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當他向陳獨秀靠攏時，陳獨秀卻又前進了。陳於1930年12月15日給他回信，講述了自己在中國革命性質、「工農民主專政」、國民會議問題上的一些新認識，反對劉仁靜的通過「國民會議」和平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認為國民會議即使能夠實現，也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即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
劉仁靜要求加入無產者社也遭到了拒絕。陳獨秀在信中回答說：「你的要求，我們已經提出討論過，一致以為現時已距統一不遠，希望你不必加入『無產者社』，以免別派誤會，使統一運動發生小小的阻礙。」
於是，劉仁靜惱羞成怒，1931年元旦一個人成立「明天社」（包括他的妻子，可謂「夫妻店」），出版64開本手刻油印袖珍本機關報《明天》，以示在「明天」的統一組織中爭一席之地。
所以，他的文字處處著眼於「明天」，他在《發刊詞》中說：「中國革命的失敗，史大林主義之破產，從反麵證明布爾雪維克主義之正確。左派反對派在中國革命中理論與策略之正確，亦步步均為革命事變的發展所證實。為了保證下一次革命的勝利，每一青年革命家……不僅應當了解與融化過去革命的經驗與教訓，與史大林主義者作不可調和的理論的鬥爭，而且要能時時提出我們的戰略與策略……對於下次革命進行切實的準備」；「反對派的統一運動雖然已有二年，可是它的發展是在極困難的過程中。它們分裂成數派，陷於無力的狀況。它的統一是它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可是，反對派的統一不僅是在組織方麵，而且是在政治方麵，行動方麵。假使我們能感覺到我們前麵的許多大任務，如進行為國民會議的鬥爭而吸引黨內外的群眾，反對史大林主義的領導，還有政治的、經濟的鬥爭等，我們內部的爭論與這些大任務相比較，簡直是沒有意義」。所以，他出版這個小刊物，是要促進統一。「統一運動實現了，當然這一小刊物也失去其存在的理由。」
但是，當他要求以獨立的一派參加協議委員會時，又遭拒絕。他在給協委的一封信中遺憾地表示：「獨秀同誌已向我轉達了協委對我們的請求之答覆，意思是不承認『明天社』為左派反對派的組織，隻許列爾士個人隨時貢獻意見。這即是說，不許我們與聞參加和影響協委的各種決定（製定政綱在內），隻許我們在決定既成事實後，發表一些無補於事實的意見。我們在接得這種答覆，並讀了協委最後通過的政綱草案以後，實覺有無上之惋惜！」最後，他「要求準許我們列席」托派統一大會，[64]也被拒絕。
就這樣，這位以老托代表自居，並以老托賜名「列爾士」為榮、在托派中一直以此為筆名發表了大量文章的劉仁靜，一直被托派領導集團所排斥和冷落。於是，他進行各種搗亂活動，被稱為「反對派中的反對派」。
批判中共第二次「左」傾路線、共產國際和王明領導集團
陳獨秀在促進中國托派統一活動的同時，並不忘記進行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路線的鬥爭。
1929年、1930年，國際和國內局勢發生很大震盪。國際上，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空前的經濟危機，特別是一些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這些國家的工人鬥爭有所發展，一部分知識分子引用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論，認為資本主義臨近崩潰而紛紛左傾，轉向於社會主義。國內，新軍閥混戰，使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政府發生嚴重的統治危機，各城市的共產黨組織有所恢復和發展，工人鬥爭也趨向活躍，而南方數省的共產黨紅色根據地和紅軍，也乘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對於這種新形勢，首先是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做出了錯誤判斷。早在1928年共產國際和中共六大前後，史達林等人就對中國的形勢逐漸產生「左」傾的估計。這年6月9日，史達林在接見瞿秋白、周恩來等人時就說：（1927年的）廣州暴動「不是盲動主義」，「是革命臨時退後的一個動作，現在準備一個高潮」。[65]所以，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通過的在中共六大決議案中，有這樣的提法：「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數省重要省區之內勝利。」[66]
六大以後，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以「強迫罷工」、節假日必須上街遊行、命令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等手段，不斷製造「革命形勢」。共產國際更是推波助瀾，不斷發來錯誤的指示信和決議案，特別是1929年10月26日的指示信，[67]明確認定「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現在已經可以並且應當準備群眾，去實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並具體指示城市工人要準備總政治罷工，紅軍鬥爭應統一起來，重申要首先反對中國黨內的主要危險即「右傾的機會主義情緒和傾向」。隨後，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接受國際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決議》；[68]4月11日，又發出《中央關於與機會主義取消派鬥爭給各級黨部及全體同誌信》，終於把陳獨秀批判的「左」傾錯誤，發展成為全黨性的「左」傾路線。他們一味地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取消派」，卻使自己走上了極左的道路，在指出「取消派——機會主義及反對派的來源及其出路」時指出：「取消派的基本路線與策略，就是要破壞黨的組織，扭曲革命的道路，取消群眾的鬥爭，誇張與讚揚統治階級的穩定，企圖消滅新興的革命浪潮，而延長統治階級的壽命。」[69]而在李立三看來：「隻要是在產業區域與政治中心爆發了一個偉大的工人爭鬥，便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勢。」[70]於是他就來製造這種「直接革命的形勢」。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終於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標誌著「左」傾路線統治了全黨。
劉仁靜要求加入無產者社也遭到了拒絕。陳獨秀在信中回答說：「你的要求，我們已經提出討論過，一致以為現時已距統一不遠，希望你不必加入『無產者社』，以免別派誤會，使統一運動發生小小的阻礙。」
於是，劉仁靜惱羞成怒，1931年元旦一個人成立「明天社」（包括他的妻子，可謂「夫妻店」），出版64開本手刻油印袖珍本機關報《明天》，以示在「明天」的統一組織中爭一席之地。
所以，他的文字處處著眼於「明天」，他在《發刊詞》中說：「中國革命的失敗，史大林主義之破產，從反麵證明布爾雪維克主義之正確。左派反對派在中國革命中理論與策略之正確，亦步步均為革命事變的發展所證實。為了保證下一次革命的勝利，每一青年革命家……不僅應當了解與融化過去革命的經驗與教訓，與史大林主義者作不可調和的理論的鬥爭，而且要能時時提出我們的戰略與策略……對於下次革命進行切實的準備」；「反對派的統一運動雖然已有二年，可是它的發展是在極困難的過程中。它們分裂成數派，陷於無力的狀況。它的統一是它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可是，反對派的統一不僅是在組織方麵，而且是在政治方麵，行動方麵。假使我們能感覺到我們前麵的許多大任務，如進行為國民會議的鬥爭而吸引黨內外的群眾，反對史大林主義的領導，還有政治的、經濟的鬥爭等，我們內部的爭論與這些大任務相比較，簡直是沒有意義」。所以，他出版這個小刊物，是要促進統一。「統一運動實現了，當然這一小刊物也失去其存在的理由。」
但是，當他要求以獨立的一派參加協議委員會時，又遭拒絕。他在給協委的一封信中遺憾地表示：「獨秀同誌已向我轉達了協委對我們的請求之答覆，意思是不承認『明天社』為左派反對派的組織，隻許列爾士個人隨時貢獻意見。這即是說，不許我們與聞參加和影響協委的各種決定（製定政綱在內），隻許我們在決定既成事實後，發表一些無補於事實的意見。我們在接得這種答覆，並讀了協委最後通過的政綱草案以後，實覺有無上之惋惜！」最後，他「要求準許我們列席」托派統一大會，[64]也被拒絕。
就這樣，這位以老托代表自居，並以老托賜名「列爾士」為榮、在托派中一直以此為筆名發表了大量文章的劉仁靜，一直被托派領導集團所排斥和冷落。於是，他進行各種搗亂活動，被稱為「反對派中的反對派」。
批判中共第二次「左」傾路線、共產國際和王明領導集團
陳獨秀在促進中國托派統一活動的同時，並不忘記進行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路線的鬥爭。
1929年、1930年，國際和國內局勢發生很大震盪。國際上，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空前的經濟危機，特別是一些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這些國家的工人鬥爭有所發展，一部分知識分子引用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論，認為資本主義臨近崩潰而紛紛左傾，轉向於社會主義。國內，新軍閥混戰，使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政府發生嚴重的統治危機，各城市的共產黨組織有所恢復和發展，工人鬥爭也趨向活躍，而南方數省的共產黨紅色根據地和紅軍，也乘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對於這種新形勢，首先是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做出了錯誤判斷。早在1928年共產國際和中共六大前後，史達林等人就對中國的形勢逐漸產生「左」傾的估計。這年6月9日，史達林在接見瞿秋白、周恩來等人時就說：（1927年的）廣州暴動「不是盲動主義」，「是革命臨時退後的一個動作，現在準備一個高潮」。[65]所以，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通過的在中共六大決議案中，有這樣的提法：「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數省重要省區之內勝利。」[66]
六大以後，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以「強迫罷工」、節假日必須上街遊行、命令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等手段，不斷製造「革命形勢」。共產國際更是推波助瀾，不斷發來錯誤的指示信和決議案，特別是1929年10月26日的指示信，[67]明確認定「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現在已經可以並且應當準備群眾，去實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而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並具體指示城市工人要準備總政治罷工，紅軍鬥爭應統一起來，重申要首先反對中國黨內的主要危險即「右傾的機會主義情緒和傾向」。隨後，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接受國際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決議》；[68]4月11日，又發出《中央關於與機會主義取消派鬥爭給各級黨部及全體同誌信》，終於把陳獨秀批判的「左」傾錯誤，發展成為全黨性的「左」傾路線。他們一味地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取消派」，卻使自己走上了極左的道路，在指出「取消派——機會主義及反對派的來源及其出路」時指出：「取消派的基本路線與策略，就是要破壞黨的組織，扭曲革命的道路，取消群眾的鬥爭，誇張與讚揚統治階級的穩定，企圖消滅新興的革命浪潮，而延長統治階級的壽命。」[69]而在李立三看來：「隻要是在產業區域與政治中心爆發了一個偉大的工人爭鬥，便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勢。」[70]於是他就來製造這種「直接革命的形勢」。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終於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標誌著「左」傾路線統治了全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