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這個論述，顯示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針對當時中共被迫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後來終於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以農村根據地為中心，以農民為主力軍，進行革命，陳獨秀堅守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模式——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城市為中心，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不能離開城市和工人去農村搞農民運動，尤其不能去搞「軍事冒險」；否則，黨就會蛻變成為「農民黨」「小資產階級的黨」，甚至是「土匪黨」。這裏，陳獨秀再次暴露出教條主義的色彩。而這是整個托派與中共在革命模式（道路）上的根本分歧。
二是把紅軍說成「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反映了部分事實，特別是紅軍的先鋒隊和領導人。大革命中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反映的情況，證明了這個觀點。但是，後來紅軍擴大，中共最後奪取大陸政權依靠的軍隊主力，主要是廣大貧下中農。這一點，陳獨秀沒有預料到。
三是對紅軍前途（即中共的前途）必然失敗的預測，主要是根據歷史上農民起義的經驗和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經驗，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沒想到它有可能推翻國民黨政權，並且建立新的政權。這表明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又戴上了經驗主義的眼鏡。
四是從這個長遠意義上看，陳獨秀擔心中共和紅軍長期在農村會「農民意識化」。有深刻的預見性。
由此看到，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實際上是托派理論的邏輯發展。文章的基本觀點也來自托洛茨基。托氏說過：「賀龍、葉挺的起事（指八一南昌暴動——引者），即令他們放棄了機會主義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險及假共產主義的、馬黑諾[46]式的行動；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別的沒有其他道路。」他甚至攻擊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後發動的農民起義是一種「罪惡」，「缺乏集中指導的農民，這裏一堆那裏一堆的騷動起來，但沒有勝利的真實機運」。[47]直到1930年9月，托洛茨基起草、托派臨時國際通過的綱領性文件——《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務》中，還宣稱：「必須等到無產階級統治了國內諸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然後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組織紅軍以及建立蘇維埃製度於鄉村裏麵。誰不明白這點，誰就是不懂得革命。」（這個觀點，與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史達林的觀點是一致的）
所以，鄭超麟在《回憶錄》中說，對陳獨秀的這篇文章，無產者社是「全體同意的」。因此，在《無產者》第3期以整期篇幅發表的一個長達兩萬多字的文件《中央委員會轉全黨同誌》中，對這個問題做了更全麵、更明確的闡述。[48]
陳獨秀和無產者社這種觀點，來自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和托洛茨基親手創造蘇聯紅軍的情況，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青年托派理應也是應該擁護的。
但是，當時共產黨紅軍與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鬥爭畢竟是革命與反革命生死搏鬥的大前提，托派與共產黨之間的理論矛盾是小前提。陳獨秀咒罵紅軍的文章，明顯地有利於國民黨，再加上中共中央對此文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和紅軍運動的勝利發展，而蔣介石在對蘇區進行反革命「圍剿」時，還將陳獨秀的這篇文章「大量印出來，在江西散發」，[49]於是青年托派就抓住這一點，打擊陳獨秀派。托洛茨基在1月8日回信中，也不得不表示：「將『紅軍』同土匪混為一談，如果真有這件事，那是應該糾正的。」接著，他修正了自己過去完全排斥紅軍的觀點，說：「革命的農民武裝，自然有遊民無產階級分子和職業的土匪加入，但整個運動則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國農村條件裏頭，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也是應當依靠在這個根基上麵的。」
實際上，陳獨秀（包括托洛茨基）後來一直攻擊中共在農村武裝割據的路線，看不出他的觀點有改變的跡象。陳獨秀在1932年被捕後的審訊中，還宣稱共產黨在掌握政權之前不應組織紅軍。
其五，中東路事件。陳獨秀的立場無疑是正確的。他的民族感情更應得到尊重。托洛茨基作為蘇聯人和有頭腦的政治家，即使不同意陳的觀點，也很難讓陳放棄原來的立場，來保衛他的祖國蘇聯。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托洛茨基這次明智地保住沉默。
托洛茨基的「一八」來信，再次斷定：「現在進行統一的諸派別間果然是完全沒有原則分歧的。」最後，他懇切地呼籲：「親愛的朋友，你們的組織和報紙，今天就確定地合併起來吧！」
很清楚，托洛茨基的態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陳獨秀，而批評其他各派的。於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談判桌上來，協議統一。
果斷整頓無產者社 最終促使托派統一
但是，人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來，無產者社卻翹尾巴了。主要是二把手彭述之，因有感於那些青年托派對他沒有好感，怕在未來的統一組織中不會奉他為領袖，於是出來作梗。他是個矮個子，操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戴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青年托派稱他為「孔夫子」。但他因沒有什麽業績，又長期在陳獨秀身邊相形見絀，所以，大家認為他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留學時，看了一本布哈林寫的《共產主義abc》，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居，嘮叨個沒完，擺老資格，拿臭架子，認為「搞革命還得靠我們這些老幹部，這些小孩子隻有讓他們自生自滅」。[50]這種觀點，與陳獨秀完全相反。
一是針對當時中共被迫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後來終於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以農村根據地為中心，以農民為主力軍，進行革命，陳獨秀堅守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模式——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城市為中心，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不能離開城市和工人去農村搞農民運動，尤其不能去搞「軍事冒險」；否則，黨就會蛻變成為「農民黨」「小資產階級的黨」，甚至是「土匪黨」。這裏，陳獨秀再次暴露出教條主義的色彩。而這是整個托派與中共在革命模式（道路）上的根本分歧。
二是把紅軍說成「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反映了部分事實，特別是紅軍的先鋒隊和領導人。大革命中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反映的情況，證明了這個觀點。但是，後來紅軍擴大，中共最後奪取大陸政權依靠的軍隊主力，主要是廣大貧下中農。這一點，陳獨秀沒有預料到。
三是對紅軍前途（即中共的前途）必然失敗的預測，主要是根據歷史上農民起義的經驗和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經驗，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沒想到它有可能推翻國民黨政權，並且建立新的政權。這表明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又戴上了經驗主義的眼鏡。
四是從這個長遠意義上看，陳獨秀擔心中共和紅軍長期在農村會「農民意識化」。有深刻的預見性。
由此看到，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實際上是托派理論的邏輯發展。文章的基本觀點也來自托洛茨基。托氏說過：「賀龍、葉挺的起事（指八一南昌暴動——引者），即令他們放棄了機會主義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險及假共產主義的、馬黑諾[46]式的行動；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別的沒有其他道路。」他甚至攻擊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後發動的農民起義是一種「罪惡」，「缺乏集中指導的農民，這裏一堆那裏一堆的騷動起來，但沒有勝利的真實機運」。[47]直到1930年9月，托洛茨基起草、托派臨時國際通過的綱領性文件——《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務》中，還宣稱：「必須等到無產階級統治了國內諸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然後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組織紅軍以及建立蘇維埃製度於鄉村裏麵。誰不明白這點，誰就是不懂得革命。」（這個觀點，與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史達林的觀點是一致的）
所以，鄭超麟在《回憶錄》中說，對陳獨秀的這篇文章，無產者社是「全體同意的」。因此，在《無產者》第3期以整期篇幅發表的一個長達兩萬多字的文件《中央委員會轉全黨同誌》中，對這個問題做了更全麵、更明確的闡述。[48]
陳獨秀和無產者社這種觀點，來自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和托洛茨基親手創造蘇聯紅軍的情況，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青年托派理應也是應該擁護的。
但是，當時共產黨紅軍與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鬥爭畢竟是革命與反革命生死搏鬥的大前提，托派與共產黨之間的理論矛盾是小前提。陳獨秀咒罵紅軍的文章，明顯地有利於國民黨，再加上中共中央對此文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和紅軍運動的勝利發展，而蔣介石在對蘇區進行反革命「圍剿」時，還將陳獨秀的這篇文章「大量印出來，在江西散發」，[49]於是青年托派就抓住這一點，打擊陳獨秀派。托洛茨基在1月8日回信中，也不得不表示：「將『紅軍』同土匪混為一談，如果真有這件事，那是應該糾正的。」接著，他修正了自己過去完全排斥紅軍的觀點，說：「革命的農民武裝，自然有遊民無產階級分子和職業的土匪加入，但整個運動則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國農村條件裏頭，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也是應當依靠在這個根基上麵的。」
實際上，陳獨秀（包括托洛茨基）後來一直攻擊中共在農村武裝割據的路線，看不出他的觀點有改變的跡象。陳獨秀在1932年被捕後的審訊中，還宣稱共產黨在掌握政權之前不應組織紅軍。
其五，中東路事件。陳獨秀的立場無疑是正確的。他的民族感情更應得到尊重。托洛茨基作為蘇聯人和有頭腦的政治家，即使不同意陳的觀點，也很難讓陳放棄原來的立場，來保衛他的祖國蘇聯。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托洛茨基這次明智地保住沉默。
托洛茨基的「一八」來信，再次斷定：「現在進行統一的諸派別間果然是完全沒有原則分歧的。」最後，他懇切地呼籲：「親愛的朋友，你們的組織和報紙，今天就確定地合併起來吧！」
很清楚，托洛茨基的態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陳獨秀，而批評其他各派的。於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談判桌上來，協議統一。
果斷整頓無產者社 最終促使托派統一
但是，人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來，無產者社卻翹尾巴了。主要是二把手彭述之，因有感於那些青年托派對他沒有好感，怕在未來的統一組織中不會奉他為領袖，於是出來作梗。他是個矮個子，操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戴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青年托派稱他為「孔夫子」。但他因沒有什麽業績，又長期在陳獨秀身邊相形見絀，所以，大家認為他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留學時，看了一本布哈林寫的《共產主義abc》，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居，嘮叨個沒完，擺老資格，拿臭架子，認為「搞革命還得靠我們這些老幹部，這些小孩子隻有讓他們自生自滅」。[50]這種觀點，與陳獨秀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