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接受了尹寬的批評和建議，1931年1月，陳獨秀召集無產者社開會，通過了《接受國際委員會來信之共同意見——無產者社的提案》。
《提案》極其誠懇地指出：「當然，我們各派個人過去對於左派反對派根本原則的解釋和目前政治問題的觀察，確有一些不正確的意見。但這些不正確的意見都是初期一些不成熟的意見，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提這些零碎的不成熟的意見來找出某一派或某一俱有根本不同的傾向，做為分裂的理由。關於這種不成熟的意見，各派之間也許可以不分孰多孰少或孰輕孰重，但這是不必要的。因此我們應取消『算舊帳』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認錯誤的辦法。過去的錯誤隻有在現在尚可成為問題的情形之下，才有重新提出之必要。一切討論都必須從積極方麵，拋棄成見，注重於問題本身之得到正確的解決。」
這個《提案》最可注意的是特別強調當時中共危機造成的機會。在中共第二次「左」傾路線破產，第三次即王明「左」傾路線在共產國際主席米夫支持下非法上台，因而造成黨內極度混亂的情勢下，特別強調托派小組織迅速統一的重要性，以代替中共對中國革命的領導：「現在正是正式黨的領導陷於破產，黨內同誌及一切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都感覺無出路的時候，雖然反對派政治路線已一天一天的由事實證明其正確，但反對派的四分五裂，已喪失群眾的同情。這就絕對需要我們各派屏除不必要的紛爭，迅速統一起來以集中力量並建立反對派在群眾中的信仰。」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時的形勢的確為托派代替中共提供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良機，但是，正如1920～1922年「國民黨正在死亡」（孫中山語）時，共產黨還未壯大而不能代替一樣，托派也錯過了這次機會。所不同的是，共產黨以後還有機會，而托派則因其綱領的極左錯誤及組織的始終弱小並分裂狀態，卻永遠沒有機會了。這是以後要敘述的歷史。
為此，《提案》提議：「以最簡捷了當的手續，完成統一工作：用共同起草的統一的綱領，由四派代表簽字公布出來，即根據此共同簽字的綱領，依照各派比例的人數，召集統一大會。」並具體提議協委的工作是：（1）立即把已經起草並經過各組織討論的綱領作最後審查，並由各派代表簽字正式公布出來；（2）立即開始作召集統一大會的準備，各派人數的審查，代表人數的審定，經費的籌劃及其他一切應行準備的事項；（3）準備大會中政治、組織、職工、農民等決議案的草案。各草案的起草委員會應立即開始工作。[54]
陳獨秀這次態度的堅決，充分表明在緊接著在2月5日召開了無產者社常委會議，公開討論批評了「我們無產者當中，也有人在國際所指示的辦法以外，提出了枝節問題」，「認為要統一須以無產者社為中心……和那些卑鄙齷齪的分子根本不能合作」的觀點；指出：「據國際來信明明不曾認為中國各派中任何一派能夠代表左派反對派而排斥其他一派，我們無產者社若以中心自居，這分明和別派的正統觀念，同樣的不正確，同樣的要阻礙統一。」[55]這個討論，最後形成《第六號通告》，在表決時，五人中陳獨秀、尹寬、羅世凡、馬玉夫同意，彭述之一人反對。所以，在「可以由述之同誌發言他自己的意見付諸全體同誌討論」的情況下，這個《通告》「仍用常委的名義發表出來」。[56]
但是，這樣一來，托陳派內部的矛盾就表麵化了，彭道之（彭述之之弟）首先在閘北區委和學生支部散布反對第六號通告的五點意見，說「第六號通告是尹寬個人的意見」；「尹寬主張無原則的統一」；「馬玉夫開始所提之意見本來已經大家完全同意——當時反對尹寬個人之意見；後來因仲甫又同意尹寬的意見，反對執委決議案」；等等。[57]閘北區委和學生支部遂致函常委，表示「驚異之至」，要求澄清事實。
克服這種「烏煙瘴氣」的狀況，尹寬和大家都寄希望於陳獨秀的影響。「無產者社無論在名義上或在實際上，都是以仲甫同誌惟一的領導者」；「過去的無產者社差不多算是過去了，未來的中國反對派還是需要仲甫同誌負極重要的責任，我希望仲甫同誌本著他的『革命到底』的精神，拿出革命的熱情，堅決地擁護正確的意見，有偏有袒的獎勵並提拔好的幹部。這樣所失的隻是那些『老先生的恭維者』（把老先生捧在上麵，他們在底下做『實際工作』！）但是所得的是革命——革命下有的是『群眾基礎』！」[58]
陳獨秀見此情形十分震怒。他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廣、更遠，結合當時國內和中共內部的形勢，又看到托洛茨基及托派臨時國際多次來信催促統一的態度，更是激動萬分。他說：「在國民黨以分區工會法消滅工人階級組織與罷工的今天，在國民黨包辦國民會議以欺騙群眾的今天，在群眾得不著我們黨一點領導與幫助的今天，在正式的黨陷於空前混亂、停止工作的今天，我們反對派各派小組織還未能迅速的統一起來，集中全部力量來對付擺在麵前的鬥爭，這已經是罪惡了！我們若不痛改前非，若仍舊要搜索枯腸，發明一些在其狹隘意識中似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條件，來阻礙統一，這是罪惡之罪惡！」他在重複托洛茨基最近來信催促統一的「十分懇切」的意見及其批評奧（地利）國「反對派每一派在一年中都充分表現他們寧可放棄國際反對派的思想和原則，而絕不願放棄各自小團體的自尊心」的話語後驚呼：「這些說話是如何的沉痛！我們聽了若仍舊毫不動心，便是莊周之所謂『心死』！」托洛茨基來信中還說：「與奧國反對派相反，中國反對派不是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發生的，而是從那機會主義領導機關所葬送的偉大革命經驗基礎上發生起來的，偉大的歷史使命，使中國反對派負起特殊職任。這裏，我們大家希望中國反對派肅清了小團體的精神並全身站立起來，去進行它所應負的任務。」陳獨秀寫道：「這幾句話更使我們慚愧無地！」
《提案》極其誠懇地指出：「當然，我們各派個人過去對於左派反對派根本原則的解釋和目前政治問題的觀察，確有一些不正確的意見。但這些不正確的意見都是初期一些不成熟的意見，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提這些零碎的不成熟的意見來找出某一派或某一俱有根本不同的傾向，做為分裂的理由。關於這種不成熟的意見，各派之間也許可以不分孰多孰少或孰輕孰重，但這是不必要的。因此我們應取消『算舊帳』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認錯誤的辦法。過去的錯誤隻有在現在尚可成為問題的情形之下，才有重新提出之必要。一切討論都必須從積極方麵，拋棄成見，注重於問題本身之得到正確的解決。」
這個《提案》最可注意的是特別強調當時中共危機造成的機會。在中共第二次「左」傾路線破產，第三次即王明「左」傾路線在共產國際主席米夫支持下非法上台，因而造成黨內極度混亂的情勢下，特別強調托派小組織迅速統一的重要性，以代替中共對中國革命的領導：「現在正是正式黨的領導陷於破產，黨內同誌及一切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都感覺無出路的時候，雖然反對派政治路線已一天一天的由事實證明其正確，但反對派的四分五裂，已喪失群眾的同情。這就絕對需要我們各派屏除不必要的紛爭，迅速統一起來以集中力量並建立反對派在群眾中的信仰。」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時的形勢的確為托派代替中共提供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良機，但是，正如1920～1922年「國民黨正在死亡」（孫中山語）時，共產黨還未壯大而不能代替一樣，托派也錯過了這次機會。所不同的是，共產黨以後還有機會，而托派則因其綱領的極左錯誤及組織的始終弱小並分裂狀態，卻永遠沒有機會了。這是以後要敘述的歷史。
為此，《提案》提議：「以最簡捷了當的手續，完成統一工作：用共同起草的統一的綱領，由四派代表簽字公布出來，即根據此共同簽字的綱領，依照各派比例的人數，召集統一大會。」並具體提議協委的工作是：（1）立即把已經起草並經過各組織討論的綱領作最後審查，並由各派代表簽字正式公布出來；（2）立即開始作召集統一大會的準備，各派人數的審查，代表人數的審定，經費的籌劃及其他一切應行準備的事項；（3）準備大會中政治、組織、職工、農民等決議案的草案。各草案的起草委員會應立即開始工作。[54]
陳獨秀這次態度的堅決，充分表明在緊接著在2月5日召開了無產者社常委會議，公開討論批評了「我們無產者當中，也有人在國際所指示的辦法以外，提出了枝節問題」，「認為要統一須以無產者社為中心……和那些卑鄙齷齪的分子根本不能合作」的觀點；指出：「據國際來信明明不曾認為中國各派中任何一派能夠代表左派反對派而排斥其他一派，我們無產者社若以中心自居，這分明和別派的正統觀念，同樣的不正確，同樣的要阻礙統一。」[55]這個討論，最後形成《第六號通告》，在表決時，五人中陳獨秀、尹寬、羅世凡、馬玉夫同意，彭述之一人反對。所以，在「可以由述之同誌發言他自己的意見付諸全體同誌討論」的情況下，這個《通告》「仍用常委的名義發表出來」。[56]
但是，這樣一來，托陳派內部的矛盾就表麵化了，彭道之（彭述之之弟）首先在閘北區委和學生支部散布反對第六號通告的五點意見，說「第六號通告是尹寬個人的意見」；「尹寬主張無原則的統一」；「馬玉夫開始所提之意見本來已經大家完全同意——當時反對尹寬個人之意見；後來因仲甫又同意尹寬的意見，反對執委決議案」；等等。[57]閘北區委和學生支部遂致函常委，表示「驚異之至」，要求澄清事實。
克服這種「烏煙瘴氣」的狀況，尹寬和大家都寄希望於陳獨秀的影響。「無產者社無論在名義上或在實際上，都是以仲甫同誌惟一的領導者」；「過去的無產者社差不多算是過去了，未來的中國反對派還是需要仲甫同誌負極重要的責任，我希望仲甫同誌本著他的『革命到底』的精神，拿出革命的熱情，堅決地擁護正確的意見，有偏有袒的獎勵並提拔好的幹部。這樣所失的隻是那些『老先生的恭維者』（把老先生捧在上麵，他們在底下做『實際工作』！）但是所得的是革命——革命下有的是『群眾基礎』！」[58]
陳獨秀見此情形十分震怒。他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廣、更遠，結合當時國內和中共內部的形勢，又看到托洛茨基及托派臨時國際多次來信催促統一的態度，更是激動萬分。他說：「在國民黨以分區工會法消滅工人階級組織與罷工的今天，在國民黨包辦國民會議以欺騙群眾的今天，在群眾得不著我們黨一點領導與幫助的今天，在正式的黨陷於空前混亂、停止工作的今天，我們反對派各派小組織還未能迅速的統一起來，集中全部力量來對付擺在麵前的鬥爭，這已經是罪惡了！我們若不痛改前非，若仍舊要搜索枯腸，發明一些在其狹隘意識中似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條件，來阻礙統一，這是罪惡之罪惡！」他在重複托洛茨基最近來信催促統一的「十分懇切」的意見及其批評奧（地利）國「反對派每一派在一年中都充分表現他們寧可放棄國際反對派的思想和原則，而絕不願放棄各自小團體的自尊心」的話語後驚呼：「這些說話是如何的沉痛！我們聽了若仍舊毫不動心，便是莊周之所謂『心死』！」托洛茨基來信中還說：「與奧國反對派相反，中國反對派不是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發生的，而是從那機會主義領導機關所葬送的偉大革命經驗基礎上發生起來的，偉大的歷史使命，使中國反對派負起特殊職任。這裏，我們大家希望中國反對派肅清了小團體的精神並全身站立起來，去進行它所應負的任務。」陳獨秀寫道：「這幾句話更使我們慚愧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