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書》對於改變對中共的態度極為憤怒，並進行諷刺，認為常委「對於（中共）黨的策略和行動沒有加以嚴格批評而且一半投降了史大林派的主張……竟然承認『農民蘇維埃』的存在」，且提出在反帝反國民黨旗幟之下與之聯合，「這一方麵是常委對於目前革命鬥爭的發展過分估量之必然的結果，另一方麵就是因為常委和史大林派一樣，完全沒有了解蘇維埃應當在何種條件何種時間組織的」。「獨秀同誌告訴我們『鄉村蘇維埃』之存在是一個事實……常委三同誌在『一·二八』以前曾矢口否認這類史大林派『偽造』的，現在卻突然承認這是事實。這真是出人意料之突變！實際上，史大林派在農村中的策略和行動，還是一貫繼續著和遵守著從前的步調，在『一·二八』以前在農村中如果沒有『蘇維埃』，在『一·二八』之後，並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證明這種事實可以一蹴而成的了！」《意見書》認為，隻有在革命高潮中才能「不但在農村中，同樣在城市組織蘇維埃」，但是，「最近所能發生城市中的罷工運動和鄉村中的鬥爭，還不是革命高潮開始的表現」；「滿洲、上海事變以後，中國社會力量並沒有多大變動，特別是沒有變動到已經成熟了組織蘇維埃的條件」。[27]還說「十九路軍的抵抗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表現，它對工人階級影響隻是一種欺騙的作用」，「沒有絲毫抵抗主義或半抵抗主義的氣息」；批評陳獨秀對十九路軍的「歌頌」和「原諒」，「必然增加工人階級對十九路軍乃至其他左派資產階級的幻想，充分表現尾巴主義的精神，必須嚴厲加以糾正」。[28]
客觀地說，在當時形勢的估計和發展前途上，陳獨秀是有些過熱，而極左派則有些過冷。但陳獨秀主張積極推動反日反國民黨的形勢，雖然在期待上有浪漫主義的空想色彩，思想行動上是積極的；極左派則是完全消極等待革命高潮的到來。在這個問題上，極左派是真正的「取消派」——隻尚空談，取消一切革命行動。陳獨秀轉向托派後，處在這樣的極左空談派的包圍之中，很難有所作為！
尤其是法南區委書記陳岱青，自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出現抗日民主運動以後，就鄙薄反日救國運動是在「虛偽的民族主義範圍以內翻筋鬥」；北方區委的赤聲（即任曙）反對「組織群眾與武裝群眾聯繫起來」的口號，說：在目前「武裝群眾的口號，隻是為資產階級擴大武裝力量，無產階級從這裏得不到什麽」。劉仁靜甚至怒罵利用敵人間利害衝突的共同行動，是「等於我們在革命中應當與搶劫的盜匪共同行動」，是為了暫時利益，降低自己的尊嚴，減弱自己的革命氣魄，與資產階級中的一派攜手羞辱自己。又說：「資產階級之走向群眾是在群眾已覺醒以後，因此與它共同行動隻是在阻礙群眾運動前進，隻有反動的意義」。「這是騎馬者與馬的共同行動。」他認為不僅在這次上海事件中上海和全國「無產階級運動之消沉」，而且中國現在還沒有人數眾多的無產階級，必須經過經濟復興才能談得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等，所以，他批判陳獨秀提出「組織蘇維埃」是「空談」。劉還認為國民會議與蘇維埃是一回事，批評陳獨秀的「先國民會議後蘇維埃政權」的觀點是違背「不斷革命論」的機會主義；「我們應當與這些意見堅決無情的鬥爭」[29]。
對於這些指責，陳獨秀在內部機關報《校內生活》上一一公布，同時給以堅決的駁斥。除以組織名義發表《常委對法區擴會意見書的批評》《常委批評法南區委對告民眾書的意見》《常委批評列爾士同誌對於政治決議案的意見》《常委對仁靜同誌〈論中國前途〉的批評》等文件外，還以他個人名義，進行說服和批評。
首先，他從馬恩列以及托的理論出發，闡述他的意見和策略。為此，他專門發表了一篇名為《反極左錯誤》[30]的長文，一開頭便寫道：
列寧曾教訓德國和英國反機會主義的左派共產主義者說：「……這是不可辯駁的真理，但是再往前多踏一小步——似乎仍照原來的方向——真理便變成錯誤。」錯誤和真理相隔隻一小步，布爾塞維克政治鬥爭策略之下砍掉運動，不是一件很簡單容易的事嗬！
中國左派反對派，因為過去革命失敗，很慘痛的反對史大林派機會主義的錯誤，很自然的會多踏幾大步，走到另一極端之左傾的錯誤。這些錯誤，在組織問題上，已經很明顯的給年幼的左派反對派不少的障害，在政治問題上，如果不立刻糾正過來，其障害將來比過去及現在更厲害若幹倍，故不得不就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問題指摘出來，以供全黨同誌的討論。
接著，陳獨秀就極左派錯誤的兩個理論根源，進行詳細的剖析。
第一，「由反對史大林派關於將來革命性質問題上的階段論，而走到另一極端；根本否認革命過程中任何階段」。他回顧在這個問題上托派小組織時期的歷史爭論後指出：「其實，我們左派反對派和史大林主義者的爭論，並不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否完結，也不在第三次革命過程中有無民主階段，爭論的中心點是在經過在那一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或民主專政——之下的民主階段，才能夠完成民主革命。所以托洛茨基同誌論到中國第三次革命性質時，總是說『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民主專政』？從來不曾說，社會主義的革命還是民主革命？」他還引證托洛茨基的多段論述後，批評「小陳（即陳岱青）和民傑等」認為中國「民主革命已經完結，再來的革命隻有社會主義革命」觀點，從而對當前民主民族鬥爭任務（國民會議口號）實行怠工；更批評「最奇異的是久被人罵為民主主義者的劉仁靜同誌自己，最近也在《中國前途》一篇短文中說：『經濟復興是第三次革命復興之前提』」的觀點，指出：「他所祈禱之普遍的經濟復興，使生產力發展到與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發生了衝突，像這樣歐美先進國家式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之高度發展，必然已經解決了國家獨立與統一以及土地問題，即是消滅了民主民族革命的因素，在這樣舊社會的母體內所孵化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當然是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之上，那還有什麽民主因素和民主階段呢」；「我們所以反對『中國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樣的觀點，正因為這樣不站在無產階級政治鬥爭的觀點上，而站在經濟即生產力發展的觀點上來預測中國革命的前途，將要把中國第三次革命推遲到不可知的將來，因為從今天起在中國資產階級社會的母體內，生產力發展到相當的具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不但最近的將來不可能，而且永遠不可能」。
客觀地說，在當時形勢的估計和發展前途上，陳獨秀是有些過熱，而極左派則有些過冷。但陳獨秀主張積極推動反日反國民黨的形勢，雖然在期待上有浪漫主義的空想色彩，思想行動上是積極的；極左派則是完全消極等待革命高潮的到來。在這個問題上，極左派是真正的「取消派」——隻尚空談，取消一切革命行動。陳獨秀轉向托派後，處在這樣的極左空談派的包圍之中，很難有所作為！
尤其是法南區委書記陳岱青，自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出現抗日民主運動以後，就鄙薄反日救國運動是在「虛偽的民族主義範圍以內翻筋鬥」；北方區委的赤聲（即任曙）反對「組織群眾與武裝群眾聯繫起來」的口號，說：在目前「武裝群眾的口號，隻是為資產階級擴大武裝力量，無產階級從這裏得不到什麽」。劉仁靜甚至怒罵利用敵人間利害衝突的共同行動，是「等於我們在革命中應當與搶劫的盜匪共同行動」，是為了暫時利益，降低自己的尊嚴，減弱自己的革命氣魄，與資產階級中的一派攜手羞辱自己。又說：「資產階級之走向群眾是在群眾已覺醒以後，因此與它共同行動隻是在阻礙群眾運動前進，隻有反動的意義」。「這是騎馬者與馬的共同行動。」他認為不僅在這次上海事件中上海和全國「無產階級運動之消沉」，而且中國現在還沒有人數眾多的無產階級，必須經過經濟復興才能談得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等，所以，他批判陳獨秀提出「組織蘇維埃」是「空談」。劉還認為國民會議與蘇維埃是一回事，批評陳獨秀的「先國民會議後蘇維埃政權」的觀點是違背「不斷革命論」的機會主義；「我們應當與這些意見堅決無情的鬥爭」[29]。
對於這些指責，陳獨秀在內部機關報《校內生活》上一一公布，同時給以堅決的駁斥。除以組織名義發表《常委對法區擴會意見書的批評》《常委批評法南區委對告民眾書的意見》《常委批評列爾士同誌對於政治決議案的意見》《常委對仁靜同誌〈論中國前途〉的批評》等文件外，還以他個人名義，進行說服和批評。
首先，他從馬恩列以及托的理論出發，闡述他的意見和策略。為此，他專門發表了一篇名為《反極左錯誤》[30]的長文，一開頭便寫道：
列寧曾教訓德國和英國反機會主義的左派共產主義者說：「……這是不可辯駁的真理，但是再往前多踏一小步——似乎仍照原來的方向——真理便變成錯誤。」錯誤和真理相隔隻一小步，布爾塞維克政治鬥爭策略之下砍掉運動，不是一件很簡單容易的事嗬！
中國左派反對派，因為過去革命失敗，很慘痛的反對史大林派機會主義的錯誤，很自然的會多踏幾大步，走到另一極端之左傾的錯誤。這些錯誤，在組織問題上，已經很明顯的給年幼的左派反對派不少的障害，在政治問題上，如果不立刻糾正過來，其障害將來比過去及現在更厲害若幹倍，故不得不就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問題指摘出來，以供全黨同誌的討論。
接著，陳獨秀就極左派錯誤的兩個理論根源，進行詳細的剖析。
第一，「由反對史大林派關於將來革命性質問題上的階段論，而走到另一極端；根本否認革命過程中任何階段」。他回顧在這個問題上托派小組織時期的歷史爭論後指出：「其實，我們左派反對派和史大林主義者的爭論，並不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否完結，也不在第三次革命過程中有無民主階段，爭論的中心點是在經過在那一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或民主專政——之下的民主階段，才能夠完成民主革命。所以托洛茨基同誌論到中國第三次革命性質時，總是說『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民主專政』？從來不曾說，社會主義的革命還是民主革命？」他還引證托洛茨基的多段論述後，批評「小陳（即陳岱青）和民傑等」認為中國「民主革命已經完結，再來的革命隻有社會主義革命」觀點，從而對當前民主民族鬥爭任務（國民會議口號）實行怠工；更批評「最奇異的是久被人罵為民主主義者的劉仁靜同誌自己，最近也在《中國前途》一篇短文中說：『經濟復興是第三次革命復興之前提』」的觀點，指出：「他所祈禱之普遍的經濟復興，使生產力發展到與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發生了衝突，像這樣歐美先進國家式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之高度發展，必然已經解決了國家獨立與統一以及土地問題，即是消滅了民主民族革命的因素，在這樣舊社會的母體內所孵化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當然是在純粹社會主義基礎之上，那還有什麽民主因素和民主階段呢」；「我們所以反對『中國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樣的觀點，正因為這樣不站在無產階級政治鬥爭的觀點上，而站在經濟即生產力發展的觀點上來預測中國革命的前途，將要把中國第三次革命推遲到不可知的將來，因為從今天起在中國資產階級社會的母體內，生產力發展到相當的具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不但最近的將來不可能，而且永遠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