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為中國托派中央的重振表示高興，並肯定陳獨秀托派中央在「九一八」後抗日民主運動中的政策和策略：「隔了許久，我們收到了六月十五日的信。中國左派反對派經過了最殘酷的破壞之後，又復活與復興了，我們的歡樂是無需要說的。雖然我們所得到的消息極少，就我們在這裏所能下的判斷說，你們信中所表示的立場是和我們的立場相合的。」
信中重點談了三個問題。
第一，如何對待中共領導的農民蘇維埃紅軍問題。托氏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大談這種策略危險性，並提出警告：工人與農民結合時，會發生嚴重的衝突。托洛茨基寫道：「農民運動已經創造了它自己的軍隊，奪取到很多的地域，並且有了它自己的製度……這一運動將要和城市大工業中心聯繫起來，而且經過這一個事實，它將和工人階級直接接觸。這個接觸將是怎樣呢？是不是一定和平而親密呢？」「不幸，問題並不是那麽簡單。讓我且說到俄羅斯的經驗：在俄國內戰那幾年中，國內各地的農民創造了他們自己的遊擊隊，這些遊擊隊時常發展為整個軍隊。」「國內戰爭的痛苦與經驗，指示我們在紅軍占領一個地方消除了白軍，必須立刻解除農民遊擊隊的武裝」，因為「大部分的遊擊隊，都要維持自己獨立的存在，時常與蘇維埃當局引起直接的武裝衝突……有許多農民隊伍，為了反對地主的復辟，作過充分而輝煌的戰鬥，在勝利之後卻變成了反革命的武裝」。
這的確是俄國的情形和經驗，但他直接教條地用到中國說：「中國的情形怎樣呢？在紅軍中的共產黨領袖之間無疑地仍有許多失掉階級性的知識分子和半知識分子，無疑地是包含著農民，他們完全誠實地認自己為共產黨員，但他們在實質上仍是些革命的窮人和革命的小資產者……隻保持著農民戰爭的領導權……這情形正極度地增加著工人與武裝農民之間衝突的危險。」接著，他說，在俄國由於「無產階級已經在國內大部分的地方奪得了政權，鬥爭領導權是握在一個堅強的精練的黨的手中，中央集權的紅軍的全部指揮機關，是在工人手中」，這種危險很容易克服了。但是，「在中國情形根本不同，且完全不利於工人。中國最重要地域的政權，是在資產階級軍閥手中，另一些區域是在武裝的農民之手。無產階級的政權還沒有……其結果是中國的革命農民，經過它的統治層的中介，似乎預先取得那在本質上是應該屬於中國工人之政治的與道德的價值。所有這些價值，在某一個時候會轉成反對工人的東西」。他甚至斷言：「在中國，那成分上是農民而領導者是小資產階級的軍隊，和工人衝突的原因和理由，不但沒有消除，而且所有的環境都是使這些衝突極度地可能，甚至不可避免。」而且「衝突會鬧到全國範圍，而把革命顛覆」。托洛茨基再次斷定：「中國的蘇維埃政權（指中共——引者）是純粹農民的，純粹在城市圈之外的，它還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基礎。因此，它很少有鞏固和可靠性，它很少有蘇維埃的政權性。」
托氏的這個意見，意在提醒陳獨秀托派中央對中共紅軍的聯合政策，要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
「那末，結論應該怎樣呢？」托氏說，「我們必須大膽地公開地照著事實的原來樣子來看它。農民運動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因素，因為它是反對大地主、軍閥、農奴製和高利貸者的。但是在農民運動本身，是有著很強的私有性與反動傾向的，並且在相當階段，它會仇視工人的，因為早已有了武裝，會更增加這種仇視。誰忘記了農民兩重性，誰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第二，如何對待容易被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利用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問題。托洛茨基意見的立場是：托派代表工人階級；中共代表農民、小資產階級；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和反革命。這與陳獨秀中國托派的立場是一致的。在當時，他們從抽象的理論出發，都自以為這樣的立場是正確的、真誠的。但是，中國的農民和工人到底是否成熟到需要一個政黨和派別集團來代表他們？要一個怎樣的政黨或集團來代表他們？他們並沒有思考。
托洛茨基認為資產階級，特別是東方資產階級是絕對的反革命，所以，他不贊成陳獨秀的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的策略，但是，為了保護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他隻是旁敲側擊地講了這樣一句話：「在日本進攻上海的事件上，國民黨提出了『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這是著名的史達林和馬爾丁諾夫的『四個階級聯盟』」；他肯定的是與中共紅軍聯合的策略。信中說：「現在，這是很明顯的，我們有實在的根據，來表示一個希望——在正確的政策之下——工人及城市運動，和農民戰爭打成一片，是可能的，而這將構成第三次中國革命的開始。」
出路何在？托洛茨基指示陳獨秀中國托派：「工會和黨的中心，必須建立起來，先進工人必須教育起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必須團結在一起，進入戰爭中去」，「並且要預備和獲得無產階級對農民運動的領導，特別是領導它的『紅軍』」。這種積極進行革命工作的精神，又是支持陳獨秀的，批評極左派的消極等待思想。隻是奢望中國托派能「團結在一起，成為工會和黨的中心，去領導無產階級和農民運動，甚至領導中共和紅軍」。太不切合實際了，比陳獨秀還要浪漫。
信中重點談了三個問題。
第一，如何對待中共領導的農民蘇維埃紅軍問題。托氏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大談這種策略危險性，並提出警告：工人與農民結合時，會發生嚴重的衝突。托洛茨基寫道：「農民運動已經創造了它自己的軍隊，奪取到很多的地域，並且有了它自己的製度……這一運動將要和城市大工業中心聯繫起來，而且經過這一個事實，它將和工人階級直接接觸。這個接觸將是怎樣呢？是不是一定和平而親密呢？」「不幸，問題並不是那麽簡單。讓我且說到俄羅斯的經驗：在俄國內戰那幾年中，國內各地的農民創造了他們自己的遊擊隊，這些遊擊隊時常發展為整個軍隊。」「國內戰爭的痛苦與經驗，指示我們在紅軍占領一個地方消除了白軍，必須立刻解除農民遊擊隊的武裝」，因為「大部分的遊擊隊，都要維持自己獨立的存在，時常與蘇維埃當局引起直接的武裝衝突……有許多農民隊伍，為了反對地主的復辟，作過充分而輝煌的戰鬥，在勝利之後卻變成了反革命的武裝」。
這的確是俄國的情形和經驗，但他直接教條地用到中國說：「中國的情形怎樣呢？在紅軍中的共產黨領袖之間無疑地仍有許多失掉階級性的知識分子和半知識分子，無疑地是包含著農民，他們完全誠實地認自己為共產黨員，但他們在實質上仍是些革命的窮人和革命的小資產者……隻保持著農民戰爭的領導權……這情形正極度地增加著工人與武裝農民之間衝突的危險。」接著，他說，在俄國由於「無產階級已經在國內大部分的地方奪得了政權，鬥爭領導權是握在一個堅強的精練的黨的手中，中央集權的紅軍的全部指揮機關，是在工人手中」，這種危險很容易克服了。但是，「在中國情形根本不同，且完全不利於工人。中國最重要地域的政權，是在資產階級軍閥手中，另一些區域是在武裝的農民之手。無產階級的政權還沒有……其結果是中國的革命農民，經過它的統治層的中介，似乎預先取得那在本質上是應該屬於中國工人之政治的與道德的價值。所有這些價值，在某一個時候會轉成反對工人的東西」。他甚至斷言：「在中國，那成分上是農民而領導者是小資產階級的軍隊，和工人衝突的原因和理由，不但沒有消除，而且所有的環境都是使這些衝突極度地可能，甚至不可避免。」而且「衝突會鬧到全國範圍，而把革命顛覆」。托洛茨基再次斷定：「中國的蘇維埃政權（指中共——引者）是純粹農民的，純粹在城市圈之外的，它還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基礎。因此，它很少有鞏固和可靠性，它很少有蘇維埃的政權性。」
托氏的這個意見，意在提醒陳獨秀托派中央對中共紅軍的聯合政策，要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
「那末，結論應該怎樣呢？」托氏說，「我們必須大膽地公開地照著事實的原來樣子來看它。農民運動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因素，因為它是反對大地主、軍閥、農奴製和高利貸者的。但是在農民運動本身，是有著很強的私有性與反動傾向的，並且在相當階段，它會仇視工人的，因為早已有了武裝，會更增加這種仇視。誰忘記了農民兩重性，誰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第二，如何對待容易被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利用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問題。托洛茨基意見的立場是：托派代表工人階級；中共代表農民、小資產階級；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和反革命。這與陳獨秀中國托派的立場是一致的。在當時，他們從抽象的理論出發，都自以為這樣的立場是正確的、真誠的。但是，中國的農民和工人到底是否成熟到需要一個政黨和派別集團來代表他們？要一個怎樣的政黨或集團來代表他們？他們並沒有思考。
托洛茨基認為資產階級，特別是東方資產階級是絕對的反革命，所以，他不贊成陳獨秀的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的策略，但是，為了保護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他隻是旁敲側擊地講了這樣一句話：「在日本進攻上海的事件上，國民黨提出了『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這是著名的史達林和馬爾丁諾夫的『四個階級聯盟』」；他肯定的是與中共紅軍聯合的策略。信中說：「現在，這是很明顯的，我們有實在的根據，來表示一個希望——在正確的政策之下——工人及城市運動，和農民戰爭打成一片，是可能的，而這將構成第三次中國革命的開始。」
出路何在？托洛茨基指示陳獨秀中國托派：「工會和黨的中心，必須建立起來，先進工人必須教育起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必須團結在一起，進入戰爭中去」，「並且要預備和獲得無產階級對農民運動的領導，特別是領導它的『紅軍』」。這種積極進行革命工作的精神，又是支持陳獨秀的，批評極左派的消極等待思想。隻是奢望中國托派能「團結在一起，成為工會和黨的中心，去領導無產階級和農民運動，甚至領導中共和紅軍」。太不切合實際了，比陳獨秀還要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