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無產者社期間，「常委」開會幾乎每次都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成為「烏煙瘴氣」的汙染源。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統一實現、無產者社自然消亡時為止。可是，陳、彭人之間的惡劣關係，並未因此結束，而是帶進新時期、新領域中來，繼續發展。
在陳獨秀有決定意義的推動下，協議委員會終於停止爭吵，達成協議，決定各派組織開統一大會時，彭述之卻揚言「代表下層反對上層勾結」，繼續反對統一。陳獨秀諷刺說：「別人代表下層還可以說，你彭述之代表下層就有點不象了。」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彭述之因未當上代表，給陳獨秀寫了一封長信，斥責這次「統一」是「虛偽的」，「無聊的」，他「誓死不承認」。陳讀信後十分氣憤。臨開會時，彭述之又被補選為代表，並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委員。所以，5月5日，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時，陳獨秀當場拿出彭的信給大家看，並當麵責問他：「今天還認為此次統一是虛偽的、無聊的等等嗎！」問得彭述之「滿臉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92]
陳獨秀就是這樣的人，在這種場合，一點麵子也不給別人，像過去對待沈尹默、黃季剛那樣。
於是，在托派中央連續遭到鎮壓，隻剩下他們兩三個人的情況下，更是冤家路窄了。二人又常常爭吵，因為陳的涵養沒有彭好，往往吵得陳獨秀拂袖而去，不歡而散。有一次，陳獨秀又發火了，他穿起長衫，高聲大叫：我不願和你們這些資產階級在一起爭論，我不要什麽群眾，不要你們；我幹我的，你們幹你們的好了，說著就走了。大家跑去拉他也沒拉住。彭述之就對大家說：「他就是這種脾氣，過去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也是如此。他這種家長式的作風，是永遠也改不了的。」[93]
兩人的矛盾，後來終於發展到政治路線上的分歧。晚年陳獨秀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竭力推崇「民主主義」和贊成國共合作抗日的統一戰線，彭述之控製的托派中央又罵陳是「老機會主義」，曾一度要開除他。陳去世時，彭寫的悼念文章，還罵他「晚節不保」。這是後話。
這樣，在國民黨強大勢力的打壓下，托派組織處於四分五裂、日漸衰敗的困難條件下，陳獨秀非但不消極，不退縮，反而努力維持托派中央的工作。其堅定信念，頑強奮鬥的精神十分可貴，但在大革命失敗初期表現出來的對形勢的清醒估計，卻明顯地消減了。這其中自然有與中共「農村割據」「對著幹」的因素，也有對共產主義革命歐洲模式教條主義的執著。
首先，由於書記處負責主編機關報的王文元入獄，1931年9月5日，他親自創辦了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顯然表示了「星火燎原」的嚮往；12月，他又創辦了托派內部理論機關槍《校內生活》。托派把他們的組織視為一座「學校」，注重於學習和宣傳，而且其主流，始終沒有走出這個「學校」。這兩個刊物都是油印的。可見這時他們的經濟困難，比《無產者》時期還嚴重。據當時擔任《火花》刻印工的曾猛說：他的住房（又是工作間）的房租、夥食費，以及蠟紙、油墨、紙張等的費用，「都是由陳獨秀一人負擔」。[94]如像他主編《新青年》或後來的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一樣，在這兩個刊物上，每期的重要文章都由陳獨秀署名撰寫，還有他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常委」名義起草發表的宣言、決議、通告之類的托派文件；它們還以傳單的形式，廣為散發，頑強地表現托派組織在中國的存在和在政治方麵的特殊影響，企圖引起國民黨、共產黨和社會各界的注意。
大概對共產黨的「機會主義」的批判已經說盡，或是對托派的嚴厲打擊主要來自國民黨，統一以後的托派不再兩麵作戰，而把攻擊的重點對準國民黨獨裁統治，宣傳他們「召開國民會議解決一切國是」的政治主張。1931年8月6日，中國托派統一後，首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發表了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告民眾書》。[95]宣言一開頭就大聲吶喊：
全中國工人們、農民們、一切被壓迫民眾們：
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中國，已經四年了，他們過去做了些什麽？現在正在做什麽？民眾還不應該起來製裁他們嗎？
接著，告民眾書歷數國民黨統治四年來各種罪惡：外交上對帝國主義搖尾乞憐，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製造的屠殺朝鮮華僑和農民的事件，「蔣介石則公然勸告民眾『持以鎮靜』，『嚴守秩序』」，安內而不攘外；對內一是窮兵黷武，連年戰爭，「犧牲人民無數生命財產，破壞全國交通，於國民經濟以不斷的打擊」；二是「全力『剿赤』，以屠殺答覆農民為飢餓而爭取土地的要求」；三是「蔣介石和他的『皇親國戚』們」賣官納賄，聚斂巨資，暗販鴉片，橫行霸道，無惡不作；四是豎盡前代、橫盡萬國所未有的白色恐怖籠罩了全中國，槍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的工人農民，禁止工人罷工，剝奪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一切自由權利。宣言最後宣告：「中國人民不能再在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下，受盡帝國主義軍閥的蹂躪了！」號召：「一切被壓迫民眾起來奮鬥」，「召集群眾的國民會議預備會」；「各業工人否認國民黨的工會法，自由的組織自己的工會」；「農民自動平均分土地」；「反對國民黨屠殺農民及共產黨」；等等。
在陳獨秀有決定意義的推動下，協議委員會終於停止爭吵，達成協議，決定各派組織開統一大會時，彭述之卻揚言「代表下層反對上層勾結」，繼續反對統一。陳獨秀諷刺說：「別人代表下層還可以說，你彭述之代表下層就有點不象了。」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彭述之因未當上代表，給陳獨秀寫了一封長信，斥責這次「統一」是「虛偽的」，「無聊的」，他「誓死不承認」。陳讀信後十分氣憤。臨開會時，彭述之又被補選為代表，並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委員。所以，5月5日，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時，陳獨秀當場拿出彭的信給大家看，並當麵責問他：「今天還認為此次統一是虛偽的、無聊的等等嗎！」問得彭述之「滿臉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92]
陳獨秀就是這樣的人，在這種場合，一點麵子也不給別人，像過去對待沈尹默、黃季剛那樣。
於是，在托派中央連續遭到鎮壓，隻剩下他們兩三個人的情況下，更是冤家路窄了。二人又常常爭吵，因為陳的涵養沒有彭好，往往吵得陳獨秀拂袖而去，不歡而散。有一次，陳獨秀又發火了，他穿起長衫，高聲大叫：我不願和你們這些資產階級在一起爭論，我不要什麽群眾，不要你們；我幹我的，你們幹你們的好了，說著就走了。大家跑去拉他也沒拉住。彭述之就對大家說：「他就是這種脾氣，過去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也是如此。他這種家長式的作風，是永遠也改不了的。」[93]
兩人的矛盾，後來終於發展到政治路線上的分歧。晚年陳獨秀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竭力推崇「民主主義」和贊成國共合作抗日的統一戰線，彭述之控製的托派中央又罵陳是「老機會主義」，曾一度要開除他。陳去世時，彭寫的悼念文章，還罵他「晚節不保」。這是後話。
這樣，在國民黨強大勢力的打壓下，托派組織處於四分五裂、日漸衰敗的困難條件下，陳獨秀非但不消極，不退縮，反而努力維持托派中央的工作。其堅定信念，頑強奮鬥的精神十分可貴，但在大革命失敗初期表現出來的對形勢的清醒估計，卻明顯地消減了。這其中自然有與中共「農村割據」「對著幹」的因素，也有對共產主義革命歐洲模式教條主義的執著。
首先，由於書記處負責主編機關報的王文元入獄，1931年9月5日，他親自創辦了托派中央機關報《火花》，顯然表示了「星火燎原」的嚮往；12月，他又創辦了托派內部理論機關槍《校內生活》。托派把他們的組織視為一座「學校」，注重於學習和宣傳，而且其主流，始終沒有走出這個「學校」。這兩個刊物都是油印的。可見這時他們的經濟困難，比《無產者》時期還嚴重。據當時擔任《火花》刻印工的曾猛說：他的住房（又是工作間）的房租、夥食費，以及蠟紙、油墨、紙張等的費用，「都是由陳獨秀一人負擔」。[94]如像他主編《新青年》或後來的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一樣，在這兩個刊物上，每期的重要文章都由陳獨秀署名撰寫，還有他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執行委員會」「常委」名義起草發表的宣言、決議、通告之類的托派文件；它們還以傳單的形式，廣為散發，頑強地表現托派組織在中國的存在和在政治方麵的特殊影響，企圖引起國民黨、共產黨和社會各界的注意。
大概對共產黨的「機會主義」的批判已經說盡，或是對托派的嚴厲打擊主要來自國民黨，統一以後的托派不再兩麵作戰，而把攻擊的重點對準國民黨獨裁統治，宣傳他們「召開國民會議解決一切國是」的政治主張。1931年8月6日，中國托派統一後，首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發表了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告民眾書》。[95]宣言一開頭就大聲吶喊：
全中國工人們、農民們、一切被壓迫民眾們：
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中國，已經四年了，他們過去做了些什麽？現在正在做什麽？民眾還不應該起來製裁他們嗎？
接著，告民眾書歷數國民黨統治四年來各種罪惡：外交上對帝國主義搖尾乞憐，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製造的屠殺朝鮮華僑和農民的事件，「蔣介石則公然勸告民眾『持以鎮靜』，『嚴守秩序』」，安內而不攘外；對內一是窮兵黷武，連年戰爭，「犧牲人民無數生命財產，破壞全國交通，於國民經濟以不斷的打擊」；二是「全力『剿赤』，以屠殺答覆農民為飢餓而爭取土地的要求」；三是「蔣介石和他的『皇親國戚』們」賣官納賄，聚斂巨資，暗販鴉片，橫行霸道，無惡不作；四是豎盡前代、橫盡萬國所未有的白色恐怖籠罩了全中國，槍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的工人農民，禁止工人罷工，剝奪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一切自由權利。宣言最後宣告：「中國人民不能再在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下，受盡帝國主義軍閥的蹂躪了！」號召：「一切被壓迫民眾起來奮鬥」，「召集群眾的國民會議預備會」；「各業工人否認國民黨的工會法，自由的組織自己的工會」；「農民自動平均分土地」；「反對國民黨屠殺農民及共產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