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何時和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無產階級的政黨均不能加入別一階級的政黨或同別階級混合組織。無產階級政黨之絕對獨立，是共產主義政策之基本和先決的條件。
從內容上說，這一條對於共產黨無疑是正確的。可悲的是，對於極左性質的托派來說，在後來的實踐中，被發展為拒絕與任何其他政黨、團體建立聯合戰線。而當革命形勢到來，陳獨秀主張建立這種聯合戰線時，卻遭到托派中其他勢力的抵製。所以，《綱領》中的這條規定，從根本上決定了托派自我孤立，難以發展，因此也沒有勝利的可能。
《綱領》做出這條規定，是基於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偏見，認為它沒有任何革命性：「中國資產階級在中國的基本農業經濟中，與封建形式的剝削髮生了有機的不可分離的聯繫。他們在上層與世界財政資本也是有機的不可分離。中國資產階級同樣的不能解除農村中的封建剝削形式與國際帝國主義的關係」；「資產階級和最反動的封建軍閥的衝突與外國帝國主義的衝突，比起他們與工人和貧農的不可調和的衝突，在最後一分鍾內，永遠退至不重要的地位」；「所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恃以反對中國工農的，是有國際帝國主義軍事力量為後援。他們比任何的資產階級更要迅速的殘忍的將階級鬥爭變為國內戰爭以屠殺工農」。
所有這些都來自托洛茨基脫離中國實際的說教。僅就這一條，就決定了托派的綱領永遠是「左」傾的，盡管在下次革命一開始有沒有一個短暫的完成民主任務問題上，陳獨秀曾與青年托派發生過激烈的爭論，而且陳獨秀的觀點似乎溫和些，但其本質還是「左」傾的。
《綱領》對於「紅軍」問題，吸收了青年托派的意見，說法全麵了一些，但基本上保留了陳獨秀的觀點，說它「是中國革命具有內心勢力和廣大可能性之證明」，但又斷定，「在工業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沒有勝利的機運」，攻擊中共「企圖依靠鄉村的遊擊隊來組織紅軍並創立蘇維埃政府，以對抗國民黨的統治，這是官僚主義冒險政策」。
在對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性的估計及與其建立聯合戰線、對待「紅軍—農村武裝割據」革命道路的態度兩個問題上的根本對立，可以說是托派與中共的根本對立。二者以後的歷史，也是圍繞這兩大對立展開的。所以，這兩大對立，最鮮明地顯示出中國托派與中共是怎樣劃清界限的，而二者的前途為什麽那樣的大不一樣。
《綱領》宣稱托派的「目的」是「復興共產國際」，並說「隻有此種小組織在自己的旗幟之下，在共產黨內黨外，公開而勇敢地前進，才可挽救共產國際於變節及滅亡」。
《綱領》為中國托派規定的「總任務」和「目前的任務」，都強調「準備」——「準備工人階級走向第三次中國革命」。
上述內容表明，《綱領》的確在中共麵前鮮明地樹立起了中共反對派的旗幟。
為了避免爭論，在革命性質、國民會議等問題上，《綱領》都引用了托洛茨基的原話。所以，這個綱領實際上是四派小組織在托洛茨基的壓力下，互相妥協的產物，也是經過七八個月激烈爭論、誰也說服不了誰後的妥協。如陳獨秀在後來一篇文章中所說：「在統一綱領起草時，所謂『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又由另外幾個同誌提將出來；經過好些爭論，始終並未曾得到很明確的解決，尤其是在堅持此種意見的幾個同誌的意念中。他們隻最後讓步到這樣說法：將來的革命固然會由民主主義鬥爭開始，然而經濟的發展也會由社會主義開始。他們忘記了經濟發展不是一件神速的事，如此隻有把第三次革命推遲到較遠的將來。」[76]《綱領》在1931年5月1日統一大會上順利地通過。有人回憶在統一大會上，各派對這些問題「發生了爭論」，[77]不是事實，顯然把協議委員會時期的爭論錯植到統一大會上了。但是，陳獨秀與其他托派在革命性質上的分歧埋伏了下來，造成了以後托派思想上的分裂和陳獨秀領導工作的癱瘓。
統一大會在1931年5月1～3日秘密舉行三天。由於陳獨秀等深具實力，大會的籌備（會場和經費）由無產者社「獨力承擔」。[78]會場布置，由該社秘書長何資深具體負責。陳獨秀的好友和崇拜者李仲山拿出一件猞猁皮大衣，典當得二百多元，解決了大會經費問題。他們在上海偏僻的大連灣路租了一幢石庫門房子，讓王茨槐帶著妻子、女兒住進，掩護開會。這些措施事先都絕對保密，開會當天，代表到達時才知道。王茨槐原是中共黨員，鐵路工人，轉向托陳派後，任無產者社法南區委委員。大會採取嚴密的保密安全措施，除了陳獨秀一人之外，所有代表都住在會場內，開完會之後才能出去。
各派代表名額的產生，由於關係到統一後托派中各派的利益分配，曾發生激烈的爭鬥。後來妥協下來：20人出一代表，由各派自己推選。「我們的話派」定為140人，代表7名：梁幹喬、陳亦謀、宋敬修、張九等香港4位工人代表。無產者社定為100人，代表5名：陳獨秀、鄭超麟、江常師、蔣振東、王茨槐。在推選這5名代表時，曾發生激烈鬥爭。由於在統一協議過程中，尹寬與彭述之尖銳對立產生的矛盾，原來兩人都不做代表。後來，彭的勢力畢竟很大，據鄭超麟回憶，開會後臨時加了一個代表彭述之，第二天才參加大會。曾為無產者社及這次統一立過很大功勞的尹寬隻能落選。陳獨秀並沒有因為尹寬與自己觀點相同，而硬把他拉進代表中來。「十月社」定為80人，代表4名：王文元、羅漢、宋逢春、濮德誌。戰鬥社40人，代表2名：趙濟、來燕堂。
從內容上說，這一條對於共產黨無疑是正確的。可悲的是，對於極左性質的托派來說，在後來的實踐中，被發展為拒絕與任何其他政黨、團體建立聯合戰線。而當革命形勢到來，陳獨秀主張建立這種聯合戰線時，卻遭到托派中其他勢力的抵製。所以，《綱領》中的這條規定，從根本上決定了托派自我孤立，難以發展，因此也沒有勝利的可能。
《綱領》做出這條規定，是基於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偏見，認為它沒有任何革命性：「中國資產階級在中國的基本農業經濟中，與封建形式的剝削髮生了有機的不可分離的聯繫。他們在上層與世界財政資本也是有機的不可分離。中國資產階級同樣的不能解除農村中的封建剝削形式與國際帝國主義的關係」；「資產階級和最反動的封建軍閥的衝突與外國帝國主義的衝突，比起他們與工人和貧農的不可調和的衝突，在最後一分鍾內，永遠退至不重要的地位」；「所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恃以反對中國工農的，是有國際帝國主義軍事力量為後援。他們比任何的資產階級更要迅速的殘忍的將階級鬥爭變為國內戰爭以屠殺工農」。
所有這些都來自托洛茨基脫離中國實際的說教。僅就這一條，就決定了托派的綱領永遠是「左」傾的，盡管在下次革命一開始有沒有一個短暫的完成民主任務問題上，陳獨秀曾與青年托派發生過激烈的爭論，而且陳獨秀的觀點似乎溫和些，但其本質還是「左」傾的。
《綱領》對於「紅軍」問題，吸收了青年托派的意見，說法全麵了一些，但基本上保留了陳獨秀的觀點，說它「是中國革命具有內心勢力和廣大可能性之證明」，但又斷定，「在工業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沒有勝利的機運」，攻擊中共「企圖依靠鄉村的遊擊隊來組織紅軍並創立蘇維埃政府，以對抗國民黨的統治，這是官僚主義冒險政策」。
在對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性的估計及與其建立聯合戰線、對待「紅軍—農村武裝割據」革命道路的態度兩個問題上的根本對立，可以說是托派與中共的根本對立。二者以後的歷史，也是圍繞這兩大對立展開的。所以，這兩大對立，最鮮明地顯示出中國托派與中共是怎樣劃清界限的，而二者的前途為什麽那樣的大不一樣。
《綱領》宣稱托派的「目的」是「復興共產國際」，並說「隻有此種小組織在自己的旗幟之下，在共產黨內黨外，公開而勇敢地前進，才可挽救共產國際於變節及滅亡」。
《綱領》為中國托派規定的「總任務」和「目前的任務」，都強調「準備」——「準備工人階級走向第三次中國革命」。
上述內容表明，《綱領》的確在中共麵前鮮明地樹立起了中共反對派的旗幟。
為了避免爭論，在革命性質、國民會議等問題上，《綱領》都引用了托洛茨基的原話。所以，這個綱領實際上是四派小組織在托洛茨基的壓力下，互相妥協的產物，也是經過七八個月激烈爭論、誰也說服不了誰後的妥協。如陳獨秀在後來一篇文章中所說：「在統一綱領起草時，所謂『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又由另外幾個同誌提將出來；經過好些爭論，始終並未曾得到很明確的解決，尤其是在堅持此種意見的幾個同誌的意念中。他們隻最後讓步到這樣說法：將來的革命固然會由民主主義鬥爭開始，然而經濟的發展也會由社會主義開始。他們忘記了經濟發展不是一件神速的事，如此隻有把第三次革命推遲到較遠的將來。」[76]《綱領》在1931年5月1日統一大會上順利地通過。有人回憶在統一大會上，各派對這些問題「發生了爭論」，[77]不是事實，顯然把協議委員會時期的爭論錯植到統一大會上了。但是，陳獨秀與其他托派在革命性質上的分歧埋伏了下來，造成了以後托派思想上的分裂和陳獨秀領導工作的癱瘓。
統一大會在1931年5月1～3日秘密舉行三天。由於陳獨秀等深具實力，大會的籌備（會場和經費）由無產者社「獨力承擔」。[78]會場布置，由該社秘書長何資深具體負責。陳獨秀的好友和崇拜者李仲山拿出一件猞猁皮大衣，典當得二百多元，解決了大會經費問題。他們在上海偏僻的大連灣路租了一幢石庫門房子，讓王茨槐帶著妻子、女兒住進，掩護開會。這些措施事先都絕對保密，開會當天，代表到達時才知道。王茨槐原是中共黨員，鐵路工人，轉向托陳派後，任無產者社法南區委委員。大會採取嚴密的保密安全措施，除了陳獨秀一人之外，所有代表都住在會場內，開完會之後才能出去。
各派代表名額的產生，由於關係到統一後托派中各派的利益分配，曾發生激烈的爭鬥。後來妥協下來：20人出一代表，由各派自己推選。「我們的話派」定為140人，代表7名：梁幹喬、陳亦謀、宋敬修、張九等香港4位工人代表。無產者社定為100人，代表5名：陳獨秀、鄭超麟、江常師、蔣振東、王茨槐。在推選這5名代表時，曾發生激烈鬥爭。由於在統一協議過程中，尹寬與彭述之尖銳對立產生的矛盾，原來兩人都不做代表。後來，彭的勢力畢竟很大，據鄭超麟回憶，開會後臨時加了一個代表彭述之，第二天才參加大會。曾為無產者社及這次統一立過很大功勞的尹寬隻能落選。陳獨秀並沒有因為尹寬與自己觀點相同，而硬把他拉進代表中來。「十月社」定為80人，代表4名：王文元、羅漢、宋逢春、濮德誌。戰鬥社40人，代表2名：趙濟、來燕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