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鐵城的電報中看到，國民黨之所以屢屢鎮壓托派，搜捕陳獨秀，主要是因為仍把陳獨秀看作「共產黨」，是「共黨首領」。把陳獨秀在「九一八」「一·二八」時期進行的反日反國民黨活動，看作與共產黨在農村進行的蘇維埃運動一樣，都是反對國民黨統治，因此而不能容忍，說「該黨專事赤化」，「嚴令警務人員密查拿辦」。[4]所以，這次陳獨秀被捕，被國民黨稱作捕到了「久緝未獲之共產黨領袖」，大肆宣傳。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廣東省黨部、湖南清鄉司令何健、新疆省主席金樹仁以及全國許多縣黨部、軍隊的師黨部等，紛紛致電國民黨中央，列數陳獨秀從創建共產黨到南方「星火燎原」的各種「罪狀」，「懇請嚴辦」，「迅予處決」。[5]陳獨秀等人被捕後，在租界捕房法庭上進行反對引渡失敗後，10月18日被引渡到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拘押，次日晨八時，被押解到南京，拘押在軍法司，準備「按軍法處置」。
但是，由於陳獨秀的特殊經歷，在文化界和國民黨內有廣大的朋友、學生和敬仰者，援救陳獨秀的力量比要求「嚴處」的勢力似乎更大些。如翁文灝、胡適、羅文幹22日致電蔣介石：「請將陳獨秀案付司法審判」，不由軍法從事。次日，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等8人，更以快郵代電致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營救陳獨秀曰：「此君早歲提倡革命，曾與張溥泉、章行嚴辦《國民日日報》於上海；光復後復佐柏烈武治皖有功；而五四運動時期鼓吹新文化，對於國民革命尤有間接之助……顧其反對暴動政策，斥紅軍為土匪，遂遭共黨除名，實與歐美各立憲國議會中之共產黨議員無異。猶望矜惜耆舊，受惜人才，特寬兩觀之殊，開其自新之路。」[6]此外，柏烈武、柳亞子、楊杏佛等人還進行了積極的營救活動。甚至宋慶齡還專「為陳獨秀事」，由滬抵京，旋飛武漢，拜訪蔣介石夫婦。[7]
許壽裳為營救陳獨秀致蔡元培信
於是，在「嚴懲派」與「營救派」以及中間派之間，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鬥。如陳獨秀五四時期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雖是「擁蔣反共」的堅定分子，卻公開發表文章，稱陳獨秀是「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主張處置陳案應「考慮陳氏一生的行跡，及近二十年來中國革命歷史」，「能夠（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國二十年來革命歷史的意義；（四）及國民黨自身的革命立場。我希望政府將此事交付法院，公開審判……不妨依據法律進行特赦運動」。[8]
傅氏的意見以及眾多營救電文，表明一些著名人士希望當局把陳獨秀當作一個特例，寬恕其反國民黨的活動。在他們的眼中，反對國民黨統治畢竟是一種「罪行」，隻有懺悔和哀求才能得到寬恕。殊不知，這與陳獨秀本人的認識和性格水火不容。
《大公報》比較了解陳獨秀的性格，發表短評《營救陳獨秀》，稱：「陳獨秀是一個領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風格，所以隻須給予他機會，叫他堂堂正正地把主張意見，向公眾公開申述，這正是尊重他愛護他的道理。如果用哀懇式的乞憐，感情式的緩頰，在法律以外去營救他，倒反轉辱沒了這位有骨氣有意識的老革命家。」認為蔡元培等「矜憐耆舊，愛惜人才」的話，是「多此一舉」；主張「大家應當成全陳獨秀」，即作為「領袖」，「有真誠信念，不變節，不改話，言行始終一致」。[9]
麵對全國如此強大的營救聲勢，「嚴懲派」不僅要求嚴懲陳獨秀，而且要求懲辦營救派人士。如11月1日，國民黨南京市黨部以書麵警告蔡元培、楊杏佛等，謂其「請寬釋陳獨秀」之電，是「徇於私情，曲加庇護，為反動張目，特予警告！」；廣東省黨部也電請中央「嚴辦陳獨秀，並請懲辦出名保釋之人」。湖南清鄉司令何鍵，甚至連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稱「共黨首領提倡赤化，麻醉青年……連日報紙所載，竟有不顧大義者曲為庇護」，仰懇「當機立斷，迅予處決」；有的則提出另一個條件：隻有陳獨秀「繼續反共」，才能赦其不死。國民黨中統局主辦的《社會新聞》發表署名文章《清算陳獨秀》稱：陳獨秀是「近代政治怪傑」，但「陳雖是共黨取消派，然而他是赤匪的創造者、首作俑者……照現行法規，似應正法，而無活命之可能。反轉來說，陳雖是共黨，卻是反對共黨現行暴動政策者，而且還是一個學者，隻要他繼續反共，似可不至於死」。
未被破壞的北方地區最大的托派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北方區委」，呼籲老對手共產黨營救陳獨秀。在其機關報《先鋒》上發表《致中共河北省委一封公開信》中，要求中共「審察其過去對陳獨秀同誌所加一切非議誣衊之錯誤，接受反對派的政治路線，並為援救陳獨秀同誌而鬥爭」。同時，號召各界起來掀起一個「援陳運動」，其口號是「起來！起來！援救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中國的革命群眾和一切左翼的社團，一切革命分子都應立即起來，遊行、示威、通電、開大會，堅決不拔地為援救陳獨秀而鬥爭！」並號召「推翻某黨統治」。[10]
而中共《紅色中華》，除了及時報導陳獨秀及各界動向外，並發表一係列評論，繼續指責陳獨秀，並說陳要晉謁蔣介石。
但是，由於陳獨秀的特殊經歷，在文化界和國民黨內有廣大的朋友、學生和敬仰者，援救陳獨秀的力量比要求「嚴處」的勢力似乎更大些。如翁文灝、胡適、羅文幹22日致電蔣介石：「請將陳獨秀案付司法審判」，不由軍法從事。次日，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等8人，更以快郵代電致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營救陳獨秀曰：「此君早歲提倡革命，曾與張溥泉、章行嚴辦《國民日日報》於上海；光復後復佐柏烈武治皖有功；而五四運動時期鼓吹新文化，對於國民革命尤有間接之助……顧其反對暴動政策，斥紅軍為土匪，遂遭共黨除名，實與歐美各立憲國議會中之共產黨議員無異。猶望矜惜耆舊，受惜人才，特寬兩觀之殊，開其自新之路。」[6]此外，柏烈武、柳亞子、楊杏佛等人還進行了積極的營救活動。甚至宋慶齡還專「為陳獨秀事」，由滬抵京，旋飛武漢，拜訪蔣介石夫婦。[7]
許壽裳為營救陳獨秀致蔡元培信
於是，在「嚴懲派」與「營救派」以及中間派之間，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鬥。如陳獨秀五四時期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雖是「擁蔣反共」的堅定分子，卻公開發表文章，稱陳獨秀是「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主張處置陳案應「考慮陳氏一生的行跡，及近二十年來中國革命歷史」，「能夠（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國二十年來革命歷史的意義；（四）及國民黨自身的革命立場。我希望政府將此事交付法院，公開審判……不妨依據法律進行特赦運動」。[8]
傅氏的意見以及眾多營救電文，表明一些著名人士希望當局把陳獨秀當作一個特例，寬恕其反國民黨的活動。在他們的眼中，反對國民黨統治畢竟是一種「罪行」，隻有懺悔和哀求才能得到寬恕。殊不知，這與陳獨秀本人的認識和性格水火不容。
《大公報》比較了解陳獨秀的性格，發表短評《營救陳獨秀》，稱：「陳獨秀是一個領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風格，所以隻須給予他機會，叫他堂堂正正地把主張意見，向公眾公開申述，這正是尊重他愛護他的道理。如果用哀懇式的乞憐，感情式的緩頰，在法律以外去營救他，倒反轉辱沒了這位有骨氣有意識的老革命家。」認為蔡元培等「矜憐耆舊，愛惜人才」的話，是「多此一舉」；主張「大家應當成全陳獨秀」，即作為「領袖」，「有真誠信念，不變節，不改話，言行始終一致」。[9]
麵對全國如此強大的營救聲勢，「嚴懲派」不僅要求嚴懲陳獨秀，而且要求懲辦營救派人士。如11月1日，國民黨南京市黨部以書麵警告蔡元培、楊杏佛等，謂其「請寬釋陳獨秀」之電，是「徇於私情，曲加庇護，為反動張目，特予警告！」；廣東省黨部也電請中央「嚴辦陳獨秀，並請懲辦出名保釋之人」。湖南清鄉司令何鍵，甚至連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稱「共黨首領提倡赤化，麻醉青年……連日報紙所載，竟有不顧大義者曲為庇護」，仰懇「當機立斷，迅予處決」；有的則提出另一個條件：隻有陳獨秀「繼續反共」，才能赦其不死。國民黨中統局主辦的《社會新聞》發表署名文章《清算陳獨秀》稱：陳獨秀是「近代政治怪傑」，但「陳雖是共黨取消派，然而他是赤匪的創造者、首作俑者……照現行法規，似應正法，而無活命之可能。反轉來說，陳雖是共黨，卻是反對共黨現行暴動政策者，而且還是一個學者，隻要他繼續反共，似可不至於死」。
未被破壞的北方地區最大的托派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北方區委」，呼籲老對手共產黨營救陳獨秀。在其機關報《先鋒》上發表《致中共河北省委一封公開信》中，要求中共「審察其過去對陳獨秀同誌所加一切非議誣衊之錯誤，接受反對派的政治路線，並為援救陳獨秀同誌而鬥爭」。同時，號召各界起來掀起一個「援陳運動」，其口號是「起來！起來！援救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中國的革命群眾和一切左翼的社團，一切革命分子都應立即起來，遊行、示威、通電、開大會，堅決不拔地為援救陳獨秀而鬥爭！」並號召「推翻某黨統治」。[10]
而中共《紅色中華》，除了及時報導陳獨秀及各界動向外，並發表一係列評論，繼續指責陳獨秀，並說陳要晉謁蔣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