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常委批評列爾士同誌對於政治決議案的意見》，《校內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
[32] 《法南區區委擴大會議對於常委最近政治通告——目前局勢與我們的任務的意見書》及3月14日法南區委給常委的信，均載《校內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
[33] 《常委通行第6號——為小陳及法南區委破壞組織原則》，《校內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4] 兩個文件均載《校內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5] 《常委對於北方問題的第三次決議》，1932年6月27日；《伯莊對北方問題的報告》，《校內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6] 《常委給北方特委的信》，1932年7月25日，《校內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7] 法南區委陳岱青等5人《致常委的信》，1932年6月22日，《校內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8] 參見法南區委陳岱青等5人《致常委的信》，1932年6月22日，《校內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9] 托洛茨基：《再給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信——論無產階級與農民戰爭》、《是行動的戰略不是揣測——給中國同誌的信》，《中國革命問題》，第301～306、307～3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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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在獄中（上·1932～1937）
被捕
陳獨秀領導托派進行反蔣抗日鬥爭，沒有給敵人任何打擊，精力卻消耗在內鬥中，同時又暴露了自己。堅持在城市開展革命活動的托派組織，終於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這是陳獨秀始料未及的。
像許多大人物有神奇的「免害」力一樣，陳獨秀一生多次遭遇被捕甚至被準備槍斃的命運，最後都倖免於難。他任托派中央書記後，托派中央曾兩次被全部破獲，唯獨他倖免。可是這次命運之神不再眷顧於他。他在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後，經過1921年、1922年兩次被捕，短暫的羈押之後，第三次被捕，並被判刑8年。
陳獨秀這次被捕頗有戲劇色彩。
1932年10月15日，新的托派中央常委彭述之、羅世藩、濮德誌、宋逢春，在上海虹口區有恆路春陽裏201號秘書謝少珊家開會，被國民黨中統特務偵知，與法租界巡捕一起聯合行動，五人全部被捕。
這次事件，必然中又有偶然。說必然，城市是國民黨統治的中心，而且當時國民黨的特務機構已經相當健全，破壞反蔣特別是共產黨機關和捕殺所謂「共匪」（包括反蔣抗日的托派及其他異己）的人員十分猖狂。因此在城市中，共產黨已經認識到難以進行革命活動，退到了農村；而托派囿於他們的原則，死守城市，成為甕中之鱉。此其一。其二，在大革命高潮中加入共產黨的年輕黨員和未經考驗的莫斯科歸國留學生大批回國，一些人成為出賣組織和同誌的叛徒；說偶然，是由於這次托派中央被破獲，特別是陳獨秀被捕，有意外的因素。
濮德誌保外就醫並成為常委後，實際上仍處於國民黨特務監視之下。一天，他的夫人張穎新在路上碰到了過去在莫斯科留學時的同學費克勤。不料想，此人與她的小姑費俠在莫斯科時僅是共青團員，回國時即被捕，經不起酷刑折磨而叛變了。費俠還成了徐恩曾的姘婦。但她們不知黨內機密，無可出賣，於是就與已經叛變的原托派小組織「戰鬥社」骨幹徐乃達、解叔達等人成為中統組織的鷹犬，在徐恩曾的指揮下，專門搜捕共產黨人，包括托派分子。陳獨秀更是國民黨懸賞萬金的「共匪首領」。但是，張穎新不知道他們已是特務，就約費克勤到家裏來玩。那天正好陳獨秀借濮家約見友人，讓費克勤見著了。事後，濮德誌批評張穎新粗心大意，第二天就搬了家。但是，情報很快就傳到了徐恩曾手中。10月15日，濮德誌到謝少珊家中開常委會，特務跟蹤而至，來了個緊急搜捕。[1]
與前兩次托派中央被破獲一樣，這次陳獨秀又因病未出席，本可再次倖免。但是，由於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謝少珊叛變，陳獨秀晚上在家中被捕。63年以後，陶希聖的女兒在香港《爭鳴》雜誌上發表回憶她父親的文章說：陳獨秀「遭中共整肅後，一直在上海隱姓埋名，躲避國民黨政府的追捕。後來中共黨內反對派把陳獨秀抓起來，送到國民黨政府治安機關去」。[2]這就完全搞錯了。當時國民黨上海市長吳鐵城給南京政府的兩個密電說得很清楚。
筡日（17日），陳獨秀被捕後第三天的電報稱：「……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在滬活動，前經與租界當局特別交涉，協同捕房偵查月餘，茲鹹日（即15日）在虹口破獲共黨常委會議機關，捕獲共黨謝少珊等五人，按謝供地址，將陳獨秀捕獲。」
19日的代電講得更詳細：「……據共犯謝少珊稱甘願自首，並可將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拘捕到案等語，即於當日下午7時，帶同該犯至嶽州路永興裏十一號樓上將共黨首領陳獨秀拘捕……」[3]
不僅如此，謝少珊還供出了五名常委（包括陳獨秀）的真實姓名和身份，以及托派中央的另外幾處機關，其中有中央與外地組織的聯絡站、《火花》印刷所等。這些機關又相繼被破，另五名托派骨幹分子被捕。謝少珊叛賣有「功」，免予起訴；他感恩戴德，加入「中統」（後轉入軍統），改名「謝力功」（意為國民黨立了一功）。六年後的1938年9月30日，他奉命與其他兩位軍統特務一起，以買古董的名義，到上海法租界武康路上一幢義大利式花園別墅內刺殺了民國第一任內務總理唐紹儀後，也捲入了一件疑案中，很快招來殺身之禍。原來，唐在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後，擬避居香港，因得蔣介石、孔祥熙、居正、宋子文、戴季陶之囑，暫留滬上試探日方要求和談的條件，故而與日本大特務頭子土肥原、原田有所接觸。同時，大漢奸梁鴻誌、溫宗堯也的確在拉攏他，企圖組建傀儡政府。軍統在剷除大漢奸時，利用謝力功（當時用名謝德盤）與唐的「同鄉好友」關係，錯殺了這位78歲的民國元老。由於軍統拿不出有力證據，此案引起國民黨元老的極大不滿。法租界巡捕房很快偵知謝德盤等三人是兇手，設法搜捕，使謝惶惶不可終日，時間一久，變得精神失常，被秘密送進重慶一家醫院。謝疑神疑鬼，總覺得有人跟蹤他，住院還帶了一把手槍自衛，引起醫院懷疑，向警方報告了情況。重慶衛戍總部派了另一位共產黨叛徒王克全前往觀察，不料謝以為「仇家」已到，舉槍瞄準，卻被王先發製人，一槍擊斃。
[32] 《法南區區委擴大會議對於常委最近政治通告——目前局勢與我們的任務的意見書》及3月14日法南區委給常委的信，均載《校內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
[33] 《常委通行第6號——為小陳及法南區委破壞組織原則》，《校內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4] 兩個文件均載《校內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5] 《常委對於北方問題的第三次決議》，1932年6月27日；《伯莊對北方問題的報告》，《校內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6] 《常委給北方特委的信》，1932年7月25日，《校內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7] 法南區委陳岱青等5人《致常委的信》，1932年6月22日，《校內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8] 參見法南區委陳岱青等5人《致常委的信》，1932年6月22日，《校內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9] 托洛茨基：《再給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信——論無產階級與農民戰爭》、《是行動的戰略不是揣測——給中國同誌的信》，《中國革命問題》，第301～306、307～312頁。
下篇 大徹大悟 到達彼岸
十六 在獄中（上·1932～1937）
被捕
陳獨秀領導托派進行反蔣抗日鬥爭，沒有給敵人任何打擊，精力卻消耗在內鬥中，同時又暴露了自己。堅持在城市開展革命活動的托派組織，終於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這是陳獨秀始料未及的。
像許多大人物有神奇的「免害」力一樣，陳獨秀一生多次遭遇被捕甚至被準備槍斃的命運，最後都倖免於難。他任托派中央書記後，托派中央曾兩次被全部破獲，唯獨他倖免。可是這次命運之神不再眷顧於他。他在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後，經過1921年、1922年兩次被捕，短暫的羈押之後，第三次被捕，並被判刑8年。
陳獨秀這次被捕頗有戲劇色彩。
1932年10月15日，新的托派中央常委彭述之、羅世藩、濮德誌、宋逢春，在上海虹口區有恆路春陽裏201號秘書謝少珊家開會，被國民黨中統特務偵知，與法租界巡捕一起聯合行動，五人全部被捕。
這次事件，必然中又有偶然。說必然，城市是國民黨統治的中心，而且當時國民黨的特務機構已經相當健全，破壞反蔣特別是共產黨機關和捕殺所謂「共匪」（包括反蔣抗日的托派及其他異己）的人員十分猖狂。因此在城市中，共產黨已經認識到難以進行革命活動，退到了農村；而托派囿於他們的原則，死守城市，成為甕中之鱉。此其一。其二，在大革命高潮中加入共產黨的年輕黨員和未經考驗的莫斯科歸國留學生大批回國，一些人成為出賣組織和同誌的叛徒；說偶然，是由於這次托派中央被破獲，特別是陳獨秀被捕，有意外的因素。
濮德誌保外就醫並成為常委後，實際上仍處於國民黨特務監視之下。一天，他的夫人張穎新在路上碰到了過去在莫斯科留學時的同學費克勤。不料想，此人與她的小姑費俠在莫斯科時僅是共青團員，回國時即被捕，經不起酷刑折磨而叛變了。費俠還成了徐恩曾的姘婦。但她們不知黨內機密，無可出賣，於是就與已經叛變的原托派小組織「戰鬥社」骨幹徐乃達、解叔達等人成為中統組織的鷹犬，在徐恩曾的指揮下，專門搜捕共產黨人，包括托派分子。陳獨秀更是國民黨懸賞萬金的「共匪首領」。但是，張穎新不知道他們已是特務，就約費克勤到家裏來玩。那天正好陳獨秀借濮家約見友人，讓費克勤見著了。事後，濮德誌批評張穎新粗心大意，第二天就搬了家。但是，情報很快就傳到了徐恩曾手中。10月15日，濮德誌到謝少珊家中開常委會，特務跟蹤而至，來了個緊急搜捕。[1]
與前兩次托派中央被破獲一樣，這次陳獨秀又因病未出席，本可再次倖免。但是，由於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謝少珊叛變，陳獨秀晚上在家中被捕。63年以後，陶希聖的女兒在香港《爭鳴》雜誌上發表回憶她父親的文章說：陳獨秀「遭中共整肅後，一直在上海隱姓埋名，躲避國民黨政府的追捕。後來中共黨內反對派把陳獨秀抓起來，送到國民黨政府治安機關去」。[2]這就完全搞錯了。當時國民黨上海市長吳鐵城給南京政府的兩個密電說得很清楚。
筡日（17日），陳獨秀被捕後第三天的電報稱：「……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在滬活動，前經與租界當局特別交涉，協同捕房偵查月餘，茲鹹日（即15日）在虹口破獲共黨常委會議機關，捕獲共黨謝少珊等五人，按謝供地址，將陳獨秀捕獲。」
19日的代電講得更詳細：「……據共犯謝少珊稱甘願自首，並可將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拘捕到案等語，即於當日下午7時，帶同該犯至嶽州路永興裏十一號樓上將共黨首領陳獨秀拘捕……」[3]
不僅如此，謝少珊還供出了五名常委（包括陳獨秀）的真實姓名和身份，以及托派中央的另外幾處機關，其中有中央與外地組織的聯絡站、《火花》印刷所等。這些機關又相繼被破，另五名托派骨幹分子被捕。謝少珊叛賣有「功」，免予起訴；他感恩戴德，加入「中統」（後轉入軍統），改名「謝力功」（意為國民黨立了一功）。六年後的1938年9月30日，他奉命與其他兩位軍統特務一起，以買古董的名義，到上海法租界武康路上一幢義大利式花園別墅內刺殺了民國第一任內務總理唐紹儀後，也捲入了一件疑案中，很快招來殺身之禍。原來，唐在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後，擬避居香港，因得蔣介石、孔祥熙、居正、宋子文、戴季陶之囑，暫留滬上試探日方要求和談的條件，故而與日本大特務頭子土肥原、原田有所接觸。同時，大漢奸梁鴻誌、溫宗堯也的確在拉攏他，企圖組建傀儡政府。軍統在剷除大漢奸時，利用謝力功（當時用名謝德盤）與唐的「同鄉好友」關係，錯殺了這位78歲的民國元老。由於軍統拿不出有力證據，此案引起國民黨元老的極大不滿。法租界巡捕房很快偵知謝德盤等三人是兇手，設法搜捕，使謝惶惶不可終日，時間一久，變得精神失常，被秘密送進重慶一家醫院。謝疑神疑鬼，總覺得有人跟蹤他，住院還帶了一把手槍自衛，引起醫院懷疑，向警方報告了情況。重慶衛戍總部派了另一位共產黨叛徒王克全前往觀察，不料謝以為「仇家」已到，舉槍瞄準，卻被王先發製人，一槍擊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