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極左派空談社會主義革命，不了解民族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我們號召領導群眾鬥爭……必須有一個總的政治口號即政治旗幟，能夠召集比較寬廣的群眾參加全國性的鬥爭，走上革命道路。這樣的政治旗幟……在落後國幼稚的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隻能採用民主民族的，而不宜於社會主義的。如果人們不能肯定的說要用社會主義的旗幟，同時又不屑於用民主民族主義的旗幟，那麽，用什麽旗幟呢？這必然陷於沒有任何旗幟的混鬥。」極左派空談社會主義革命，「仿佛民主民族主義的口號，隻應該寫在紙上，說在口頭，到了民主民族主義實際運動起來時，便要從左邊向它放幾支冷箭。為什麽會有這樣顛倒錯亂的事，根本是沒有真實了解民主民族主義運動在被壓迫國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在這裏，陳獨秀與其他托派關於下次革命開始於社會主義還是民主主義的理論爭論，在實際鬥爭中就尖銳表現出來了。
陳獨秀甚至這樣諷刺這幫極左派：「我真不懂得，我們在此次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中，必須咬文嚼字的向抗日救國和對日宣戰的口號放幾支冷箭，才算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那末，隻有讓這班社會主義者坐在亭子間裏，靜候中國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上取得政權，再請他們出來到社會主義者的元老院中去。」
第五，極左派是教條主義者：「我們要知道馬克思主義永遠不是教條，無論如何正確的理論，倘不能正確的用當其時其地，都會變成不完全正確，甚至於完全不正確。」「『工人無祖國』，是從消極方麵指出一般的事實，即是說還沒有一個『國家機關』是擁護工人利益的，並不是說在任何條件之下工人都應該不要祖國（黑體字是陳獨秀所標——引者）；所以更須從積極方麵（特別是被壓迫國家）號召工人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它正在出賣的國家，以創造工人的祖國，在這樣意義之下的救國愛國，正和資產階級的賣國是對立的……不錯，『救國』『愛國』『民族主義』，其本質原來是資產階級的；可是這些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也和其他民主任務一樣，要由無產階級來完成了。」接著，陳獨秀具體論述了帝國主義國家如日本工人階級，如果採用「救國」「愛國」口號，「則是直接幫助了他們自己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間接幫助了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直接打擊了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間接打擊了全世界的工人革命運動；並且更加緊了他們自己的資產階級對他們的剝削壓迫，這便是離開了階級的立場。如果中國工人階級在努力救國愛國的民族革命鬥爭中，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不啻打擊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並且給了日本和朝鮮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的機會；這完全合乎工人階級利益而沒有離開階級的立場……我以為必須這樣提出具體的事例加以分析，然後對於所謂的階級的立場，才不至於陷於空洞的籠統的形式邏輯的了解」。
第六，「抗日救國」是貫徹「總的民主口號」的「特別口號」，不因它有「毒素」而排斥：「我們固然應該在綱領中規定總的政治口號，以為一切政治鬥爭的旗幟；然而僅僅這個還不夠領導整個革命鬥爭的發展，必須在總的旗幟之下，從日常環境中隨時得出特別活潑有生氣的口號，才能夠在實際鬥爭中領導群眾。如果我們雖然採用了總的民主口號（國民會議），而對於日常環境中發生的特別的民主民族口號（抗日救國）加以排斥，並且這類特別的民主民族的口號隨時都會發生，若隨時加以排斥，則總的民主口號便變成了一個偶像。」有的同誌是對於具體名詞如「救國」「愛國」，甚至於「民族主義」「放冷箭，以為這些名詞都含有毒素」。陳獨秀認為「這在根本觀點上至少接近於極左派的立場，否則便沒有立場。我以為一切民主民族的口號，都多少含有點毒素……我們不能因此便一般的反對民主主義，對於民族主義也是如此。這主要的問題不在某些口號本身是否含有毒素，而是看用在什麽環境，發生什麽作用，例如『救國』『愛國』口號若用於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和平』的口號若用之於現在的中國，都同樣的大有毒而特有毒」。國民黨蔣介石還說「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解放」；汪精衛和孫科「更是大喊民主政治；我們決不能因此便避諱這些名詞」。同樣，也不能以「抗日救國」「愛國」「對日宣戰」流行於一般資產階級口中，「作為我們應該避諱這些名詞或口號的理由。要令這一班虛偽的甚至反動的『愛國者』破產，隻有在我們以具體要求領導廣大群眾發展劇烈的救國愛國鬥爭時才能夠辦到」。
第七，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傳統，遠過於民主主義運動；我們應該積極的領導中國的愛國運動，在完成中國民族解放的基礎上早些獲得政權：「我以為民主主義固然包含了民族主義在內，而後者在中國更特別重要，在中國歷史上，隻有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沒有傳統的民主主義運動；在現代民族主義運動之尖銳化更遠過於民主主義運動，主要的如五四、五卅運動和現在抗日救國運動，都是全國性的運動。這一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即愛國運動，不但吸收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並且吸引工人；『抱中國人的義氣』『反對外國人』，這是在五卅運動中從廣大的工人群眾裏自然發生的兩個普遍而有力的口號，當時確有在這樣愛國口號之下湧現工人蘇維埃的可能，如果黨有革命的政策……這些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我們不應該忽視」；「在中國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條件之下，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即愛國運動，將來還不斷的發生，一直到中國民族從一切帝國主義的束縛壓迫之下完全解放出來」；「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積極的領導中國的愛國運動，應該用我們的綱領領導愛國運動而充實其內容，一直到奪取政權……因為完成中國民族解放，已經是中國無產階級自己的任務，並且它在完成這一任務的鬥爭基礎之上，可以比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早些獲得政權」。[25]
陳獨秀甚至這樣諷刺這幫極左派：「我真不懂得，我們在此次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中，必須咬文嚼字的向抗日救國和對日宣戰的口號放幾支冷箭，才算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那末，隻有讓這班社會主義者坐在亭子間裏，靜候中國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上取得政權，再請他們出來到社會主義者的元老院中去。」
第五，極左派是教條主義者：「我們要知道馬克思主義永遠不是教條，無論如何正確的理論，倘不能正確的用當其時其地，都會變成不完全正確，甚至於完全不正確。」「『工人無祖國』，是從消極方麵指出一般的事實，即是說還沒有一個『國家機關』是擁護工人利益的，並不是說在任何條件之下工人都應該不要祖國（黑體字是陳獨秀所標——引者）；所以更須從積極方麵（特別是被壓迫國家）號召工人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它正在出賣的國家，以創造工人的祖國，在這樣意義之下的救國愛國，正和資產階級的賣國是對立的……不錯，『救國』『愛國』『民族主義』，其本質原來是資產階級的；可是這些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也和其他民主任務一樣，要由無產階級來完成了。」接著，陳獨秀具體論述了帝國主義國家如日本工人階級，如果採用「救國」「愛國」口號，「則是直接幫助了他們自己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間接幫助了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直接打擊了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間接打擊了全世界的工人革命運動；並且更加緊了他們自己的資產階級對他們的剝削壓迫，這便是離開了階級的立場。如果中國工人階級在努力救國愛國的民族革命鬥爭中，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不啻打擊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並且給了日本和朝鮮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的機會；這完全合乎工人階級利益而沒有離開階級的立場……我以為必須這樣提出具體的事例加以分析，然後對於所謂的階級的立場，才不至於陷於空洞的籠統的形式邏輯的了解」。
第六，「抗日救國」是貫徹「總的民主口號」的「特別口號」，不因它有「毒素」而排斥：「我們固然應該在綱領中規定總的政治口號，以為一切政治鬥爭的旗幟；然而僅僅這個還不夠領導整個革命鬥爭的發展，必須在總的旗幟之下，從日常環境中隨時得出特別活潑有生氣的口號，才能夠在實際鬥爭中領導群眾。如果我們雖然採用了總的民主口號（國民會議），而對於日常環境中發生的特別的民主民族口號（抗日救國）加以排斥，並且這類特別的民主民族的口號隨時都會發生，若隨時加以排斥，則總的民主口號便變成了一個偶像。」有的同誌是對於具體名詞如「救國」「愛國」，甚至於「民族主義」「放冷箭，以為這些名詞都含有毒素」。陳獨秀認為「這在根本觀點上至少接近於極左派的立場，否則便沒有立場。我以為一切民主民族的口號，都多少含有點毒素……我們不能因此便一般的反對民主主義，對於民族主義也是如此。這主要的問題不在某些口號本身是否含有毒素，而是看用在什麽環境，發生什麽作用，例如『救國』『愛國』口號若用於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和平』的口號若用之於現在的中國，都同樣的大有毒而特有毒」。國民黨蔣介石還說「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解放」；汪精衛和孫科「更是大喊民主政治；我們決不能因此便避諱這些名詞」。同樣，也不能以「抗日救國」「愛國」「對日宣戰」流行於一般資產階級口中，「作為我們應該避諱這些名詞或口號的理由。要令這一班虛偽的甚至反動的『愛國者』破產，隻有在我們以具體要求領導廣大群眾發展劇烈的救國愛國鬥爭時才能夠辦到」。
第七，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傳統，遠過於民主主義運動；我們應該積極的領導中國的愛國運動，在完成中國民族解放的基礎上早些獲得政權：「我以為民主主義固然包含了民族主義在內，而後者在中國更特別重要，在中國歷史上，隻有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沒有傳統的民主主義運動；在現代民族主義運動之尖銳化更遠過於民主主義運動，主要的如五四、五卅運動和現在抗日救國運動，都是全國性的運動。這一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即愛國運動，不但吸收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並且吸引工人；『抱中國人的義氣』『反對外國人』，這是在五卅運動中從廣大的工人群眾裏自然發生的兩個普遍而有力的口號，當時確有在這樣愛國口號之下湧現工人蘇維埃的可能，如果黨有革命的政策……這些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我們不應該忽視」；「在中國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條件之下，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即愛國運動，將來還不斷的發生，一直到中國民族從一切帝國主義的束縛壓迫之下完全解放出來」；「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積極的領導中國的愛國運動，應該用我們的綱領領導愛國運動而充實其內容，一直到奪取政權……因為完成中國民族解放，已經是中國無產階級自己的任務，並且它在完成這一任務的鬥爭基礎之上，可以比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早些獲得政權」。[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