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劉仁靜更是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常委《政治決議案》的文章，從極左理論上擾亂人心。而最令陳獨秀痛心的是處在反日民主運動第一線並曾是托派寄希望的工人運動重心的北方區委，也因為反對常委的路線和政策，分裂成以汪澤楷為首的「舊臨委」和以任曙為首的「臨時工作委員會」。陳獨秀以常委名義，三次做出決議，批評前者從右的角度對《政治決議案》取「取消主義和等待主義路線」，批評後者從極左的角度抵製常委及分裂組織的錯誤，命令二者在糾正錯誤的基礎上，立即無條件地統一起來，積極開展工作，但遭到雙方的抵製。為此，陳獨秀派劉伯莊作為常委特派員到北京，取消北方區委，成立北京特委，企圖另起爐灶，重振北方托派組織。但是，由於離不開那些舊成員，還是受到抵製，「北方特委兩度改組」。最後，不得不提出，對於常委的決議，「必須絕對執行，誰在組織上行動上不服從該決定，常委就認為誰是不想留在反對派組織之內，有意破壞反對派的組織，必須予以最後的製裁……誰不願意參加新特委，必須書麵聲明理由，以憑常委審查處置，否則即以違反紀律論」[35]，甚至說：「誰表示不幹，就讓誰滾出去……決不姑息地紀律製裁之。」[36]
由於深受1929年中共中央沒有黨內民主而製裁黨內不同意見同誌之害，陳獨秀這次處理極左意見的黨內同誌，採取了極其慎重的態度，並把他們的意見原原本本地刊登在機關報上，也把常委批評他們的文件和書信同時刊出，進行平等的爭論。同時，也一直沒有採取最極端的措施——開除。這是陳獨秀一貫的領導作風，1921～1927年他任中共中央第一領導人時，也沒有開除過一個共產黨員。
從另一角度看，這種處理辦法，也包含著陳獨秀為首的常委及托派組織太弱小了的因素。如此弱小的組織，再開除這些骨幹，就成為「客裏空」了。然而，悲劇就在於托派組織不是一般可以「爭吵不休的俱樂部」和「百家爭鳴」的學術團體，而是要取代中共、領導中國革命的政黨組織。這就需要有強大的凝聚力，也需要高度集中統一的意誌，需要嚴格的紀律。「絕對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是一服砒霜。法南區委在受到常委製裁後，竟然不服，反過來致函常委：「現在沒有高過常委及我們間之最高機關——例如全國臨時的代表大會——是無力解決我們間之一切政治紛爭的。」「自今天起，我們離開了一切區委的職責」，「一切問題得留到代表大會和國際方麵去解決」。[37]
這又回到統一前各小組織紛爭的狀態中去了。
托派內部分裂的嚴重狀況還不止於此，被法南區委稱為隻有「二、三個人的常委」，思想也不一致。陳獨秀沒有想到，對於他所提出的在推翻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後建立「民眾政權」的主張，連常委中的唯一夥伴彭述之也表示反對。彭聲稱陳在機關報上發表這種主張時，他因生病，「事前並未予聞」。他認為「民眾政權」的提法，「不能表現政權的階級性」，而目前又還未到發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口號的時期，因此，「目前在宣傳鼓動上不應該涉及政權問題」；又「因為目前沒有代替國民黨政權的適當口號」，因此，「不應該喊出『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隻提「反蔣」就可以了。[38]常委本身尚且如此，何談其權威性。
然而，形勢不等人，就在托派內部爭吵不已、中共也因王明取得領導權而更加「左」傾的情況下，由九一八事變引起的全國抗日民主群眾運動，很快由高潮進入低潮，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統治危機也得以度過。陳獨秀曾經滿懷激情，準備在這輪浪潮中大幹一場，卻由於以上的掣肘演了一場既無人參與又無人捧場的獨角戲。他隻得望洋興嘆，空悲泣。
托洛茨基的複雜表態
1932年春天，在受到法南區委攻擊所謂常委「隻有二、三個人」，沒有權威性的刺激，陳獨秀決心健全常委機構。但他決不吸收極左分子，而把因獄中時疫流行、保外就醫的原托派中委委員濮德誌（又名濮清泉、化名西流）、宋逢春請進來。二人本來已經心灰意冷，而且又是監視中的保外就醫，因此不願再「入彀」。但經不起陳獨秀幾次三番的邀請和催促，勉強「入閣」了。陳獨秀終於建立起五人常委會，陳仍為書記，委員彭述之、羅世藩、濮德誌、宋逢春，秘書謝少珊。
極左派提出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或「國際解決」，前者不現實，對於後者陳獨秀自認為可行，所以，他在6月15日，以中國托派中央的名義致托洛茨基，報告了中國托派重整組織的情況，以及九一八事變後採取與左傾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紅軍、義勇軍「建立聯合戰線」（「共同行動」）的策略，還有托派內部的爭論，請求指示。
9月22～26日和10月3日，托洛茨基給陳獨秀托派中央寫了兩封長信。[39]所以花這麽長時間和精力寫這樣的長信，一是由於對中國情況不甚了解，他隻能謹慎地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從戰略上表示意見，並提出種種可能，提供給中國托派同誌參考。二是，也是主要的，對陳獨秀托派中央在抗日反蔣運動中的政策和策略，很難表態，從他的思想原則出發，恐怕很難表示完全支持，但他不願讓他喜歡又十分脆弱的陳獨秀及其中央受到傷害。所以，他寫這兩封信，頗費心思。
由於深受1929年中共中央沒有黨內民主而製裁黨內不同意見同誌之害，陳獨秀這次處理極左意見的黨內同誌，採取了極其慎重的態度，並把他們的意見原原本本地刊登在機關報上，也把常委批評他們的文件和書信同時刊出，進行平等的爭論。同時，也一直沒有採取最極端的措施——開除。這是陳獨秀一貫的領導作風，1921～1927年他任中共中央第一領導人時，也沒有開除過一個共產黨員。
從另一角度看，這種處理辦法，也包含著陳獨秀為首的常委及托派組織太弱小了的因素。如此弱小的組織，再開除這些骨幹，就成為「客裏空」了。然而，悲劇就在於托派組織不是一般可以「爭吵不休的俱樂部」和「百家爭鳴」的學術團體，而是要取代中共、領導中國革命的政黨組織。這就需要有強大的凝聚力，也需要高度集中統一的意誌，需要嚴格的紀律。「絕對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是一服砒霜。法南區委在受到常委製裁後，竟然不服，反過來致函常委：「現在沒有高過常委及我們間之最高機關——例如全國臨時的代表大會——是無力解決我們間之一切政治紛爭的。」「自今天起，我們離開了一切區委的職責」，「一切問題得留到代表大會和國際方麵去解決」。[37]
這又回到統一前各小組織紛爭的狀態中去了。
托派內部分裂的嚴重狀況還不止於此，被法南區委稱為隻有「二、三個人的常委」，思想也不一致。陳獨秀沒有想到，對於他所提出的在推翻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後建立「民眾政權」的主張，連常委中的唯一夥伴彭述之也表示反對。彭聲稱陳在機關報上發表這種主張時，他因生病，「事前並未予聞」。他認為「民眾政權」的提法，「不能表現政權的階級性」，而目前又還未到發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口號的時期，因此，「目前在宣傳鼓動上不應該涉及政權問題」；又「因為目前沒有代替國民黨政權的適當口號」，因此，「不應該喊出『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隻提「反蔣」就可以了。[38]常委本身尚且如此，何談其權威性。
然而，形勢不等人，就在托派內部爭吵不已、中共也因王明取得領導權而更加「左」傾的情況下，由九一八事變引起的全國抗日民主群眾運動，很快由高潮進入低潮，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統治危機也得以度過。陳獨秀曾經滿懷激情，準備在這輪浪潮中大幹一場，卻由於以上的掣肘演了一場既無人參與又無人捧場的獨角戲。他隻得望洋興嘆，空悲泣。
托洛茨基的複雜表態
1932年春天，在受到法南區委攻擊所謂常委「隻有二、三個人」，沒有權威性的刺激，陳獨秀決心健全常委機構。但他決不吸收極左分子，而把因獄中時疫流行、保外就醫的原托派中委委員濮德誌（又名濮清泉、化名西流）、宋逢春請進來。二人本來已經心灰意冷，而且又是監視中的保外就醫，因此不願再「入彀」。但經不起陳獨秀幾次三番的邀請和催促，勉強「入閣」了。陳獨秀終於建立起五人常委會，陳仍為書記，委員彭述之、羅世藩、濮德誌、宋逢春，秘書謝少珊。
極左派提出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或「國際解決」，前者不現實，對於後者陳獨秀自認為可行，所以，他在6月15日，以中國托派中央的名義致托洛茨基，報告了中國托派重整組織的情況，以及九一八事變後採取與左傾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紅軍、義勇軍「建立聯合戰線」（「共同行動」）的策略，還有托派內部的爭論，請求指示。
9月22～26日和10月3日，托洛茨基給陳獨秀托派中央寫了兩封長信。[39]所以花這麽長時間和精力寫這樣的長信，一是由於對中國情況不甚了解，他隻能謹慎地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從戰略上表示意見，並提出種種可能，提供給中國托派同誌參考。二是，也是主要的，對陳獨秀托派中央在抗日反蔣運動中的政策和策略，很難表態，從他的思想原則出發，恐怕很難表示完全支持，但他不願讓他喜歡又十分脆弱的陳獨秀及其中央受到傷害。所以，他寫這兩封信，頗費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