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極左派是過去「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論」的繼續。「無產階級在直接奪取整個的政權以前，必須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形式，這本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傳統政策」，但是，有些同誌是因反對過去機會主義而發生了幼稚心理，「此次日帝國主義強占滿洲的事變發生，有些反對派的同誌唯恐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玷汙了他們的清潔，指斥已成為普遍運動的抗日救國口號為虛偽的民族主義……隻應該加以鄙棄」；「他們認為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似乎不必借重什麽民主主義了，那末國民會議當然隻限於反革命時期的灰色運動……認為將來的中國革命性質既然是社會主義的，便沒有什麽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了，像民族解放和沒收土地，都應該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民主主義的，仿佛一沾染民主主義，便有占染機會主義的嫌疑」。為此，他反覆引用托洛茨基的話，來說明隻有用「國民會議」口號，徹底領導民族民主運動，才能走上奪取政權和社會主義的道路，托洛茨基同誌曾經把民主主義運動（民族主義運動當然包含在內）和中國第三次革命的緊密聯繫三番五次的告訴我們過：
在殖民地國家，因土地問題之尖銳和民族壓迫之不可忍受，幼稚的和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上，可以比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早些獲得政權。（《不斷革命論》）
在某一時代，民主主義問題，將不僅吸收農民，還要吸收工人，這件事情必須在我們領導之下進行。（《一月八日來信》）
唯有在一個階級專政之下即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民主革命才能夠和平生長為社會主義革命。蘇聯由民主主義行為到社會主義行為的過渡，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進行的。在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之由民主主義階段到社會主義階段的過程，進行得比俄國還要快些。（《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
陳獨秀憤怒地說：「我們的同誌們，如果不能這樣徹底了解民主民族口號在落後國家中的真實意義，不願出全力來為它奮鬥而且還加以鄙棄，則很明顯的是把國際反對派給我們的政綱腰斬了」；「如果有人拿什麽『大同主義』，什麽『打破國界』，什麽『不要祖國』，什麽『不愛資產階級豪紳地主國家』，什麽『反對愛國』，什麽『反對狹義的愛國和虛偽的民族主義』等等高尚的理想，來根本反對對日宣戰，則隻表示他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耶穌、托爾斯泰到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一樣」。[26]
從以上論述來看，陳獨秀已經在民族民主革命方麵，具有了較深厚的理論修養和豐富的領導革命的經驗。這是他從實際出發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深刻總結歷史經驗的結果，也是他三十多年來領導革命實踐的總結。他的中國「無產階級」在完成民族解放的基礎上「可以比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早些獲得政權」的論斷，雖然來自托洛茨基，卻為後來中共1949年的勝利所證明。
上述所謂常委《政治決議案》通過後，立即遭到上海最大的托派組織「法南區委」、北方最大的托派組織「北方區委」和以托派理論權威自居的劉仁靜的猛烈批判和抵製。以陳岱青為書記的上海法南區委以區委擴大會議的名義，發表長篇的《法南區區委擴大會議對於常委最近政治通告——目前局勢與我們的任務的意見書》，逐條批判常委《政治決議案》。對第一條即予以全麵否定：「常委最近的政治通告關於上海事變以後政局之分析，在總的精神上，缺乏集中注意力在階級關係及一般革命發展的具體形勢上麵。因此是損失了這一政治通告所必要的中心意義，而且在這些問題上作了根本的錯誤，同時在對於一般問題之估計，充滿了模糊、動搖不定的觀念，而在結論上又表現了尾巴主義、機會主義的傾向，而且一半投降了史大林派。」
接著，《意見書》批判常委決議案在國際形勢的問題上，「陷入了幼稚的過分的估計」；「簡單的從『可能性』做出發點，來決定事變發展的前途」；指出：「我們布爾雪維克主義者，不能應當抓住每一事實的具體形式及現有條件，從最大可能方麵來指示群眾，領導他們鬥爭；假使沒有政治的遠見，我們以含糊的分析，混亂他們的觀聽，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意見書》認為，對於國內形勢，「對於目前工人階級鬥爭之樂觀與過分估計，在常委觀念上是一貫的！我們以為在現有形勢之下，工人階級受了如此嚴重事變的刺激，還不能起來參加鬥爭，這顯然證明不是簡單靠黨的正確策略而可以在指顧間使工人階級一致奮起」；指責「常委隻看到工人階級反日反國民黨情緒之『熱烈』便作為判斷之表麵的根據，而沒有看見深刻的、客觀存在著的階級力量之基本的對比……沒有多大的變化，而且很難有多大的變化……這次中日戰爭僅僅是幫助一般被壓迫群眾走近了政治舞台一步，脫離數年來『麻木不仁』的狀態，但還不能說已經走上了群眾運動直接上升、開始革命高潮的時期」。
《意見書》猛烈批判常委提出的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首先推翻蔣介石政府，然後在走向徹底的民主政治道路上「使資產階級以至小資產階級的民族民主行為在實際生活中破產」的策略，認為這個策略「徹頭徹尾是機會主義的！這是完全表現了沒有了解目前資產階級內部矛盾之實質，同時忘記了半殖民地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本性」。《意見書》認為，無產階級既然「沒有可能奪取政權」，那麽，與資產階級「共同行動」推翻「蔣政府」，與幫助他們「形成了他們的『新政權』」，便是「引導無產階級和廣大群眾服從自由資產階級當苦力」。「這是百分之百的機會主義。」——這是極左派反對陳獨秀主張參加反日鬥爭的要害：害怕再次當苦力，為資產階級奪取或鞏固政權。
在殖民地國家，因土地問題之尖銳和民族壓迫之不可忍受，幼稚的和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上，可以比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早些獲得政權。（《不斷革命論》）
在某一時代，民主主義問題，將不僅吸收農民，還要吸收工人，這件事情必須在我們領導之下進行。（《一月八日來信》）
唯有在一個階級專政之下即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民主革命才能夠和平生長為社會主義革命。蘇聯由民主主義行為到社會主義行為的過渡，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進行的。在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之由民主主義階段到社會主義階段的過程，進行得比俄國還要快些。（《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
陳獨秀憤怒地說：「我們的同誌們，如果不能這樣徹底了解民主民族口號在落後國家中的真實意義，不願出全力來為它奮鬥而且還加以鄙棄，則很明顯的是把國際反對派給我們的政綱腰斬了」；「如果有人拿什麽『大同主義』，什麽『打破國界』，什麽『不要祖國』，什麽『不愛資產階級豪紳地主國家』，什麽『反對愛國』，什麽『反對狹義的愛國和虛偽的民族主義』等等高尚的理想，來根本反對對日宣戰，則隻表示他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耶穌、托爾斯泰到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一樣」。[26]
從以上論述來看，陳獨秀已經在民族民主革命方麵，具有了較深厚的理論修養和豐富的領導革命的經驗。這是他從實際出發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深刻總結歷史經驗的結果，也是他三十多年來領導革命實踐的總結。他的中國「無產階級」在完成民族解放的基礎上「可以比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早些獲得政權」的論斷，雖然來自托洛茨基，卻為後來中共1949年的勝利所證明。
上述所謂常委《政治決議案》通過後，立即遭到上海最大的托派組織「法南區委」、北方最大的托派組織「北方區委」和以托派理論權威自居的劉仁靜的猛烈批判和抵製。以陳岱青為書記的上海法南區委以區委擴大會議的名義，發表長篇的《法南區區委擴大會議對於常委最近政治通告——目前局勢與我們的任務的意見書》，逐條批判常委《政治決議案》。對第一條即予以全麵否定：「常委最近的政治通告關於上海事變以後政局之分析，在總的精神上，缺乏集中注意力在階級關係及一般革命發展的具體形勢上麵。因此是損失了這一政治通告所必要的中心意義，而且在這些問題上作了根本的錯誤，同時在對於一般問題之估計，充滿了模糊、動搖不定的觀念，而在結論上又表現了尾巴主義、機會主義的傾向，而且一半投降了史大林派。」
接著，《意見書》批判常委決議案在國際形勢的問題上，「陷入了幼稚的過分的估計」；「簡單的從『可能性』做出發點，來決定事變發展的前途」；指出：「我們布爾雪維克主義者，不能應當抓住每一事實的具體形式及現有條件，從最大可能方麵來指示群眾，領導他們鬥爭；假使沒有政治的遠見，我們以含糊的分析，混亂他們的觀聽，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意見書》認為，對於國內形勢，「對於目前工人階級鬥爭之樂觀與過分估計，在常委觀念上是一貫的！我們以為在現有形勢之下，工人階級受了如此嚴重事變的刺激，還不能起來參加鬥爭，這顯然證明不是簡單靠黨的正確策略而可以在指顧間使工人階級一致奮起」；指責「常委隻看到工人階級反日反國民黨情緒之『熱烈』便作為判斷之表麵的根據，而沒有看見深刻的、客觀存在著的階級力量之基本的對比……沒有多大的變化，而且很難有多大的變化……這次中日戰爭僅僅是幫助一般被壓迫群眾走近了政治舞台一步，脫離數年來『麻木不仁』的狀態，但還不能說已經走上了群眾運動直接上升、開始革命高潮的時期」。
《意見書》猛烈批判常委提出的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首先推翻蔣介石政府，然後在走向徹底的民主政治道路上「使資產階級以至小資產階級的民族民主行為在實際生活中破產」的策略，認為這個策略「徹頭徹尾是機會主義的！這是完全表現了沒有了解目前資產階級內部矛盾之實質，同時忘記了半殖民地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本性」。《意見書》認為，無產階級既然「沒有可能奪取政權」，那麽，與資產階級「共同行動」推翻「蔣政府」，與幫助他們「形成了他們的『新政權』」，便是「引導無產階級和廣大群眾服從自由資產階級當苦力」。「這是百分之百的機會主義。」——這是極左派反對陳獨秀主張參加反日鬥爭的要害：害怕再次當苦力，為資產階級奪取或鞏固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