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29年7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第225頁。
[73] 《史達林給莫洛托夫的電報》，1930年8月1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第300頁。
[74] 《無產者》第9期，1931年2月1日。
[75] 據何之瑜《獨秀著作年表》（未刊稿）記述，該文件由陳獨秀撰寫，在1931年3月以手刻油印小冊子的形式散發。
[76] 獨秀：《我們的爭論之中心點》，1931年10月19日，《火花》第1卷第5期，1931年11月7日。陳獨秀被捕前共出9期《火花》，全部是手刻油印本。
[77] 濮清泉（當時名濮德誌）：《中國托派的產生和滅亡》，《文史資料選集》第71輯。
[78]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189頁。
[79] 筆者有幸收集到當時統一大會後散發的這五個議案的手刻油印件，字跡還十分清楚。
[80] 《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唐寶林訪問並整理。
[81] 《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189頁。
[82] 電報的英文原稿影印件及中譯文，見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355、356頁。
[83] 《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唐寶林訪問並整理。
[84] 電報原件影印，見唐寶林《中國托派史》，第356頁。
[85] 《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唐寶林訪問並整理。
[86] 《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唐寶林訪問並整理。
[87] 梁幹喬由於來自共產黨營壘，在特務組織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稱，由於他們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務處南京總處書記長，主持特務組織的內務工作。但此人的個人野心不改，抗戰爆發後，他任特務處鄭州辦事處主任時，企圖發展個人勢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鉗製，遂跑到西安，投靠胡宗南，任該部政治部主任，專門從事對延安共產黨中央所在地的破壞活動。
[88] 梁幹喬：《回憶與展望》，《蘇俄評論》第1卷第3號。
[89] 陸一淵：《以前種種》，《蘇俄評論》第1卷第3號。
[90]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
[91]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92]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93]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
[94] 曾猛：《關於〈火花〉的情況》，1951年4月23日，未刊稿。
[95] 《火花》第1卷第1期，1931年9月5日。
[96] 《火花》第1卷第2期，1931年9月28日。
[97] 當時是托派北方區委領導人，在論戰中著有《中國經濟研究》一書，是代表托派一方與中共對立的代表作。
十五 反蔣抗日的旗手（1931～1932）
提出抗日「持久戰」思想第一人
托派統一後，在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陳獨秀領導托派反對蔣介石國民黨的獨裁統治，頑強地為他們的「國民會議」——「無產階級民主主義」而奮鬥的時候，歷史發生了意外的轉折。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救國」成了當務之急，「民主」又被降到了次要地位。歷史再一次讓「救亡」壓倒了「啟蒙」。不是中國人民不懂或不要「民主」，也不是中國精英知識分子不願意做「啟蒙」工作，而是形勢所使然。於是，善於捕捉形勢變化的陳獨秀立即調整鬥爭矛頭，把抗日救國放到日程上來。
對於陳獨秀來說，這個「調整」是很容易的。因為由於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起初對日本侵略推行「不抵抗」政策，他們就很自然把反蔣反國民黨的鬥爭與反日救國鬥爭結合起來了。這樣也很自然地把反獨裁的「民主」與反侵略的「救國」很自然地結合起來了。與此同時，全國出現了抗日民主運動，並在第二年的「一·二八」抗戰中發展到高潮。在這個運動的鼓舞下，陳獨秀興奮異常，鬥誌昂揚，以為他們「等待」「期盼」的革命時期終於來到了，於是他奔走吶喊，奮筆疾書，發表了一係列文章，特別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名義起草了一篇篇政治宣言，積極參加到政治生活中來，以發揮托派的政治影響。據現在收集到的資料統計：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他在《火花》《校內生活》《熱潮》雜誌及傳單上，以個人或以托派組織的名義發表的文章、宣言、決議和書信等達64篇之多。茲列其要者如下。
九一八事變後的1931年9月24日，陳獨秀立即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名義，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滿洲告民眾書》[1]，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號召像歷史上的五卅運動那樣，建立反日聯合戰線，「民眾立刻自動武裝起來！」「立刻自動組織各地方國民會議預備會，領導反日鬥爭和準備普選的全國國民會議之召集！」「反對屠殺農民和對日取不抵抗主義的國民黨政府！」
10月1日，陳獨秀撰寫《抗日救國與赤化》[2]一文，針對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顏惠慶講話，抨擊國民黨對於日本侵略的「不抵抗」和「力持鎮靜」的政策，批評資產階級妄想的中間道路，鮮明地維護中共和托派以及蘇聯的「赤化」立場，指出：「我們敢斷言：赤化是全中國最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所樂為的，不樂為者隻是少數的軍閥、資本家和地主而已。」但是，文章又明顯地表示出一種排斥中間派的「左」的傾向：「全世界已經隻有兩大營壘；一麵是赤化的蘇聯，各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革命民眾；一麵是反赤的帝國主義，各國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此外所謂中間勢力，或者不存在，或者等於不存在」；「專就此次抗日救國運動這一具體問題而論，也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國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眾結合起來，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蘇聯及各國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眾援助之下，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持久殊死戰，以期獲得最後勝利；一是服從反赤化的國民黨政府之統一指揮，對日本帝國主義退讓，或求救於其他帝國主義，使中國不亡於日本即爪分於列強，此外沒有第三條道路」。
[73] 《史達林給莫洛托夫的電報》，1930年8月1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第300頁。
[74] 《無產者》第9期，1931年2月1日。
[75] 據何之瑜《獨秀著作年表》（未刊稿）記述，該文件由陳獨秀撰寫，在1931年3月以手刻油印小冊子的形式散發。
[76] 獨秀：《我們的爭論之中心點》，1931年10月19日，《火花》第1卷第5期，1931年11月7日。陳獨秀被捕前共出9期《火花》，全部是手刻油印本。
[77] 濮清泉（當時名濮德誌）：《中國托派的產生和滅亡》，《文史資料選集》第71輯。
[78]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189頁。
[79] 筆者有幸收集到當時統一大會後散發的這五個議案的手刻油印件，字跡還十分清楚。
[80] 《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唐寶林訪問並整理。
[81] 《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189頁。
[82] 電報的英文原稿影印件及中譯文，見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355、356頁。
[83] 《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唐寶林訪問並整理。
[84] 電報原件影印，見唐寶林《中國托派史》，第356頁。
[85] 《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唐寶林訪問並整理。
[86] 《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0月12日，唐寶林訪問並整理。
[87] 梁幹喬由於來自共產黨營壘，在特務組織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稱，由於他們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務處南京總處書記長，主持特務組織的內務工作。但此人的個人野心不改，抗戰爆發後，他任特務處鄭州辦事處主任時，企圖發展個人勢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鉗製，遂跑到西安，投靠胡宗南，任該部政治部主任，專門從事對延安共產黨中央所在地的破壞活動。
[88] 梁幹喬：《回憶與展望》，《蘇俄評論》第1卷第3號。
[89] 陸一淵：《以前種種》，《蘇俄評論》第1卷第3號。
[90]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
[91]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92]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93]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
[94] 曾猛：《關於〈火花〉的情況》，1951年4月23日，未刊稿。
[95] 《火花》第1卷第1期，1931年9月5日。
[96] 《火花》第1卷第2期，1931年9月28日。
[97] 當時是托派北方區委領導人，在論戰中著有《中國經濟研究》一書，是代表托派一方與中共對立的代表作。
十五 反蔣抗日的旗手（1931～1932）
提出抗日「持久戰」思想第一人
托派統一後，在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陳獨秀領導托派反對蔣介石國民黨的獨裁統治，頑強地為他們的「國民會議」——「無產階級民主主義」而奮鬥的時候，歷史發生了意外的轉折。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救國」成了當務之急，「民主」又被降到了次要地位。歷史再一次讓「救亡」壓倒了「啟蒙」。不是中國人民不懂或不要「民主」，也不是中國精英知識分子不願意做「啟蒙」工作，而是形勢所使然。於是，善於捕捉形勢變化的陳獨秀立即調整鬥爭矛頭，把抗日救國放到日程上來。
對於陳獨秀來說，這個「調整」是很容易的。因為由於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起初對日本侵略推行「不抵抗」政策，他們就很自然把反蔣反國民黨的鬥爭與反日救國鬥爭結合起來了。這樣也很自然地把反獨裁的「民主」與反侵略的「救國」很自然地結合起來了。與此同時，全國出現了抗日民主運動，並在第二年的「一·二八」抗戰中發展到高潮。在這個運動的鼓舞下，陳獨秀興奮異常，鬥誌昂揚，以為他們「等待」「期盼」的革命時期終於來到了，於是他奔走吶喊，奮筆疾書，發表了一係列文章，特別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名義起草了一篇篇政治宣言，積極參加到政治生活中來，以發揮托派的政治影響。據現在收集到的資料統計：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他在《火花》《校內生活》《熱潮》雜誌及傳單上，以個人或以托派組織的名義發表的文章、宣言、決議和書信等達64篇之多。茲列其要者如下。
九一八事變後的1931年9月24日，陳獨秀立即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名義，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滿洲告民眾書》[1]，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號召像歷史上的五卅運動那樣，建立反日聯合戰線，「民眾立刻自動武裝起來！」「立刻自動組織各地方國民會議預備會，領導反日鬥爭和準備普選的全國國民會議之召集！」「反對屠殺農民和對日取不抵抗主義的國民黨政府！」
10月1日，陳獨秀撰寫《抗日救國與赤化》[2]一文，針對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顏惠慶講話，抨擊國民黨對於日本侵略的「不抵抗」和「力持鎮靜」的政策，批評資產階級妄想的中間道路，鮮明地維護中共和托派以及蘇聯的「赤化」立場，指出：「我們敢斷言：赤化是全中國最大多數工農勞苦人民所樂為的，不樂為者隻是少數的軍閥、資本家和地主而已。」但是，文章又明顯地表示出一種排斥中間派的「左」的傾向：「全世界已經隻有兩大營壘；一麵是赤化的蘇聯，各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革命民眾；一麵是反赤的帝國主義，各國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此外所謂中間勢力，或者不存在，或者等於不存在」；「專就此次抗日救國運動這一具體問題而論，也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國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眾結合起來，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蘇聯及各國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眾援助之下，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持久殊死戰，以期獲得最後勝利；一是服從反赤化的國民黨政府之統一指揮，對日本帝國主義退讓，或求救於其他帝國主義，使中國不亡於日本即爪分於列強，此外沒有第三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