所聞的政治及社會思想之變動，盡我所記憶的描寫出來……也不濫抄不大有生氣的政治經濟材料，以誇張篇幅。」看來，他還是當年出版《獨秀文存》時的思想，寫自傳不是為了炫耀自己，乃是記錄「政治及社會思想之變動」。因此，這部自傳具有永恆的價值。
「力求簡短」又能寫出具有社會價值的自傳，自然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他接著提到另一種寫自傳的方法，說富蘭克林寫自傳時，喜歡搜集先人一切瑣碎的遺事，為此而長途跋涉，遍訪親戚故舊。陳說：「我現在不能夠這樣做，也不願意這樣做，隻略略寫出在幼年時代印象較深的幾件事而已。」
但是，自傳的「瑰寶」在此，遺憾也在此。第一，由於這兩章自傳寄出後，陳獨秀很快出獄，看到祖國在日本侵略的危機中，作為一個愛國者，他不能無動於衷而繼續耽在書齋中寫自傳。特別是他一生奮鬥到此，總把民族興亡、國家利益和人民的苦難放在第一位，而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現在，麵對期望已久的全國抗戰的爆發，他又激發起極度興奮的政治熱情，毫不猶豫地投身到轟轟烈烈的抗戰熱潮中來。不過他不是投筆從戎，而是以筆作槍，口誅筆伐，進行抗日宣傳，無暇也沒有心情來從事與戰局無關的自傳寫作了。正如他在1937年11月3日，上海淪陷前夕還對反覆催促他寫自傳的陶亢德所說：「日來忙於演講及各新出雜誌之徵文，各處演詞又不能不自行寫定，自傳萬不能實時續寫，乞諒之。」
第二個考慮是，不願意粗製濫造，他是一個做事認真的人，特別是文字上，語不驚人誓不休，這在當時戰亂年代寫自傳幾乎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對陶又說：「弟對於自傳，在取材，結構，及行文，都十分慎重為之，不願草率從事，萬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從容為之，能在史學上文學上成為稍稍有價值之著作。世人粗製濫造，往往日得數千言，弟不能亦不願也。普通賣文餬口者，無論興之所至與否，必須按期得若幹字，其文自然不足觀。望先生萬萬勿以此辦法責弟寫自傳，倘必如此，弟隻有擱筆不寫，隻前二章了事而已。」沒想到，此言成了讖語，倒不是因為陶先生的繼續不斷催促，而是複雜的局勢和他的處境使然。
第三個顧慮應該是他與國共兩黨及蘇聯、共產國際的關係。這是他自傳中的敏感問題。正如他致陶信中透露的：「雜誌登載長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須每期連載，自傳偶有間斷，不但現在勢必如此，即將來亦不能免。富蘭克林自傳，即分三個時期隔多年完成者，況弟之自傳，即完成，最近的將來，亦未能全部發表，至多隻能寫至北伐以前也。」[48]如前所述，他與國共兩黨及蘇聯的糾葛，就是從北伐以後開始的。
不過，在給陶寫這封信時，他還沒有完全放棄續寫自傳的打算。翌年3月，亞東圖書館將其兩章自傳出單行本時，他還向汪孟鄒表示打算完成其自傳的全部，並允許各章繼出單行本。可能是受了這時發生的所謂其是「每月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300元」的「漢奸」案的刺激，他與中共徹底破裂，寫全部自傳已經無所顧忌了。然而，他的這個「打算」由於至死沒有完成另一部學術著作《小學識字教本》而沒有實現。當時他入迷似地研究文字學，撰述《教本》。汪孟鄒多次催促他續寫自傳，但他認為寫《教本》比寫自傳更為重要，答應候此書寫好後考慮自傳的續寫問題。沒有想到《教本》沒有寫完，他就病逝了。《實庵自傳》這兩章也就成了他的自傳之絕筆，沒有寫到他波瀾壯闊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
這是他人生的一大遺憾，更是中國傳記文學史上的一大遺憾。中華五千年文明，傳記文學史的著作不少，但真正有價值並膾炙人口的不多。
嘔心瀝血著述文字學
陳獨秀把文字學的研究和著述看得比寫自傳還重要，主要是他認為漢字的落後將貽誤子孫後代。他的這個想法起源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當時激進者如錢玄同，曾主張廢除漢字，陳獨秀則主張漢字拚音化，並在1928年終於完成《中國拚音文字草案》。他曾滿懷希望此稿能出版，許多朋友也都幫忙促成，但終因他「共匪首領」的身份，未能如願。於是他退而求其次，研究漢字形成的規律，企圖解決漢字的難認、難記、難寫的問題。實際上，說「退而求其次」是指出版而言，即對社會產生實際的影響；就對這個問題的探索來說，如前述早在1913年反袁鬥爭失敗後就開始了，並在當年完成了《字義類例》書稿，因當時出版業不景氣，拖到1925年才出版。該書就是探索漢字起源的。後來由於政治鬥爭的激烈和殘酷，他中斷了這個問題的研究。現在，監獄的環境和朋友的幫助，給了他繼續研究這個學術問題的良好條件。所以，這是他一生中從事文字學研究和著述時間最長、收穫最多的時期。由於政治上屢屢受挫之後，學術上有一種成就感，而且這也是對國家和人民的一種貢獻，因此，他也希望那些「書生氣」的朋友們學他——「棄政從著」。他曾為魯迅議政而中斷了小說的創作而惋惜，也曾為胡適從政而中斷了文學革命而可惜。1932年12月1日，他致函胡，說胡「著述之才遠優於從政」，並贈以「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詩句相勉，望其從著不從政重新煥發五四時期文學革命的青春；甚至建議胡從推廣拚音文字入手，要其幫助早日出版他三年前著的《中國拚音文字草案》。他天真地認為，自己既已被捕，當局就不應再怕他，商務印書館「可以放心出版了」，或者由崇拜他的學生傅孟真掌管的中央研究所出版。他希望此書能起到「引龍出水」的作用，「引起國人批評和注意，坑人的中國文字，實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礙」。為此，他殷殷囑告胡適：「新製拚音文字，實為當務之急，甚望先生能夠拿出當年提倡白話文的勇氣，登高一呼」，掀起中國拚音文字的運動。[49]
「力求簡短」又能寫出具有社會價值的自傳，自然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他接著提到另一種寫自傳的方法，說富蘭克林寫自傳時，喜歡搜集先人一切瑣碎的遺事，為此而長途跋涉，遍訪親戚故舊。陳說：「我現在不能夠這樣做，也不願意這樣做，隻略略寫出在幼年時代印象較深的幾件事而已。」
但是，自傳的「瑰寶」在此，遺憾也在此。第一，由於這兩章自傳寄出後，陳獨秀很快出獄，看到祖國在日本侵略的危機中，作為一個愛國者，他不能無動於衷而繼續耽在書齋中寫自傳。特別是他一生奮鬥到此，總把民族興亡、國家利益和人民的苦難放在第一位，而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現在，麵對期望已久的全國抗戰的爆發，他又激發起極度興奮的政治熱情，毫不猶豫地投身到轟轟烈烈的抗戰熱潮中來。不過他不是投筆從戎，而是以筆作槍，口誅筆伐，進行抗日宣傳，無暇也沒有心情來從事與戰局無關的自傳寫作了。正如他在1937年11月3日，上海淪陷前夕還對反覆催促他寫自傳的陶亢德所說：「日來忙於演講及各新出雜誌之徵文，各處演詞又不能不自行寫定，自傳萬不能實時續寫，乞諒之。」
第二個考慮是，不願意粗製濫造，他是一個做事認真的人，特別是文字上，語不驚人誓不休，這在當時戰亂年代寫自傳幾乎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對陶又說：「弟對於自傳，在取材，結構，及行文，都十分慎重為之，不願草率從事，萬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從容為之，能在史學上文學上成為稍稍有價值之著作。世人粗製濫造，往往日得數千言，弟不能亦不願也。普通賣文餬口者，無論興之所至與否，必須按期得若幹字，其文自然不足觀。望先生萬萬勿以此辦法責弟寫自傳，倘必如此，弟隻有擱筆不寫，隻前二章了事而已。」沒想到，此言成了讖語，倒不是因為陶先生的繼續不斷催促，而是複雜的局勢和他的處境使然。
第三個顧慮應該是他與國共兩黨及蘇聯、共產國際的關係。這是他自傳中的敏感問題。正如他致陶信中透露的：「雜誌登載長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須每期連載，自傳偶有間斷，不但現在勢必如此，即將來亦不能免。富蘭克林自傳，即分三個時期隔多年完成者，況弟之自傳，即完成，最近的將來，亦未能全部發表，至多隻能寫至北伐以前也。」[48]如前所述，他與國共兩黨及蘇聯的糾葛，就是從北伐以後開始的。
不過，在給陶寫這封信時，他還沒有完全放棄續寫自傳的打算。翌年3月，亞東圖書館將其兩章自傳出單行本時，他還向汪孟鄒表示打算完成其自傳的全部，並允許各章繼出單行本。可能是受了這時發生的所謂其是「每月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300元」的「漢奸」案的刺激，他與中共徹底破裂，寫全部自傳已經無所顧忌了。然而，他的這個「打算」由於至死沒有完成另一部學術著作《小學識字教本》而沒有實現。當時他入迷似地研究文字學，撰述《教本》。汪孟鄒多次催促他續寫自傳，但他認為寫《教本》比寫自傳更為重要，答應候此書寫好後考慮自傳的續寫問題。沒有想到《教本》沒有寫完，他就病逝了。《實庵自傳》這兩章也就成了他的自傳之絕筆，沒有寫到他波瀾壯闊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
這是他人生的一大遺憾，更是中國傳記文學史上的一大遺憾。中華五千年文明，傳記文學史的著作不少，但真正有價值並膾炙人口的不多。
嘔心瀝血著述文字學
陳獨秀把文字學的研究和著述看得比寫自傳還重要，主要是他認為漢字的落後將貽誤子孫後代。他的這個想法起源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當時激進者如錢玄同，曾主張廢除漢字，陳獨秀則主張漢字拚音化，並在1928年終於完成《中國拚音文字草案》。他曾滿懷希望此稿能出版，許多朋友也都幫忙促成，但終因他「共匪首領」的身份，未能如願。於是他退而求其次，研究漢字形成的規律，企圖解決漢字的難認、難記、難寫的問題。實際上，說「退而求其次」是指出版而言，即對社會產生實際的影響；就對這個問題的探索來說，如前述早在1913年反袁鬥爭失敗後就開始了，並在當年完成了《字義類例》書稿，因當時出版業不景氣，拖到1925年才出版。該書就是探索漢字起源的。後來由於政治鬥爭的激烈和殘酷，他中斷了這個問題的研究。現在，監獄的環境和朋友的幫助，給了他繼續研究這個學術問題的良好條件。所以，這是他一生中從事文字學研究和著述時間最長、收穫最多的時期。由於政治上屢屢受挫之後，學術上有一種成就感，而且這也是對國家和人民的一種貢獻，因此，他也希望那些「書生氣」的朋友們學他——「棄政從著」。他曾為魯迅議政而中斷了小說的創作而惋惜，也曾為胡適從政而中斷了文學革命而可惜。1932年12月1日，他致函胡，說胡「著述之才遠優於從政」，並贈以「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詩句相勉，望其從著不從政重新煥發五四時期文學革命的青春；甚至建議胡從推廣拚音文字入手，要其幫助早日出版他三年前著的《中國拚音文字草案》。他天真地認為，自己既已被捕，當局就不應再怕他，商務印書館「可以放心出版了」，或者由崇拜他的學生傅孟真掌管的中央研究所出版。他希望此書能起到「引龍出水」的作用，「引起國人批評和注意，坑人的中國文字，實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礙」。為此，他殷殷囑告胡適：「新製拚音文字，實為當務之急，甚望先生能夠拿出當年提倡白話文的勇氣，登高一呼」，掀起中國拚音文字的運動。[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