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典獄長把同監的濮清泉叫去，說「當年我也是崇拜陳先生的一人，以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範，現在看來，他的文章雖好，道德有限」。濮「摸不著頭腦」，不知出了什麽事？典獄長叫看守退出，把門關緊，說道：「我今天把你找來，有件事要你轉告。陳先生在我們這裏，我們沒有把他當作犯人看待，上麵叫我們優待，我們也盡量給他以優待。但是優待也有個界限，這裏是監獄，不是旅館。陳先生近來忘記了他在坐監獄，把我們這裏當旅館，這是使我們很為難的……根據看守人的報告說，陳先生和那個姓潘的女士，在他的監房裏發生過肉體關係，這怎麽行呢？這事情傳出去，豈不要叫我同他一樣坐牢嗎？請你婉言轉告他，要為我的處境想一想。麵子要雙方來顧，如再有這樣行動，那就莫怪我無情了。」第二天，濮清泉把此話轉告了陳獨秀。陳起初「神色自若，毫無赧顏」。濮批評說：「你是一個政黨的領袖，對婦女問題，沒有正確而嚴肅的態度行嗎？」陳自知理虧，沉默良久，然後說道：「在建黨以前，在這方麵，我是放蕩不羈的，可是建黨以後，我就深自檢點沒有胡來了。」[36]言外之意，他這次不屬於「胡來」範圍。說來也是，他們已經是同居兩年的事實上的夫妻了，不過是場合不合適而已。現在，典獄長既然如此說了，「麵子」還是要給的，而且是「雙方的麵子」，從此不再發生這樣的事了。
就這樣，潘蘭珍一直照顧到陳三年後出獄。患難識知己，日久見人心。潘蘭珍三年如一日精心照料陳獨秀的生活，使陳獨秀深受感動，特別是出獄後晚年的始終如一的照顧，也感動了陳獨秀兩位前妻所生的孩子，由不理解、不滿，到接受和尊敬。對於潘蘭珍來說，看到眾多國民黨達官貴人和社會名流來探望，並饋贈各種衣物（僅貴重的皮袍子就送來八件，陳用不了就轉送獄中難友）和錢財，也使潘大開眼界，看到這個「老頭子」的價值和地位。於是兩人更加相親相愛，情深似海。
獄中的研究工作
自從1901年留學日本參加革命鬥爭以來，除了在北京大學和廣東教育委員會兩個短暫時期進行教育工作以外，陳獨秀一直過著動盪危險的「地下」生活。其實，就其個人愛好而言，他更熱衷於學術研究，尤其是文字學。以前，在緊張的革命鬥爭中，還忙裏偷閑，做過一些這方麵的工作。如1904年3月至1905年創辦《安徽俗話報》時期，研究過「中國何以不如外國」的原因和救國的途徑。《安徽俗話報》上約50篇以「三愛」筆名發表的文章，反映了他此時期思索和研究的狀況和結果。1914年6月至1922年7月，反袁鬥爭失敗後的新文化運動時期，除繼續研究使中國國民性愚昧落後、國家衰弱的根本原因外，還對教育、文學、宗教、道德、法律、藝術等，進行廣泛研究，發動新文化運動。在這個過程中，他發表了大量警世駭俗的見解。1922年8月，他把這些見解收編在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獨秀文存》中，他在該書「自序」中說：
我這幾十篇文章，原沒有什麽文學的價值，也沒有古人所謂著書傳世的價值。但是如今出版界的意思，隻要於讀者有點益處，有印行的價值便印行，不一定要是傳世的作品；著書人的意見，隻要有點心得或有點意見貢獻於現社會，便可以印行；至於著書傳世藏之名山以待後人這種昏亂思想，漸漸變成過去的笑話了。我這幾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學的作品，而且沒有什麽有係統的論證，不過直述我的種種直覺罷了；但都是我的直覺，把我自己心裏要說的話痛痛快快的說將出來，不剿襲人家的說話，也沒有無病而呻的說話，在這一點，也許有出版的價值。在這幾十篇文章中，有許多不同的論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學是社會思想變遷底產物。在這一點，也或者有出版的價值。
人們可以從陳獨秀的這段話中，感悟他寫文章的特點和為人的特殊性格。
首先，寫文章「隻要有點心得或有點意見貢獻於現社會」就行，不能考慮「傳世」。從這一點看，由於他的天賦，正因為他的寫作不追求名利，反而成了「傳世」之作。據統計，這本《獨秀文存》1922年出版後，連續印行10次，累計印數達32000部，暢銷達30年。1952年此書因受託派案株連被查禁銷毀，30年後，再次被多家出版社出版或列入出版計劃。
其次，他寫文章主要憑自己的「直覺」，以記錄「社會思想底變遷」。所以，陳獨秀在文章中表達的思想是「與日俱進」的，他隻忠實地反映「社會思想底變遷」，而不考慮個人的名利安危。同時，由於「社會思想變遷」的反覆性，他對於自己思想的反覆和前後矛盾性，也就從不後悔和檢討。他也就成為一個這樣光明磊落的人；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他「從來不認錯」，其實，這恰恰是他的特殊性格，是基於尊重歷史的科學性，而不是頑固堅持錯誤，更不是文過飾非。
在反袁鬥爭失敗後的極度困難時期，陳獨秀還研究文字學，完成一部專著《字義類例》。在這部著作中，他對學術的貢獻，前已有所論述。而在大革命失敗後的隱居時期，他一麵思索革命失敗的原因和新路，一麵又研究漢字改革中的拚音問題，寫成《中國拚音文字草案》一稿。
現在入獄，要坐長達八年之牢，於是他更要把監獄當作研究室了，把本來是寂寞難熬的監獄生活，變成緊張的研究工作，在這特殊的環境中，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盡情地貢獻給所熱愛的人民和祖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要在監獄這種環境中，爭取「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為人類創造「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37]於是，他擬訂了一個龐大的著述計劃，聲稱「擬謀中國學術長足之進展」，「創造中國五十年新政治學術之結晶，以謝國人」。[38]可見他的雄心壯誌，不亞於革命鬥爭中的英雄氣概。
就這樣，潘蘭珍一直照顧到陳三年後出獄。患難識知己，日久見人心。潘蘭珍三年如一日精心照料陳獨秀的生活，使陳獨秀深受感動，特別是出獄後晚年的始終如一的照顧，也感動了陳獨秀兩位前妻所生的孩子，由不理解、不滿，到接受和尊敬。對於潘蘭珍來說，看到眾多國民黨達官貴人和社會名流來探望，並饋贈各種衣物（僅貴重的皮袍子就送來八件，陳用不了就轉送獄中難友）和錢財，也使潘大開眼界，看到這個「老頭子」的價值和地位。於是兩人更加相親相愛，情深似海。
獄中的研究工作
自從1901年留學日本參加革命鬥爭以來，除了在北京大學和廣東教育委員會兩個短暫時期進行教育工作以外，陳獨秀一直過著動盪危險的「地下」生活。其實，就其個人愛好而言，他更熱衷於學術研究，尤其是文字學。以前，在緊張的革命鬥爭中，還忙裏偷閑，做過一些這方麵的工作。如1904年3月至1905年創辦《安徽俗話報》時期，研究過「中國何以不如外國」的原因和救國的途徑。《安徽俗話報》上約50篇以「三愛」筆名發表的文章，反映了他此時期思索和研究的狀況和結果。1914年6月至1922年7月，反袁鬥爭失敗後的新文化運動時期，除繼續研究使中國國民性愚昧落後、國家衰弱的根本原因外，還對教育、文學、宗教、道德、法律、藝術等，進行廣泛研究，發動新文化運動。在這個過程中，他發表了大量警世駭俗的見解。1922年8月，他把這些見解收編在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獨秀文存》中，他在該書「自序」中說：
我這幾十篇文章，原沒有什麽文學的價值，也沒有古人所謂著書傳世的價值。但是如今出版界的意思，隻要於讀者有點益處，有印行的價值便印行，不一定要是傳世的作品；著書人的意見，隻要有點心得或有點意見貢獻於現社會，便可以印行；至於著書傳世藏之名山以待後人這種昏亂思想，漸漸變成過去的笑話了。我這幾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學的作品，而且沒有什麽有係統的論證，不過直述我的種種直覺罷了；但都是我的直覺，把我自己心裏要說的話痛痛快快的說將出來，不剿襲人家的說話，也沒有無病而呻的說話，在這一點，也許有出版的價值。在這幾十篇文章中，有許多不同的論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學是社會思想變遷底產物。在這一點，也或者有出版的價值。
人們可以從陳獨秀的這段話中，感悟他寫文章的特點和為人的特殊性格。
首先，寫文章「隻要有點心得或有點意見貢獻於現社會」就行，不能考慮「傳世」。從這一點看，由於他的天賦，正因為他的寫作不追求名利，反而成了「傳世」之作。據統計，這本《獨秀文存》1922年出版後，連續印行10次，累計印數達32000部，暢銷達30年。1952年此書因受託派案株連被查禁銷毀，30年後，再次被多家出版社出版或列入出版計劃。
其次，他寫文章主要憑自己的「直覺」，以記錄「社會思想底變遷」。所以，陳獨秀在文章中表達的思想是「與日俱進」的，他隻忠實地反映「社會思想底變遷」，而不考慮個人的名利安危。同時，由於「社會思想變遷」的反覆性，他對於自己思想的反覆和前後矛盾性，也就從不後悔和檢討。他也就成為一個這樣光明磊落的人；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他「從來不認錯」，其實，這恰恰是他的特殊性格，是基於尊重歷史的科學性，而不是頑固堅持錯誤，更不是文過飾非。
在反袁鬥爭失敗後的極度困難時期，陳獨秀還研究文字學，完成一部專著《字義類例》。在這部著作中，他對學術的貢獻，前已有所論述。而在大革命失敗後的隱居時期，他一麵思索革命失敗的原因和新路，一麵又研究漢字改革中的拚音問題，寫成《中國拚音文字草案》一稿。
現在入獄，要坐長達八年之牢，於是他更要把監獄當作研究室了，把本來是寂寞難熬的監獄生活，變成緊張的研究工作，在這特殊的環境中，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盡情地貢獻給所熱愛的人民和祖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要在監獄這種環境中，爭取「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為人類創造「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37]於是，他擬訂了一個龐大的著述計劃，聲稱「擬謀中國學術長足之進展」，「創造中國五十年新政治學術之結晶，以謝國人」。[38]可見他的雄心壯誌，不亞於革命鬥爭中的英雄氣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