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議認為：「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到我們的前麵了」，並「有極大的可能轉變成為全國革命的勝利」。而決議在革命性質問題上，與青年托派持有的觀點一樣，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已經是反動聯盟的一部分」，革命如果在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就不但要沒收帝國主義在華銀行、企業、工廠，「而且要沒收中國資產階級的工廠、企業、銀行」，「從工農專政進到無產階級專政」，即「革命勝利的開始，革命政權建立的開始，就是革命轉變的開始」，與青年托派的下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觀點如出一轍。更有甚者，決議還把這種「不斷革命論」運用到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係上，宣稱中國革命一爆發，就會「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中國革命將會在這一最後決戰中取得完全勝利。
這是典型的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和「世界革命論」的觀點。
為此，中共中央決定「目前戰略的總方針」是：「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並認為「全國的統治階級動搖與崩潰的形勢是一樣，而動搖崩潰的程度卻有差別」，而「在目前的形勢看來，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客觀條件更加成熟」。於是中央製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漢等城市的暴動準備工作，同時命紅軍進逼武漢，進取南昌、九江，進攻柳州、桂林和廣州。
為執行這個計劃，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武裝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停止黨、團、工會的正常活動，把其各級領導機關合併到各級行動委員會中去。
第二次「左」傾路線執行的結果，使中共在十幾個省的省委機關被破獲，一些大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紅軍也受到很大的損失，根據地大大縮小。在計劃執行過程中，7月27日，紅軍曾一度攻下湖南省省會長沙，但占領僅10天，就「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力下」被迫撤出，[71]紅軍犧牲慘重。
見此形勢，共產國際立即急轉變，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擴大會議於7月23日，做出《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雖然仍堅持很多「左」傾的觀點，但改變了1929年10月給中共指示信中對中國形勢的錯誤估計，說暫時「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並致電中共中央稱：「我們堅決反對在目前條件下在南京、武昌舉行暴動以及在上海舉行總罷工（但仍強調『8月1日要舉行遊行示威』）。」[72]史達林則又使出文過飾非一招，在8月13日，致電莫洛托夫說：「中國人的傾向是荒誕和危險的。在當前形勢下，在中國舉行總暴動，簡直是胡鬧。建立蘇維埃政府就是實行暴動的方針，但不是在全中國，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國人急於攻占長沙，已經幹了蠢事。現在他們想在全中國幹蠢事。決不能容許這樣做。」[73]
於是，立三路線緊急剎車。共產國際要求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和周恩來立即回國，於1930年9月召開中共中央六屆三中全會，停止了立三路線的統治。但是，由於三中全會的做法，不符合國際繼續「左」傾的精神，在國際東方書記處書記米夫的作用下，又批判瞿、周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米夫和其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王明來華，聯絡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分子，在「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下，要求徹底改造黨的領導機關，造成黨內嚴重的思想混亂。
在混亂中，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和王明等人，於1931年1月7日以非常手段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強行改組中央，把不久前被捕泄露黨的機關、疑有叛變行為而受到處分的普通黨員王明，一下子塞進中央候補常委並任最大最重要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總書記向忠發被捕被殺後，同年10月，由王明的親信博古出來「負總的責任」。米夫為了「保駕」，在中國駐留長達半年左右，終於使中共中央的實權完全掌握在米夫和王明集團手中，開始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手段，在全黨排斥異己。於是，中共向更嚴重的「左」傾錯誤路線滑下去，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機。
與此同時，托派小組織卻在托洛茨基及其臨時國際的指導下，克服混亂，逐步走向統一。首先表現在對中共「左」傾路線的批判上，1931年1月21日，先是陳獨秀在《無產者》上發表《國際路線與中國黨》，指出：「國際現在的路線和所謂『李立三路線』並沒有甚麽原則上的不同，和他自己以前的路線也根本沒有兩樣」；「站在盲動的國際路線上反對盲動的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隻有使黨比立三時代更加混亂無出路」[74]。隨後，「我們的話派」終於放棄類似立三路線那樣的「左」傾觀點，1931年3月，各派討論後，同意陳獨秀撰寫的《告全黨同誌書——立三路線與國際領導的破產》長篇宣言，以「中國左派反對派統一協議委員會」的名義散發。[75]這是當時中共黨內的正義力量受到共產國際和王明集團嚴重壓製的情況下，成為係統批判共產國際在中國不斷作惡的檄文。
宣言一開始就揭破王明集團散布的一個謊言，指出「四中全會在組織上完成了巨大的變化，直接在米夫領導下的陳韶玉（即王明——引者）小組織取得了黨的最高領導機關……黨已在組織上及在政治上克服了一切危機，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實際上是「完成了黨的解體」。
這是典型的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和「世界革命論」的觀點。
為此，中共中央決定「目前戰略的總方針」是：「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並認為「全國的統治階級動搖與崩潰的形勢是一樣，而動搖崩潰的程度卻有差別」，而「在目前的形勢看來，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客觀條件更加成熟」。於是中央製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漢等城市的暴動準備工作，同時命紅軍進逼武漢，進取南昌、九江，進攻柳州、桂林和廣州。
為執行這個計劃，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武裝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停止黨、團、工會的正常活動，把其各級領導機關合併到各級行動委員會中去。
第二次「左」傾路線執行的結果，使中共在十幾個省的省委機關被破獲，一些大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紅軍也受到很大的損失，根據地大大縮小。在計劃執行過程中，7月27日，紅軍曾一度攻下湖南省省會長沙，但占領僅10天，就「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力下」被迫撤出，[71]紅軍犧牲慘重。
見此形勢，共產國際立即急轉變，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擴大會議於7月23日，做出《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雖然仍堅持很多「左」傾的觀點，但改變了1929年10月給中共指示信中對中國形勢的錯誤估計，說暫時「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並致電中共中央稱：「我們堅決反對在目前條件下在南京、武昌舉行暴動以及在上海舉行總罷工（但仍強調『8月1日要舉行遊行示威』）。」[72]史達林則又使出文過飾非一招，在8月13日，致電莫洛托夫說：「中國人的傾向是荒誕和危險的。在當前形勢下，在中國舉行總暴動，簡直是胡鬧。建立蘇維埃政府就是實行暴動的方針，但不是在全中國，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國人急於攻占長沙，已經幹了蠢事。現在他們想在全中國幹蠢事。決不能容許這樣做。」[73]
於是，立三路線緊急剎車。共產國際要求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和周恩來立即回國，於1930年9月召開中共中央六屆三中全會，停止了立三路線的統治。但是，由於三中全會的做法，不符合國際繼續「左」傾的精神，在國際東方書記處書記米夫的作用下，又批判瞿、周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米夫和其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王明來華，聯絡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分子，在「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下，要求徹底改造黨的領導機關，造成黨內嚴重的思想混亂。
在混亂中，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和王明等人，於1931年1月7日以非常手段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強行改組中央，把不久前被捕泄露黨的機關、疑有叛變行為而受到處分的普通黨員王明，一下子塞進中央候補常委並任最大最重要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總書記向忠發被捕被殺後，同年10月，由王明的親信博古出來「負總的責任」。米夫為了「保駕」，在中國駐留長達半年左右，終於使中共中央的實權完全掌握在米夫和王明集團手中，開始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手段，在全黨排斥異己。於是，中共向更嚴重的「左」傾錯誤路線滑下去，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機。
與此同時，托派小組織卻在托洛茨基及其臨時國際的指導下，克服混亂，逐步走向統一。首先表現在對中共「左」傾路線的批判上，1931年1月21日，先是陳獨秀在《無產者》上發表《國際路線與中國黨》，指出：「國際現在的路線和所謂『李立三路線』並沒有甚麽原則上的不同，和他自己以前的路線也根本沒有兩樣」；「站在盲動的國際路線上反對盲動的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隻有使黨比立三時代更加混亂無出路」[74]。隨後，「我們的話派」終於放棄類似立三路線那樣的「左」傾觀點，1931年3月，各派討論後，同意陳獨秀撰寫的《告全黨同誌書——立三路線與國際領導的破產》長篇宣言，以「中國左派反對派統一協議委員會」的名義散發。[75]這是當時中共黨內的正義力量受到共產國際和王明集團嚴重壓製的情況下，成為係統批判共產國際在中國不斷作惡的檄文。
宣言一開始就揭破王明集團散布的一個謊言，指出「四中全會在組織上完成了巨大的變化，直接在米夫領導下的陳韶玉（即王明——引者）小組織取得了黨的最高領導機關……黨已在組織上及在政治上克服了一切危機，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實際上是「完成了黨的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