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時期，他被黨內同誌視為陳獨秀指揮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實執行陳獨秀路線（實為共產國際的史達林路線），並處處挾陳獨秀以自重。「老先生的意見同我一致」，是他的口頭禪。而且在中央常委會議上，幾乎每次陳獨秀發表意見後，他都要替陳獨秀做註解，長篇大論地為陳的意見找根據，話說得既長，又空洞，使與會者十分不耐煩，而他卻還揚揚自得，很不自覺。有時他還狂妄地認為，中國共產黨領袖除了陳獨秀以外就是他，宣稱中央常務委員會四人（本為五人，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莫斯科當中共駐國際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術人才，張國燾是高等事務人才」，言下之意，唯有他是「高等政治人才」。
大革命失敗後，他也下了台，隨後，他就參加了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活動，為恢復陳獨秀在黨內的地位以恢復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奮鬥，結果失敗。與陳獨秀一起轉向托派並另成立組織以後，又重燃起他的領袖慾之火。他一麵愈加抓緊陳獨秀，利用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的紀律，藉口保護陳獨秀，控製陳獨秀的行蹤和住址。當時國民黨政府「懸賞萬金」緝拿陳獨秀，陳與共產黨決裂後，從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籃橋居住，不把新地址告訴其他任何人，隻有彭述之一人知道。別人要與陳獨秀聯繫，甚至給陳閱讀托洛茨基文件，都要通過他。所以，大家又都把他視為陳的「總理」。現在，他依然認為，必須依靠陳獨秀才能恢復他的領袖地位。另外，他又竭力利用往日在黨內的地位和關係，把一些支部和黨員拉入托派，以擴大他在托派內部的組織基礎。陳獨秀由於特殊身份、地位和處境，很少做具體的組織工作。這樣，彭述之很快就掌握了無產者社中的多數。在常委中，除了陳獨秀、尹寬和何資深外，馬玉夫、杜培之、羅世凡、吳季嚴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對陳獨秀和其他人搞封鎖，按照他的意願，操縱托陳派的某些活動。
上述對彭述之的評論，都是青年托派和以後托派少數派的看法。雖然都是事實，但公平地說，彭述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以後又一直是托派多數派的領袖，1948年流亡國外，歷盡艱險，到巴黎成為第四國際書記處成員，並寫下大量論著，也說明他不是庸碌之輩，還是有較高的理論水平、政治經驗和組織能力的。
在托派統一問題上，彭述之主張以無產者社為中心，這是違反托洛茨基來信指示平等原則的，其他三派也不能接受。於是，他就背著陳獨秀指揮無產者社參加協議委員會的兩位代表馬玉夫和吳季嚴，千方百計延宕和破壞統一，提出要對過去政治原則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清誰是誰非」，其他三派要檢討和放棄過去攻擊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成見之後，才能夠談組織上的統一，並且列出了「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中共最初加入國民黨是否正確」「中東路問題上的誤國政策」「在反革命階段中資產階級內部戰爭與其政權穩定」「國民會議」「農民問題（包括『紅軍』『蘇維埃』『農民協會』及農村中的武裝鬥爭與經濟鬥爭等）」「經濟復興與階級鬥爭」等一係列要討論統一認識的問題。還強調「這次統一，必須求得政治原則上的完全一致，同時此種原則上的一致，絕不能僅限於各派的上層分子，必須普及於各派下層群眾。換言之，這次的統一，必須建立於政治原則上的完全一致，與群眾的完全一致上麵」。同時，在組織上，他們還要檢討「過去『十月社』與『我們的話』的分裂，以及後來梁幹喬等所領導的一部分同誌與區芳等所領導的一部分同誌的分裂問題」。[51]
如此苛刻的條件，自然激起了其他三派的強烈不滿，致使協議工作受到阻礙。而他們在無產者社內部，卻說是其他三派沒有統一的誠意，使陳獨秀等關心統一的人感到心灰意冷。
尹寬從青年托派那裏了解到彭述之操縱馬玉夫、吳季嚴阻撓托派統一協議的真相後，報告了陳獨秀。陳於是出來做促進統一的工作。他是真誠希望統一的，厭惡過去出於「派別成見」的爭論，更鄙視在組織內搞陰謀詭計。於是他連續發表文章和書信，企圖扭轉形勢。1930年12月15日，他讀了最早起來批判他、分歧意見最多而看了托洛茨基及托派國際來信有所進步的劉仁靜寫給他的兩封信及四篇文章後，回信明確表示：「統觀你的信和文章，固然有些見解我不能贊同，但在每篇文字中，都感覺到你有可驚的進步，至為欣慰」；「我們過去的爭論，本來不十分重要，我以為隻要大家理論水平稍稍增高，便自然冰釋，犯不著把我們中間咬文嚼字的爭論來代替對史大林派的鬥爭。就是需要爭論，也必須大家屏除成見才有結果，否則徒增糾紛而已，所以我始終取了沉默的態度。現在你也認為過去的爭論有些是『基於誤會』，『有些是說法不同，現在沒有一點政治上的意義』。我以為現在到了稍加解釋作一結束的時機了」[52]。
但是，陳獨秀最初採取的態度有點像托洛茨基的和稀泥的態度，如尹寬所說的：「仲甫同誌在內部生活中所採取的態度，據我看是『人人可與為善』的態度，因為他自己是真心為著革命，他也要求『我們大家都好好來幹』」；「仲甫同誌很少注重黨內傾向的鬥爭及各個人的根本的一貫的立場，在一切問題的討論上，他仿佛不求把各個人的根本觀點弄明白，而務要做出各人的意見『相關不遠』的結論」。對此，尹寬評論說：「在他也許認為這是避免糾紛，殊不知這正是培養後來的積重難返的糾紛。」[53]
大革命失敗後，他也下了台，隨後，他就參加了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活動，為恢復陳獨秀在黨內的地位以恢復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奮鬥，結果失敗。與陳獨秀一起轉向托派並另成立組織以後，又重燃起他的領袖慾之火。他一麵愈加抓緊陳獨秀，利用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的紀律，藉口保護陳獨秀，控製陳獨秀的行蹤和住址。當時國民黨政府「懸賞萬金」緝拿陳獨秀，陳與共產黨決裂後，從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籃橋居住，不把新地址告訴其他任何人，隻有彭述之一人知道。別人要與陳獨秀聯繫，甚至給陳閱讀托洛茨基文件，都要通過他。所以，大家又都把他視為陳的「總理」。現在，他依然認為，必須依靠陳獨秀才能恢復他的領袖地位。另外，他又竭力利用往日在黨內的地位和關係，把一些支部和黨員拉入托派，以擴大他在托派內部的組織基礎。陳獨秀由於特殊身份、地位和處境，很少做具體的組織工作。這樣，彭述之很快就掌握了無產者社中的多數。在常委中，除了陳獨秀、尹寬和何資深外，馬玉夫、杜培之、羅世凡、吳季嚴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對陳獨秀和其他人搞封鎖，按照他的意願，操縱托陳派的某些活動。
上述對彭述之的評論，都是青年托派和以後托派少數派的看法。雖然都是事實，但公平地說，彭述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以後又一直是托派多數派的領袖，1948年流亡國外，歷盡艱險，到巴黎成為第四國際書記處成員，並寫下大量論著，也說明他不是庸碌之輩，還是有較高的理論水平、政治經驗和組織能力的。
在托派統一問題上，彭述之主張以無產者社為中心，這是違反托洛茨基來信指示平等原則的，其他三派也不能接受。於是，他就背著陳獨秀指揮無產者社參加協議委員會的兩位代表馬玉夫和吳季嚴，千方百計延宕和破壞統一，提出要對過去政治原則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清誰是誰非」，其他三派要檢討和放棄過去攻擊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成見之後，才能夠談組織上的統一，並且列出了「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中共最初加入國民黨是否正確」「中東路問題上的誤國政策」「在反革命階段中資產階級內部戰爭與其政權穩定」「國民會議」「農民問題（包括『紅軍』『蘇維埃』『農民協會』及農村中的武裝鬥爭與經濟鬥爭等）」「經濟復興與階級鬥爭」等一係列要討論統一認識的問題。還強調「這次統一，必須求得政治原則上的完全一致，同時此種原則上的一致，絕不能僅限於各派的上層分子，必須普及於各派下層群眾。換言之，這次的統一，必須建立於政治原則上的完全一致，與群眾的完全一致上麵」。同時，在組織上，他們還要檢討「過去『十月社』與『我們的話』的分裂，以及後來梁幹喬等所領導的一部分同誌與區芳等所領導的一部分同誌的分裂問題」。[51]
如此苛刻的條件，自然激起了其他三派的強烈不滿，致使協議工作受到阻礙。而他們在無產者社內部，卻說是其他三派沒有統一的誠意，使陳獨秀等關心統一的人感到心灰意冷。
尹寬從青年托派那裏了解到彭述之操縱馬玉夫、吳季嚴阻撓托派統一協議的真相後，報告了陳獨秀。陳於是出來做促進統一的工作。他是真誠希望統一的，厭惡過去出於「派別成見」的爭論，更鄙視在組織內搞陰謀詭計。於是他連續發表文章和書信，企圖扭轉形勢。1930年12月15日，他讀了最早起來批判他、分歧意見最多而看了托洛茨基及托派國際來信有所進步的劉仁靜寫給他的兩封信及四篇文章後，回信明確表示：「統觀你的信和文章，固然有些見解我不能贊同，但在每篇文字中，都感覺到你有可驚的進步，至為欣慰」；「我們過去的爭論，本來不十分重要，我以為隻要大家理論水平稍稍增高，便自然冰釋，犯不著把我們中間咬文嚼字的爭論來代替對史大林派的鬥爭。就是需要爭論，也必須大家屏除成見才有結果，否則徒增糾紛而已，所以我始終取了沉默的態度。現在你也認為過去的爭論有些是『基於誤會』，『有些是說法不同，現在沒有一點政治上的意義』。我以為現在到了稍加解釋作一結束的時機了」[52]。
但是，陳獨秀最初採取的態度有點像托洛茨基的和稀泥的態度，如尹寬所說的：「仲甫同誌在內部生活中所採取的態度，據我看是『人人可與為善』的態度，因為他自己是真心為著革命，他也要求『我們大家都好好來幹』」；「仲甫同誌很少注重黨內傾向的鬥爭及各個人的根本的一貫的立場，在一切問題的討論上，他仿佛不求把各個人的根本觀點弄明白，而務要做出各人的意見『相關不遠』的結論」。對此，尹寬評論說：「在他也許認為這是避免糾紛，殊不知這正是培養後來的積重難返的糾紛。」[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