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陳獨秀再一次劃出一條線，把自己的托派，放在蘇聯和中共一邊，他們還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一個派——左派反對派，而與帝國主義、國民黨、資產階級是對立的。他這時提出的抗日救國聯合戰線思想，隻包括「全國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眾」，還有中共和蘇聯，不包括資產階級，因為資產階級還沒有表現出抗日救國的行動。這些思想與當時中共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陳獨秀同時還發表了《對於現在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最堅定的戰爭》，進一步闡發了武裝民眾進行抗日民族戰爭的思想。
10月2日，他又撰寫《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道》[3]長文，針對國民黨企圖依賴美國抵製日本侵略的政策，總結「二十七年以來中國自己斷送滿洲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教訓，揭露國民黨所謂「革命政府革命外交」是前清「以夷製夷」政策的繼續，指出：「用外交政策牽製某方麵敵人，使有利於自己之鬥爭，有時固宜行之，然自己若沒有鬥爭之決心與實力，專依賴外交來以敵製敵，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衛，仰仗一麵敵人之保護以拒絕另一麵敵人的危險政策，菲律賓之依賴美國，朝鮮之依賴日本，便是弱小民族苦的經驗。」前清以日製俄的結果是引來日本出兵「為中國打抱不平」，暗中幫助日本繼承了帝俄在滿洲的一切權利。繼而，又引來1915年的日本亡華「二十一條」。這次，蔣介石「害怕以民眾的革命勢力對付帝國主義，仍沿用前清『以夷製夷』的外交政策，即迎合美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野心，依賴美國帝國主義勢力來抵製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侵略。因此日本帝國主義遂亦急乘美國和英國遭遇空前的經濟危機無暇和它競爭以及中國政府消滅了民眾運動的機會……突然出兵占領滿洲」。
在救亡危機中，陳獨秀能如此客觀、冷靜地總結歷史經驗，為現實政治之用，是難能可貴的。
那麽，陳獨秀主張的「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道」是什麽呢？他說：「在此次反日救國的運動中，隻有『排貨』和『對日宣戰』這兩個主張，不但是多數民眾的意誌，而且比較的正當。」為此，要建立抗日救國聯合戰線。但他總結五卅運動中反帝聯合戰線中資產階級動搖的經驗，強調說：「隻有由工人和學生組織大規模的檢查隊，然後排貨運動才能收實效」；而對日宣戰，中國作為「殖民地或落後國家對帝國主義宣戰，和尋常兩國間的戰爭不同，這是一種革命戰爭，是需要革命的民眾武裝參加的……若沒有廣大武裝民眾持久的殊死戰，單靠國民黨政府一點脆弱的軍隊，不足予日本帝國主義軍隊之一擊」。因此，「要實現民族革命戰爭，要獲得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勝利，隻有中國第三次革命復興，以革命的民眾政權，代替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領導全國的革命民眾和兵士……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持久戰」。
陳獨秀的這些抗日救國主張，雖然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不現實的，但是，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建立抗日的「武裝民眾」及「持久戰」的思想，被後來的事實證明是正確的。可以說陳獨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戰」思想的中國第一人。
陳獨秀及其為首的托派抗日救國的主張與中共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陳獨秀及托派中央發的宣言、文章中，都譴責國民黨「剿赤」和「屠殺農民」罪行，即是聲援中共的。但是，奉行極左路線的中共中央卻在機關報上連續發表文章批判這兩篇文章。
10月25日、30日，《紅旗》周報第21、22期連續發表署名文章《是對日宣戰？還是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滿洲事變中之取消派》《陳獨秀的「康莊大道」》，批判陳獨秀及以托派中央名義發表的文章和宣言，陳獨秀的對日「宣戰」主張，明明是否定國民黨政府能夠領導抗日救國戰爭，而主張「民眾立刻自動武裝起來」，「實現民族革命戰爭」，《紅旗》文章卻說「對日宣戰」「是由南京國民黨中央提出，而被一切反革命派別——從國家主義到托陳取消派羅章龍派——擁護的」口號，這個口號與「中國共產黨中央提出，而得到全國工農兵貧民及革命學生所擁護的」口號——「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是「根本不同的」。陳獨秀的聯合戰線思想，明明是排斥資產階級的，《紅旗》文章卻批判說：「陳獨秀在『康莊大道』上做著第二個五卅運動的夢」；他主張由「工農商學聯合起來」是在「幻想第二個五卅的民族統一戰線」，「事實上是要和資產階級妥協，要引誘工人去投降資產階級，屈服於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和豪紳地主」。這種批判不僅是從極左的立場出發，給陳獨秀以莫須有的罪名。
《紅旗》上的文章，抓住陳獨秀《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道》中提出的「以革命的民眾政權，代替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領導全國抗日救國戰爭，是「反革命的幻想和空談」。
其實，雙方的主張在當時都沒有實現的可能。
創辦《熱潮》推動抗日民主運動
陳獨秀出任托派中央書記後，無論是推翻國民黨獨裁統治，還是抗日救國，以及召集國民會議，都一直高喊「民眾自動起來」。這是他因見托派組織力量弱小，不足以擔當直接組織民眾的重任的悲哀和無奈。他懂得抗日和革命都必須是有組織力量的較量，空喊「民眾自動起來」無濟於事，於是，陳獨秀開始尋找組織起來的途徑。他首先想到的是親自指導過的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憑一份《每周評論》和《熱血》小報，曾對運動的發展起過重要的作用。於是，他在1931年12月5日創辦了鉛印的《熱潮》周刊，當時的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和《校內生活》還是手刻油印的月刊，可見他對《熱潮》傾注的熱情和寄予的厚望。
10月2日，他又撰寫《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道》[3]長文，針對國民黨企圖依賴美國抵製日本侵略的政策，總結「二十七年以來中國自己斷送滿洲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教訓，揭露國民黨所謂「革命政府革命外交」是前清「以夷製夷」政策的繼續，指出：「用外交政策牽製某方麵敵人，使有利於自己之鬥爭，有時固宜行之，然自己若沒有鬥爭之決心與實力，專依賴外交來以敵製敵，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衛，仰仗一麵敵人之保護以拒絕另一麵敵人的危險政策，菲律賓之依賴美國，朝鮮之依賴日本，便是弱小民族苦的經驗。」前清以日製俄的結果是引來日本出兵「為中國打抱不平」，暗中幫助日本繼承了帝俄在滿洲的一切權利。繼而，又引來1915年的日本亡華「二十一條」。這次，蔣介石「害怕以民眾的革命勢力對付帝國主義，仍沿用前清『以夷製夷』的外交政策，即迎合美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野心，依賴美國帝國主義勢力來抵製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侵略。因此日本帝國主義遂亦急乘美國和英國遭遇空前的經濟危機無暇和它競爭以及中國政府消滅了民眾運動的機會……突然出兵占領滿洲」。
在救亡危機中，陳獨秀能如此客觀、冷靜地總結歷史經驗，為現實政治之用，是難能可貴的。
那麽，陳獨秀主張的「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道」是什麽呢？他說：「在此次反日救國的運動中，隻有『排貨』和『對日宣戰』這兩個主張，不但是多數民眾的意誌，而且比較的正當。」為此，要建立抗日救國聯合戰線。但他總結五卅運動中反帝聯合戰線中資產階級動搖的經驗，強調說：「隻有由工人和學生組織大規模的檢查隊，然後排貨運動才能收實效」；而對日宣戰，中國作為「殖民地或落後國家對帝國主義宣戰，和尋常兩國間的戰爭不同，這是一種革命戰爭，是需要革命的民眾武裝參加的……若沒有廣大武裝民眾持久的殊死戰，單靠國民黨政府一點脆弱的軍隊，不足予日本帝國主義軍隊之一擊」。因此，「要實現民族革命戰爭，要獲得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勝利，隻有中國第三次革命復興，以革命的民眾政權，代替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領導全國的革命民眾和兵士……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持久戰」。
陳獨秀的這些抗日救國主張，雖然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不現實的，但是，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建立抗日的「武裝民眾」及「持久戰」的思想，被後來的事實證明是正確的。可以說陳獨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戰」思想的中國第一人。
陳獨秀及其為首的托派抗日救國的主張與中共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陳獨秀及托派中央發的宣言、文章中，都譴責國民黨「剿赤」和「屠殺農民」罪行，即是聲援中共的。但是，奉行極左路線的中共中央卻在機關報上連續發表文章批判這兩篇文章。
10月25日、30日，《紅旗》周報第21、22期連續發表署名文章《是對日宣戰？還是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滿洲事變中之取消派》《陳獨秀的「康莊大道」》，批判陳獨秀及以托派中央名義發表的文章和宣言，陳獨秀的對日「宣戰」主張，明明是否定國民黨政府能夠領導抗日救國戰爭，而主張「民眾立刻自動武裝起來」，「實現民族革命戰爭」，《紅旗》文章卻說「對日宣戰」「是由南京國民黨中央提出，而被一切反革命派別——從國家主義到托陳取消派羅章龍派——擁護的」口號，這個口號與「中國共產黨中央提出，而得到全國工農兵貧民及革命學生所擁護的」口號——「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是「根本不同的」。陳獨秀的聯合戰線思想，明明是排斥資產階級的，《紅旗》文章卻批判說：「陳獨秀在『康莊大道』上做著第二個五卅運動的夢」；他主張由「工農商學聯合起來」是在「幻想第二個五卅的民族統一戰線」，「事實上是要和資產階級妥協，要引誘工人去投降資產階級，屈服於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和豪紳地主」。這種批判不僅是從極左的立場出發，給陳獨秀以莫須有的罪名。
《紅旗》上的文章，抓住陳獨秀《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道》中提出的「以革命的民眾政權，代替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領導全國抗日救國戰爭，是「反革命的幻想和空談」。
其實，雙方的主張在當時都沒有實現的可能。
創辦《熱潮》推動抗日民主運動
陳獨秀出任托派中央書記後，無論是推翻國民黨獨裁統治，還是抗日救國，以及召集國民會議，都一直高喊「民眾自動起來」。這是他因見托派組織力量弱小，不足以擔當直接組織民眾的重任的悲哀和無奈。他懂得抗日和革命都必須是有組織力量的較量，空喊「民眾自動起來」無濟於事，於是，陳獨秀開始尋找組織起來的途徑。他首先想到的是親自指導過的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憑一份《每周評論》和《熱血》小報，曾對運動的發展起過重要的作用。於是，他在1931年12月5日創辦了鉛印的《熱潮》周刊，當時的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和《校內生活》還是手刻油印的月刊，可見他對《熱潮》傾注的熱情和寄予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