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他以超脫的立場,批評各派特別是無產者社中各種阻礙統一的壞主張。他說:「在現時幼稚的環境中,各個小組織或者是各個小組織中某些分子,很難說能夠免掉錯誤甚至很壞的傾向,即以『無產者社』而論,若有人意見搜索它的壞傾向,特別是個人自由的壞傾向,連團體帶個人,足夠寫成一本小冊子。這些壞傾向,不用說應該糾正,並應該嚴厲的糾正,但是糾正的方法,一般都應該首先從政治上下手,從組織上下手,已經落後了一著(如彭述之、吳季嚴、馬玉夫所主張的——引者)……我們為整個的反對派運動負責,就應該從大處著眼,從政治出發來快刀斬亂麻的解決過去及現在的糾紛,才是正當的辦法;若不此之圖,並且相反的各派相互搜索一些口實,想互以糾正他派的或他派中某些分子的壞傾向為統一的條件,並且各自號召其組織內的同誌為這一條件而鬥爭;這樣隻有製造無窮的糾紛,隻有加深派別的成見,隻有使還未統一的現有各派更加分裂。」
最後,他對彭述之控製無產者社多數的狀況挑戰說:「我個人是徹頭徹尾贊成國際意見的,我應該把我自己相信合乎真理的告訴所有的同誌,並且為真理奮鬥。我的義務如此而已。我從來不願意把真理摔在一邊,企圖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團結同誌做自己個人的群眾;這是……我所深惡痛絕的。我毫不顧慮我的意見會在『無產者社』中是最少數,少數未必與真理絕緣,即使是人們所預祝的什麽『光棍』和『孤家寡人』,於我個人是毫無所損,更無所慚愧!」[59]
尹寬的估計沒有錯,由於陳獨秀的崇高威望,他一下決心,事情就好辦多了。不僅無產者社內部的烏煙瘴氣一下子消散,而且,他還親自出馬,做其他三派的工作,找他們的領導人談話,宣講托派統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對理論上反對陳獨秀最強硬的十月社領導人王文元說:「統一是中國反對派當時的絕對必要。如果不統一,則不但其他三派沒有前途,『無產者社』也必然死亡,因為,反對派今後的艱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輕的革命者來負擔,而『無產者』中間『老人』太多了……」[60]
同時,陳獨秀還採取果斷措施,召回了參加協議委員會的本派代表馬玉夫和吳季嚴,由自己和尹寬二人代替之;任命完全擁護他的何資深為中央常委秘書,代替吳季嚴;鄭超麟任滬東區委書記,代替擁護彭述之的劉伯莊;馬玉夫見勢也被迫退出了中央領導機構。[61]這就大大削弱了彭述之派的力量,為貫徹陳獨秀的主張掃清了道路。
而且,陳獨秀還把托洛茨基及托派臨時國際的歷次來信、無產者社及他對於促進托派統一的主張、他與劉仁靜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相互通信及文章、他和尹寬等人對於彭述之派錯誤的批評等文章,集中刊登在1931年1~3月出版的《無產者》第9~12期上,在青年托派麵前,表示出貫徹托洛茨基及托派國際指示的極大誠意和決心。
陳獨秀的這些言論和行動,終於打動了各派代表。連對陳獨秀最為挑剔的王文元也同意由陳獨秀來修改他起草的托派政綱草案。這個政綱草案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綱領》基本上全盤否定了王的草案,指出王的草案「主要的缺點就是把整個的政治綱領分裂成首尾不相顧的幾個專門研究的問題,使人辨別不出反對派在整個過渡時期之一般的任務是什麽?目前鬥爭的策略是什麽?未來發展之大概的趨勢是如何?」同時,為了減少青年托派對新政綱可能採取的抵製情緒,陳獨秀起草的綱領,在結構上,「完全依照托洛斯基同誌在一九二九年為我們起草的綱領的次序:首先指出兩個過渡期及我們在此時期中之一般的任務,接著即研究過去革命失敗的原因,本著過去的經驗,分析現時的狀況,提出鬥爭的策略,指示未來的前途,最後再指出反對派目前應著手的工作及反對派對正式黨的態度」。
對綱領的修改說明還針對青年托派對陳獨秀幾個政治理論問題的批判,按托洛茨基文件和來信的觀點,進行了擺事實,講道理的合情合理的闡述,既堅持了原則,又令人信服。如從劉仁靜到王文元揪住不放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問題,修改說明指出:「原草案說:『要嚴厲的批評含義模糊的口號——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這是犯了學院主義的毛病,根據形式邏輯作字句上的推敲。『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已成了馬克思主義著作中一種術語。這種術語是用以表明革命運動的發展到了無產階級革命階段中之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關係……無產階級聯合貧農,中立中農,反對富農,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根據十月革命的經驗,『工農民主獨裁』隻是在革命的前一段中無產階級聯合農民的一種革命的號召,不能實現成為一個階段的政權形式,這就是說,農民終於不能有一個獨立階級的作用與無產階級共擔政權。」[62]
在托派小組織的統一運動中,最初以老托代表自居、傲視並批判各派的劉仁靜,沒想到被各派所排擠。而且,托洛茨基在1930年8月以後催促統一的來信,竟然批評他而肯定陳獨秀,更是出乎他的意料。於是,他見風使舵,在1930年11月20日,寫信給陳獨秀,表示:「關於過去我們間的爭論,已由老托來信解決,我完全承認老托之正確,尤其對於統一運動之態度(基本說來)及對於革命性質之估量,我與你完全同意。最近看到你們《無產者》第四期關於時局宣言,我也完全同意。我以為我們中間已經沒有重要爭論,使我不能和你們共同工作。關於過去教訓的估量,以及關於國民會議及工農運動策略之解釋,我們有些說法不同,但是現在沒有一點政治上的意義……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們的組織,請你們提出討論。」[63]
最後,他對彭述之控製無產者社多數的狀況挑戰說:「我個人是徹頭徹尾贊成國際意見的,我應該把我自己相信合乎真理的告訴所有的同誌,並且為真理奮鬥。我的義務如此而已。我從來不願意把真理摔在一邊,企圖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團結同誌做自己個人的群眾;這是……我所深惡痛絕的。我毫不顧慮我的意見會在『無產者社』中是最少數,少數未必與真理絕緣,即使是人們所預祝的什麽『光棍』和『孤家寡人』,於我個人是毫無所損,更無所慚愧!」[59]
尹寬的估計沒有錯,由於陳獨秀的崇高威望,他一下決心,事情就好辦多了。不僅無產者社內部的烏煙瘴氣一下子消散,而且,他還親自出馬,做其他三派的工作,找他們的領導人談話,宣講托派統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對理論上反對陳獨秀最強硬的十月社領導人王文元說:「統一是中國反對派當時的絕對必要。如果不統一,則不但其他三派沒有前途,『無產者社』也必然死亡,因為,反對派今後的艱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輕的革命者來負擔,而『無產者』中間『老人』太多了……」[60]
同時,陳獨秀還採取果斷措施,召回了參加協議委員會的本派代表馬玉夫和吳季嚴,由自己和尹寬二人代替之;任命完全擁護他的何資深為中央常委秘書,代替吳季嚴;鄭超麟任滬東區委書記,代替擁護彭述之的劉伯莊;馬玉夫見勢也被迫退出了中央領導機構。[61]這就大大削弱了彭述之派的力量,為貫徹陳獨秀的主張掃清了道路。
而且,陳獨秀還把托洛茨基及托派臨時國際的歷次來信、無產者社及他對於促進托派統一的主張、他與劉仁靜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相互通信及文章、他和尹寬等人對於彭述之派錯誤的批評等文章,集中刊登在1931年1~3月出版的《無產者》第9~12期上,在青年托派麵前,表示出貫徹托洛茨基及托派國際指示的極大誠意和決心。
陳獨秀的這些言論和行動,終於打動了各派代表。連對陳獨秀最為挑剔的王文元也同意由陳獨秀來修改他起草的托派政綱草案。這個政綱草案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綱領》基本上全盤否定了王的草案,指出王的草案「主要的缺點就是把整個的政治綱領分裂成首尾不相顧的幾個專門研究的問題,使人辨別不出反對派在整個過渡時期之一般的任務是什麽?目前鬥爭的策略是什麽?未來發展之大概的趨勢是如何?」同時,為了減少青年托派對新政綱可能採取的抵製情緒,陳獨秀起草的綱領,在結構上,「完全依照托洛斯基同誌在一九二九年為我們起草的綱領的次序:首先指出兩個過渡期及我們在此時期中之一般的任務,接著即研究過去革命失敗的原因,本著過去的經驗,分析現時的狀況,提出鬥爭的策略,指示未來的前途,最後再指出反對派目前應著手的工作及反對派對正式黨的態度」。
對綱領的修改說明還針對青年托派對陳獨秀幾個政治理論問題的批判,按托洛茨基文件和來信的觀點,進行了擺事實,講道理的合情合理的闡述,既堅持了原則,又令人信服。如從劉仁靜到王文元揪住不放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問題,修改說明指出:「原草案說:『要嚴厲的批評含義模糊的口號——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這是犯了學院主義的毛病,根據形式邏輯作字句上的推敲。『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已成了馬克思主義著作中一種術語。這種術語是用以表明革命運動的發展到了無產階級革命階段中之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關係……無產階級聯合貧農,中立中農,反對富農,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根據十月革命的經驗,『工農民主獨裁』隻是在革命的前一段中無產階級聯合農民的一種革命的號召,不能實現成為一個階段的政權形式,這就是說,農民終於不能有一個獨立階級的作用與無產階級共擔政權。」[62]
在托派小組織的統一運動中,最初以老托代表自居、傲視並批判各派的劉仁靜,沒想到被各派所排擠。而且,托洛茨基在1930年8月以後催促統一的來信,竟然批評他而肯定陳獨秀,更是出乎他的意料。於是,他見風使舵,在1930年11月20日,寫信給陳獨秀,表示:「關於過去我們間的爭論,已由老托來信解決,我完全承認老托之正確,尤其對於統一運動之態度(基本說來)及對於革命性質之估量,我與你完全同意。最近看到你們《無產者》第四期關於時局宣言,我也完全同意。我以為我們中間已經沒有重要爭論,使我不能和你們共同工作。關於過去教訓的估量,以及關於國民會議及工農運動策略之解釋,我們有些說法不同,但是現在沒有一點政治上的意義……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們的組織,請你們提出討論。」[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