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言在逐條對比李立三的錯誤與共產國際決議及指示後明確指出：李立三這條「反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製作人，是共產國際自己」。這次與已往反對陳獨秀、瞿秋白的路線一樣，為了保住共產國際的「麵子」，立三路線「隻是作了國際路線的替身，與一九二七年在二十四小時內宣布中共中央的模範領袖為孟什維克，作了史達林、布哈林的替身，並無二致」。「我們有權利向全體黨員同誌宣布：共產國際宣布『立三路線』，完全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破產；『立三路線』的錯誤，根本就是共產國際的錯誤」。
但是，宣言在論述國際與中共的路線錯誤時，卻完全從托派，特別是陳獨秀的「反紅軍」的觀點出發：「黨的領導之無出路的基本原因，在於不相信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之領導作用，相反的，黨的領導政策幾乎完全依重農民……企圖在農民身上打開一條出路，由農村向城市發展，甚至根本企圖在農村中建立政權的意識，完全是離開了無產階級的一種標誌。」斷言：「在工業城市中，工人尚未起來的條件下，希望在農村中揭起革命的企圖而思有所成就，這簡直是幻想。」認為：共產國際要中共「集中注意去組織、並且鞏固紅軍，以便在將來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而能夠占領一個或幾個工業的執政的中心城市」的路線，「實是陷中國黨於冒險盲動主義錯誤的真正根源」；而其結果，「我們很早就預言並警告過了：單純的軍事投機，隻有更加損害黨的基礎，使工人運動更加難於恢復」；「一貫的重視農民作用的路線，在理論上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絲毫共同之點，這是國際機會主義（俄國孟什維克主義在內）的典型思想」。
陳獨秀的思想邏輯很簡單：工人+暴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農民+暴動，是機會主義的。
前者，暫且不論，但是，十月革命後幾十年執行的史達林式的「無產階級專政」，除了個人獨裁以外，哪裏有多少「工人」的味道？哪裏有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味道？至於說到中國，由於工業的極度落後，像歐洲和俄國那樣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根本沒有，農民卻有幾千年造反的傳統。所以，綜觀中外所謂革命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分知識分子組織一部分工人或農民奪取政權的歷史，而一旦出現有利形勢奪取了政權，往往不過是養肥了另一個官僚主義集團，廣大工人、農民得到的利益，是微乎其微的。於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又逐漸尖銳起來，醞釀下一場的「革命」。
所以，陳獨秀對共產國際和中共路線的批判，雖然不乏「為工人謀福利」的真誠目的，但卻是十足的書生意氣。
那麽，挽救中國革命的出路在哪裏呢？宣言開出的藥方，就是托派的國民會議運動，要求召開「普遍平等不記名投票直接選舉的國民會議」。
這樣，就把中共與托派之間的兩條路線鮮明地對立起來了：
宣言最後強調：「現在改造黨的政策及黨製已成了刻不容緩的任務了。」為此提出以下四條建議：（1）規定日期召集全黨的代表大會，對於政策及黨製加以根本改變——必須完全採取左派反對派的路線。（2）在大會之前，把一切重要問題在一切會議上及機關報紙上發動黨員群眾之討論，不能拿任何罪狀作開除的理由，以保護討論的正確進行。（3）一切事實及經驗證明左派反對派路線的完全正確，沒有理由把我們排斥於黨外，我們應當選舉代表參加大會，並且在會上討論左派反對派恢復黨籍問題，使我們得立刻回到黨內來。（4）公布歷來為領導機關隱藏的左派反對派文件，及對於大會的提案。
這份宣言，充分說明陳獨秀及中國托派對於當時替代中共抱著極大而迫切希望，也暴露了他們嚴重低估了中共自我克服危機的能力。這個宣言和最後的四條建議，是多麽的天真、浪漫和荒唐。但是，在當時，陳獨秀和托派卻是多麽認真。
當選托派中央書記處書記
托派四個小組織協議委員會的工作，正是在上述中共被托派認為即將瓦解、將被替代的情況下，再加托洛茨基和陳獨秀的積極推動，終於順利進行。主要的工作是起草統一大會的文件，協商結果：中國托派綱領和《土地問題決議案》（草案）改由陳獨秀起草，綱領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這個綱領，為了避免爭論，是以托洛茨基為中國托派起草的政綱為藍本的，內容分五部分：過渡時期中反對派之總任務；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過渡時期與我們的策略」；中國革命的前途；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派及反對派目前的任務。
在內容上，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
《綱領》竟然攻擊「中國共產黨差不多一走上鬥爭的舞台就在機會主義領導之下」。這種文字出自曾主持創建中共並擔任第一至第五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的陳獨秀之手，殊屬驚人，再次表現出他愛走極端的思想方法。
《綱領》規定托派對中共的策略是：「它絕不與共產黨的活動隔絕，它在每個問題中採取它的態度，它在示威罷工等鬥爭中無情的批評正式黨領導之政策的錯誤，並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對正式領導作任何讓步。」這就規定了托派始終是中共反對派（反對黨）的性質。
《綱領》根據大革命失敗的經驗，「鄭重宣言」：
但是，宣言在論述國際與中共的路線錯誤時，卻完全從托派，特別是陳獨秀的「反紅軍」的觀點出發：「黨的領導之無出路的基本原因，在於不相信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之領導作用，相反的，黨的領導政策幾乎完全依重農民……企圖在農民身上打開一條出路，由農村向城市發展，甚至根本企圖在農村中建立政權的意識，完全是離開了無產階級的一種標誌。」斷言：「在工業城市中，工人尚未起來的條件下，希望在農村中揭起革命的企圖而思有所成就，這簡直是幻想。」認為：共產國際要中共「集中注意去組織、並且鞏固紅軍，以便在將來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而能夠占領一個或幾個工業的執政的中心城市」的路線，「實是陷中國黨於冒險盲動主義錯誤的真正根源」；而其結果，「我們很早就預言並警告過了：單純的軍事投機，隻有更加損害黨的基礎，使工人運動更加難於恢復」；「一貫的重視農民作用的路線，在理論上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絲毫共同之點，這是國際機會主義（俄國孟什維克主義在內）的典型思想」。
陳獨秀的思想邏輯很簡單：工人+暴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農民+暴動，是機會主義的。
前者，暫且不論，但是，十月革命後幾十年執行的史達林式的「無產階級專政」，除了個人獨裁以外，哪裏有多少「工人」的味道？哪裏有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味道？至於說到中國，由於工業的極度落後，像歐洲和俄國那樣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根本沒有，農民卻有幾千年造反的傳統。所以，綜觀中外所謂革命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分知識分子組織一部分工人或農民奪取政權的歷史，而一旦出現有利形勢奪取了政權，往往不過是養肥了另一個官僚主義集團，廣大工人、農民得到的利益，是微乎其微的。於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又逐漸尖銳起來，醞釀下一場的「革命」。
所以，陳獨秀對共產國際和中共路線的批判，雖然不乏「為工人謀福利」的真誠目的，但卻是十足的書生意氣。
那麽，挽救中國革命的出路在哪裏呢？宣言開出的藥方，就是托派的國民會議運動，要求召開「普遍平等不記名投票直接選舉的國民會議」。
這樣，就把中共與托派之間的兩條路線鮮明地對立起來了：
宣言最後強調：「現在改造黨的政策及黨製已成了刻不容緩的任務了。」為此提出以下四條建議：（1）規定日期召集全黨的代表大會，對於政策及黨製加以根本改變——必須完全採取左派反對派的路線。（2）在大會之前，把一切重要問題在一切會議上及機關報紙上發動黨員群眾之討論，不能拿任何罪狀作開除的理由，以保護討論的正確進行。（3）一切事實及經驗證明左派反對派路線的完全正確，沒有理由把我們排斥於黨外，我們應當選舉代表參加大會，並且在會上討論左派反對派恢復黨籍問題，使我們得立刻回到黨內來。（4）公布歷來為領導機關隱藏的左派反對派文件，及對於大會的提案。
這份宣言，充分說明陳獨秀及中國托派對於當時替代中共抱著極大而迫切希望，也暴露了他們嚴重低估了中共自我克服危機的能力。這個宣言和最後的四條建議，是多麽的天真、浪漫和荒唐。但是，在當時，陳獨秀和托派卻是多麽認真。
當選托派中央書記處書記
托派四個小組織協議委員會的工作，正是在上述中共被托派認為即將瓦解、將被替代的情況下，再加托洛茨基和陳獨秀的積極推動，終於順利進行。主要的工作是起草統一大會的文件，協商結果：中國托派綱領和《土地問題決議案》（草案）改由陳獨秀起草，綱領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綱領》。這個綱領，為了避免爭論，是以托洛茨基為中國托派起草的政綱為藍本的，內容分五部分：過渡時期中反對派之總任務；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過渡時期與我們的策略」；中國革命的前途；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派及反對派目前的任務。
在內容上，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
《綱領》竟然攻擊「中國共產黨差不多一走上鬥爭的舞台就在機會主義領導之下」。這種文字出自曾主持創建中共並擔任第一至第五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的陳獨秀之手，殊屬驚人，再次表現出他愛走極端的思想方法。
《綱領》規定托派對中共的策略是：「它絕不與共產黨的活動隔絕，它在每個問題中採取它的態度，它在示威罷工等鬥爭中無情的批評正式黨領導之政策的錯誤，並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對正式領導作任何讓步。」這就規定了托派始終是中共反對派（反對黨）的性質。
《綱領》根據大革命失敗的經驗，「鄭重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