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正是陳獨秀的個性，作為思想家的個性。這樣的個性，在《新青年》初期，他作為個人獨立存在時，可以充分發揮，但當他加入一個組織後，如過去的中共和現在的托派，就不能不受到限製，而不管他的思想和主張有時是多麽的正確和英明。這就是個性與組織性、紀律性的矛盾。自然，這種矛盾是辯證的，有時能統一，則使個人的智慧藉助於組織的力量，其能量發揮到極致，創造輝煌的業績；有時則相反，組織性壓製個性，使人無所作為，甚至受到無情的打擊和摧殘。陳獨秀的一生，多次發生這兩種狀況。另外，個人的力量總是渺小的，即使有很英明的思想，如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陳獨秀，也隻能發生思想上的影響，若無組織的力量，不可能發生改革社會的作用。這大概就是馬克思說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吧！
在組織上，托派的致命弱點是它的嚴重的分裂，始終沒有真正的統一。統一大會後，先是曾為統一做出過較大貢獻尹寬，由於受到無產者社內部彭述之為首的一幫人的排斥，連大會代表都沒有當上，成為繼劉仁靜後又一個托派「邊緣人物」。於是，他利用原來的關係，首先糾集幾個人，控製了幾個支部，進行反對「中央」的活動。而馬玉夫這個為無產者社的成立立過汗馬功勞的人，自以為是當然的「中央委員」，但是，先是被撤協委代表，十分不滿，憤而退出無產者社領導班子；繼又未當上大會代表，更未當上「中央委員」。於是，他壞事做絕，竟到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告密，企圖置新生的托派組織於死地，致使統一大會後還不到一個月——1931年5月23日，托派（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即遭破壞，除陳獨秀、彭述之、羅漢外，其他委員全被逮捕，整個組織陷於癱瘓。陳獨秀雖然因馬玉夫不知道他的住址而倖免逮捕，但馬的背叛引起他的極大震動和痛苦，頗有寇準錯用丁渭之悔，哀嘆說：「我不識人！」陳獨秀常有感情用事之時，他見馬玉夫平時作風流裏流氣，還自稱是「工人代表」，就對人說：「搞革命，當領導人，還是知識分子，工人不懂！」[86]
其實，觀察一個人的品質，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教條化為出身成分論，根本是唯心主義的。當時托派和共產黨內部都有唯成分論的影響。中共六大時，受布哈林的指使，選了一個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當總書記，實際卻是個擺設，實權掌握在知識分子、職業革命家李立三手中。托派因為寄希望於唯一的城市工人運動，更強調工人出身這個「教條」。但是，托派的全部歷史表明，中國的工人階級並不接受他們的革命綱領和路線。
陳獨秀走到另一極端，搞革命要靠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又怎樣呢！其實馬玉夫也不是什麽工人，梁幹喬等人的背叛，更否定了陳獨秀的說法。以中國托派元老自居的梁幹喬，自認為是統一組織後的當然的「中央委員」，但他在「我們的話派」中的表現，使他聲名狼藉，徒然代表最大的一派參加協議委員會，又參加統一大會，最後卻落選，什麽也不是。於是，他也惱羞成怒，與陸一淵等四人，跑到南京，以廣州黃埔軍校同學的身份投靠戴笠。此時戴正奉蔣介石之命，籌建法西斯組織軍統前身復興社特務處。於是，梁就與戴等人結成「十人團」，並被稱為復興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成為軍統特務組織最早的骨幹。[87]背叛後，他給國民黨的第一份禮物，就是發表反共聲明：聲稱共產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他說參加托派統一大會後，「沒有看見一種鮮明的足為建立健全無產階級政黨的要素」，因此他感到「懷疑」和「失望」，並說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正是現存的無產階級力量的反映，是抱了純粹共產主義理論的人們，落到中國現實環境上必然發生的心理現象」[88]；陸一淵則說：「中國工人群眾在資本主義下尚未孕育成無產階級意識，社會主義的政治要求絕對引不起他們的興趣」。[89]
陳獨秀不承認開局失敗，不像共產黨那樣退出城市，轉向農村，而是堅持在城市鬥爭。於是他著手重整托派事業，吸收尹寬、宋敬修、蔣振東等人加入「中央常委」，但到8月，又遭打擊。一天，尹寬受陳獨秀之託召集會議於上海英租界振華旅館，中央組織部長代陳主持會議。是夜，與會者又全體被捕。
就這樣，「陳獨秀想收拾殘局，重振旗鼓，但很長時間也收不攏來」。[90]所謂「中央常委」，一直隻有他和彭述之兩三個人。即使如此，陳獨秀與彭述之之間也不團結。
托派小組織協議統一期間，由於陳獨秀採取堅決措施製止了彭述之企圖破壞統一的行動，1924年以來兩人關係親密合作的關係破裂，連私人間的友誼也不存在了。陳獨秀是個性情中人，喜怒形於色，而被稱為「孔老夫子」的彭述之是內向人，城府很深。這樣兩個人，一旦破裂，就不會像陳獨秀與胡適、陳獨秀與章士釗那樣——曾經肝膽相照，政治上決裂後，還有久遠的私人友誼。陳與彭在政治上幾乎沒有分歧，就是在個人作風和氣質上，二人難以相互容忍。如鄭超麟說：「陳獨秀是富於意氣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過分估量所信任的人的價值，可是對這人失望之後又容易走到另一極端去。」從此，他對於彭述之的厭惡恰好同過去的信任一般，很是極端。當時何資深議論彭述之，說他是個「紙老虎」，表麵張牙舞爪，在無產者社中勢力很大，戳穿之後，空無所有。陳獨秀則說：「不是紙老虎，是爛西瓜。紙老虎裏麵不過是空無所有而已，爛西瓜表麵很好看，剖開之後噴出一陣惡臭。」[91]
在組織上，托派的致命弱點是它的嚴重的分裂，始終沒有真正的統一。統一大會後，先是曾為統一做出過較大貢獻尹寬，由於受到無產者社內部彭述之為首的一幫人的排斥，連大會代表都沒有當上，成為繼劉仁靜後又一個托派「邊緣人物」。於是，他利用原來的關係，首先糾集幾個人，控製了幾個支部，進行反對「中央」的活動。而馬玉夫這個為無產者社的成立立過汗馬功勞的人，自以為是當然的「中央委員」，但是，先是被撤協委代表，十分不滿，憤而退出無產者社領導班子；繼又未當上大會代表，更未當上「中央委員」。於是，他壞事做絕，竟到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告密，企圖置新生的托派組織於死地，致使統一大會後還不到一個月——1931年5月23日，托派（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即遭破壞，除陳獨秀、彭述之、羅漢外，其他委員全被逮捕，整個組織陷於癱瘓。陳獨秀雖然因馬玉夫不知道他的住址而倖免逮捕，但馬的背叛引起他的極大震動和痛苦，頗有寇準錯用丁渭之悔，哀嘆說：「我不識人！」陳獨秀常有感情用事之時，他見馬玉夫平時作風流裏流氣，還自稱是「工人代表」，就對人說：「搞革命，當領導人，還是知識分子，工人不懂！」[86]
其實，觀察一個人的品質，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教條化為出身成分論，根本是唯心主義的。當時托派和共產黨內部都有唯成分論的影響。中共六大時，受布哈林的指使，選了一個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當總書記，實際卻是個擺設，實權掌握在知識分子、職業革命家李立三手中。托派因為寄希望於唯一的城市工人運動，更強調工人出身這個「教條」。但是，托派的全部歷史表明，中國的工人階級並不接受他們的革命綱領和路線。
陳獨秀走到另一極端，搞革命要靠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又怎樣呢！其實馬玉夫也不是什麽工人，梁幹喬等人的背叛，更否定了陳獨秀的說法。以中國托派元老自居的梁幹喬，自認為是統一組織後的當然的「中央委員」，但他在「我們的話派」中的表現，使他聲名狼藉，徒然代表最大的一派參加協議委員會，又參加統一大會，最後卻落選，什麽也不是。於是，他也惱羞成怒，與陸一淵等四人，跑到南京，以廣州黃埔軍校同學的身份投靠戴笠。此時戴正奉蔣介石之命，籌建法西斯組織軍統前身復興社特務處。於是，梁就與戴等人結成「十人團」，並被稱為復興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成為軍統特務組織最早的骨幹。[87]背叛後，他給國民黨的第一份禮物，就是發表反共聲明：聲稱共產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他說參加托派統一大會後，「沒有看見一種鮮明的足為建立健全無產階級政黨的要素」，因此他感到「懷疑」和「失望」，並說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正是現存的無產階級力量的反映，是抱了純粹共產主義理論的人們，落到中國現實環境上必然發生的心理現象」[88]；陸一淵則說：「中國工人群眾在資本主義下尚未孕育成無產階級意識，社會主義的政治要求絕對引不起他們的興趣」。[89]
陳獨秀不承認開局失敗，不像共產黨那樣退出城市，轉向農村，而是堅持在城市鬥爭。於是他著手重整托派事業，吸收尹寬、宋敬修、蔣振東等人加入「中央常委」，但到8月，又遭打擊。一天，尹寬受陳獨秀之託召集會議於上海英租界振華旅館，中央組織部長代陳主持會議。是夜，與會者又全體被捕。
就這樣，「陳獨秀想收拾殘局，重振旗鼓，但很長時間也收不攏來」。[90]所謂「中央常委」，一直隻有他和彭述之兩三個人。即使如此，陳獨秀與彭述之之間也不團結。
托派小組織協議統一期間，由於陳獨秀採取堅決措施製止了彭述之企圖破壞統一的行動，1924年以來兩人關係親密合作的關係破裂，連私人間的友誼也不存在了。陳獨秀是個性情中人，喜怒形於色，而被稱為「孔老夫子」的彭述之是內向人，城府很深。這樣兩個人，一旦破裂，就不會像陳獨秀與胡適、陳獨秀與章士釗那樣——曾經肝膽相照，政治上決裂後，還有久遠的私人友誼。陳與彭在政治上幾乎沒有分歧，就是在個人作風和氣質上，二人難以相互容忍。如鄭超麟說：「陳獨秀是富於意氣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過分估量所信任的人的價值，可是對這人失望之後又容易走到另一極端去。」從此，他對於彭述之的厭惡恰好同過去的信任一般，很是極端。當時何資深議論彭述之，說他是個「紙老虎」，表麵張牙舞爪，在無產者社中勢力很大，戳穿之後，空無所有。陳獨秀則說：「不是紙老虎，是爛西瓜。紙老虎裏麵不過是空無所有而已，爛西瓜表麵很好看，剖開之後噴出一陣惡臭。」[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