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會頭兩天討論和修改協議委員會提供的各項文件。開幕時，陳獨秀致辭，接著做了一個政治報告。由於在一年多的爭鬥和協議中，各派的意見已經說盡，統一又顯得那麽迫切，所以，除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以外，大會上還順利地通過了協議委員會提供的以下幾個文件，尹寬起草的《職工運動提綱》、梁幹喬起草的《組織問題決議案》、王文元起草的《國民會議問題提綱》。在會後油印的這些大會文件最後一行都註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統一大會通過。」但是，由於在紅軍問題上尚有分歧，陳獨秀起草的另一個文件《中國土地問題決議草案》沒有通過。在該「草案」最後印了這樣一行字：「一九三一年五月統一大會決議，交特別委員會繼續討論。」[79]據宋逢春說：由於該草案中仍有稱紅軍為「土匪」的意思，所以青年等托派三派代表串聯後，決定搞一下「老先生」，不予通過。[80]
另據王文元回憶，大會上還有一個爭論是「關於蔣介石統治下中國的統一可能性問題」。陳獨秀認為「全中國表麵的統一，可能在國民黨統治下獲致」。[81]大多數代表反對這種說法，結果《綱領》做了修改，指出：「國際帝國主義的剩餘資本，可以造成中國的經濟復興，目前國民黨之召集國民會議亦即是適應這種要求。但是這種前途，受著國內外一切因素之影響，其結果將引起各種矛盾之緊張」；「反動的卑怯的資產階級不僅隻能召集一個選舉標準很高的國民會議，並且還不敢驟然放棄國民黨的『訓政』……這一立憲政治的企圖不僅要引起其內部各派之衝突，並且要招致貧民群眾之激烈的反抗，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而鬥爭」。
大會決定中國托派的正式名稱，仍沿用無產者社的名稱，即「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以示他們仍是共產國際及中共內部的一派，而不是有人說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這個名稱到1935年才使用。
大會選舉了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13名（其中包括9個正式委員和4個候補委員），正式委員是：陳獨秀（書記處書記）、陳亦謀（組織部主任）、鄭超麟（宣傳部主任）、王文元（黨報主編）、宋逢春（書記處秘書）、羅漢、張九（香港工人）、彭述之、濮德誌等。前5人相當於常委組成「書記處」。大概組織還太小，沒有自稱「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書記處」。這個名單，根據王文元、鄭超麟、濮德誌三人回憶綜合而成。三人回憶互有出入，鄭超麟說委員中沒有羅漢，候補委員中有彭述之和宋敬修，還有一個委員區芳在獄中。後來，流亡在英國的王文元，從美國胡佛圖書館1980年公布的托洛茨基檔案中，發現當年統一大會時發給托氏的電報上，[82]有「書記處」5人的簽名，所以，前5名「書記處」的名單是可以確證的。
走上了顛沛無盡的不歸路
當時，全國中國托派人數約500人，主要在上海；其組織仿效中共的係統，設滬東、閘北兼滬中、滬西、法南（法租界和滬南）四個區委。另有北平為中心的華北區委和以香港為中心的華南區委。華南區委的特點是帝國主義企業中洋人資本家與中國工人的矛盾尖銳，因此主要在工人中活動。北平的大學較多，華北區委主要在大學中活動。這就是陳獨秀領導下的全部組織和人馬。
陳獨秀從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變成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書記處」書記，富有傳奇色彩，又一次表現了他的性格的多變性和思想的活躍性，決不為任何信仰所拘囚，並且堅信自己是在為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奮鬥！正如他在統一大會閉幕詞中激情滿懷地說：「中國人民正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一天也不能忘記，他們在期待我們，我們應擔當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83]5月9日，他們還給托洛茨基拍去一份電報，告訴他：「中國反對派的統一引起了反動派的注意，也引起了工人大眾的注意。我們相信，在國際左派反對派的領導下，它定能完成它偉大的歷史任務。」[84]
但是，由於他們中的不少人並不具有像陳獨秀、鄭超麟、王文元那樣純真的信仰和為人民利益而鬥爭的品質；他們的統一又是在外部壓力下妥協和湊合的產物，再加上組織上主張黨內派別活動的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動，所以，這個組織缺乏起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也就缺乏凝聚力。這樣的組織本來就經不起任何鬥爭的考驗，更何況他們還處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最強大、最嚴厲的中心城市，曾經相當強大的中國共產黨都不得不退出這些城市。於是，當執行委員會躊躇滿誌地開始為他們的「歷史任務」而工作時，背叛、瓦解、破敗的危機，一個又一個地襲來，把他們置於難以招架的境地，開始了他們永無休止的苦難歷程。
首先是在執行委員會中，那些青年托派的委員對陳獨秀還是不買帳，開會時經常吵架。由於陳獨秀寫過攻擊紅軍是「土匪」的文章，這是他們唯一抓得住的把柄（連托洛茨基也站在他們的一邊），統一大會上又未通過陳起草的土地問題決議案，所以，大家對他寫的文章不放心，認為他已經是大家的「書記」了，外麵會把他的觀點視為整個組織的觀點，因此要求他寫的文章，最好讓大家看看，同意後再發表。陳獨秀對此大發脾氣，說：「文章像人一樣，要有個性。大家同意，就沒有個性了，還寫什麽文章！」[85]
另據王文元回憶，大會上還有一個爭論是「關於蔣介石統治下中國的統一可能性問題」。陳獨秀認為「全中國表麵的統一，可能在國民黨統治下獲致」。[81]大多數代表反對這種說法，結果《綱領》做了修改，指出：「國際帝國主義的剩餘資本，可以造成中國的經濟復興，目前國民黨之召集國民會議亦即是適應這種要求。但是這種前途，受著國內外一切因素之影響，其結果將引起各種矛盾之緊張」；「反動的卑怯的資產階級不僅隻能召集一個選舉標準很高的國民會議，並且還不敢驟然放棄國民黨的『訓政』……這一立憲政治的企圖不僅要引起其內部各派之衝突，並且要招致貧民群眾之激烈的反抗，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而鬥爭」。
大會決定中國托派的正式名稱，仍沿用無產者社的名稱，即「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以示他們仍是共產國際及中共內部的一派，而不是有人說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這個名稱到1935年才使用。
大會選舉了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13名（其中包括9個正式委員和4個候補委員），正式委員是：陳獨秀（書記處書記）、陳亦謀（組織部主任）、鄭超麟（宣傳部主任）、王文元（黨報主編）、宋逢春（書記處秘書）、羅漢、張九（香港工人）、彭述之、濮德誌等。前5人相當於常委組成「書記處」。大概組織還太小，沒有自稱「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書記處」。這個名單，根據王文元、鄭超麟、濮德誌三人回憶綜合而成。三人回憶互有出入，鄭超麟說委員中沒有羅漢，候補委員中有彭述之和宋敬修，還有一個委員區芳在獄中。後來，流亡在英國的王文元，從美國胡佛圖書館1980年公布的托洛茨基檔案中，發現當年統一大會時發給托氏的電報上，[82]有「書記處」5人的簽名，所以，前5名「書記處」的名單是可以確證的。
走上了顛沛無盡的不歸路
當時，全國中國托派人數約500人，主要在上海；其組織仿效中共的係統，設滬東、閘北兼滬中、滬西、法南（法租界和滬南）四個區委。另有北平為中心的華北區委和以香港為中心的華南區委。華南區委的特點是帝國主義企業中洋人資本家與中國工人的矛盾尖銳，因此主要在工人中活動。北平的大學較多，華北區委主要在大學中活動。這就是陳獨秀領導下的全部組織和人馬。
陳獨秀從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變成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書記處」書記，富有傳奇色彩，又一次表現了他的性格的多變性和思想的活躍性，決不為任何信仰所拘囚，並且堅信自己是在為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奮鬥！正如他在統一大會閉幕詞中激情滿懷地說：「中國人民正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一天也不能忘記，他們在期待我們，我們應擔當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83]5月9日，他們還給托洛茨基拍去一份電報，告訴他：「中國反對派的統一引起了反動派的注意，也引起了工人大眾的注意。我們相信，在國際左派反對派的領導下，它定能完成它偉大的歷史任務。」[84]
但是，由於他們中的不少人並不具有像陳獨秀、鄭超麟、王文元那樣純真的信仰和為人民利益而鬥爭的品質；他們的統一又是在外部壓力下妥協和湊合的產物，再加上組織上主張黨內派別活動的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動，所以，這個組織缺乏起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也就缺乏凝聚力。這樣的組織本來就經不起任何鬥爭的考驗，更何況他們還處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最強大、最嚴厲的中心城市，曾經相當強大的中國共產黨都不得不退出這些城市。於是，當執行委員會躊躇滿誌地開始為他們的「歷史任務」而工作時，背叛、瓦解、破敗的危機，一個又一個地襲來，把他們置於難以招架的境地，開始了他們永無休止的苦難歷程。
首先是在執行委員會中，那些青年托派的委員對陳獨秀還是不買帳，開會時經常吵架。由於陳獨秀寫過攻擊紅軍是「土匪」的文章，這是他們唯一抓得住的把柄（連托洛茨基也站在他們的一邊），統一大會上又未通過陳起草的土地問題決議案，所以，大家對他寫的文章不放心，認為他已經是大家的「書記」了，外麵會把他的觀點視為整個組織的觀點，因此要求他寫的文章，最好讓大家看看，同意後再發表。陳獨秀對此大發脾氣，說：「文章像人一樣，要有個性。大家同意，就沒有個性了，還寫什麽文章！」[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