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托洛茨基的來信，本來想和稀泥，促進中國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卻反而使各派的矛盾，主要是三派與陳獨秀派的矛盾更加尖銳化了。於是，托洛茨基在1931年1月8日，又寫來一封長信，力圖調解：
其一，革命性質問題。托洛茨基沒有像青年托派那樣批判陳獨秀，而是引了陳獨秀等人《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中的一段話，其中有一句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之完成，應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托洛茨基說：「我認為這樣說法是完全正確的，而且絕不能引起誤會。」托氏的這個回答很機智，也很微妙。因為所謂「十月革命的道路」，既可以理解為從俄國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開始到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也可以理解為單純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而當時陳獨秀與青年托派的爭論，恰恰在於下次中國革命「一開始」是什麽性質：陳獨秀這時的認識還比較模糊，認為：「中國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而是「由徹底的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後來則明確說：「中國第三次革命將開始於民主主義的鬥爭，而非開始於社會主義的鬥爭。」[42]但前提是像十月革命那樣，這兩種革命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即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進行。青年托派則強調「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托氏的回答，意在不要糾纏於一開始是什麽性質的這種爭論。著眼於大原則——「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這兩種革命，排除資產階級參加或領導革命的任何可能性，這是托洛茨基當時調解中國托派小組織爭論的基本態度。在充分表現出陳獨秀與托洛茨基一樣，具有政治家的寬闊高遠的眼界。陳與當時其他托派人員相比，的確是鶴立雞群。
其二，政權問題。托洛茨基說：陳獨秀提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並不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相衝突，而隻是補充這個口號，並使這個口號通俗化……這個口號與『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絕無相同之點」。托氏的這個回答，使中國青年托派十分意外，因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核心就是所謂「不斷革命論」，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並不斷地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上去，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在民主革命時就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以保證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青年托派認為中國大革命失敗，就在於沒有及時提出這個口號，而共產國際及中共六大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還堅持這個錯誤。所以，他們一直猛烈抨擊「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口號，認為這個口號把「工農並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確定在專政當中真正的領導地位是工人所有的，還是農民所有的」；還因為「它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會主義的』」，因此根據俄國「二月革命的經驗」，必然導致「資產階級專政」[43]。中國托派中的反陳派也就抓住陳獨秀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不放，說它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根本對立，而與「民主專政」的口號「接近」，「妥協」。經過托洛茨基「裁判」後，反陳派就「閉口無言」了。
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與遙遠的托洛茨基的確是心聲相通的。因為「工農民主專政」中的「農」，在俄國革命中主要是指「富農」，即農村資產階級。他們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政權的鬥爭很激烈。而在中國主要是指「貧下中農」，特別是貧農，那是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這是中共提出這個口號的本意，在中國富農的力量很小，政治上的影響也極其微弱。托洛茨基和中國托派包括陳獨秀在內，都對這個口號有誤解，所以，陳獨秀轉向托派後，一麵批判這個口號，一麵根據中國的特點（尤其是大革命中農民運動的經驗）提出「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的確如托洛茨基所評價的那樣，是使「無產階級專政」口號「通俗化」，即「中國化」。青年托派批判這個口號是毫無道理的。
其三，國民會議問題。陳獨秀認為可以實現，應該為此而奮鬥；青年托派則認為它不過是反革命時期「團聚群眾」、對抗資產階級的一個策略，也與中共的「蘇維埃」口號相對立。這說明陳獨秀在接受這個口號後，走到了另一極端。對在國民黨獨裁統治下實現國民會議決定國是，抱有幻想，顯然是天真的。在這一點上，陳獨秀對托洛茨基主義有教條主義的色彩。其實，托洛茨基本人從未把這個問題說死，他說這是個「猜謎式的問題」，「隻能做種種假定」。所以，他說過「立憲會議不一定能召集成功」，也說過「這絕不是說：資產階級民主政製在兩個革命的過渡期，是沒有可能的」。[44]在1月8日這封信中，托洛茨基重複了上述觀點，仍然強調「沒有任何可能，來預先猜測事變在實際上究竟怎樣進行」。
就這樣，托洛茨基出了一個謎，讓中國托派來猜，於是造成了中國托派內部，主要是陳獨秀與青年托派之間長期的無休止的爭論。
其四，紅軍問題。這是陳獨秀被青年托派抓住的一個最要害的問題。問題的引起是陳獨秀發表的一篇長文《關於所謂「紅軍」問題》。文章從所謂西歐和俄國革命的經驗出發，攻擊中共領導人「領導農民做遊擊戰爭」是「背叛」中國工人運動，攻擊紅軍的成分「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其前途不外是（一）統治階級的內戰一時停止，『紅軍』便要被擊潰，或為所收買；（二）因自己的內鬧而潰散；（三）逐步與農村資產階級（商人與富農）妥協，變成他們的『白軍』，或為他們的經濟手段所壓迫而潰散」。[45]
其一，革命性質問題。托洛茨基沒有像青年托派那樣批判陳獨秀，而是引了陳獨秀等人《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中的一段話，其中有一句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之完成，應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托洛茨基說：「我認為這樣說法是完全正確的，而且絕不能引起誤會。」托氏的這個回答很機智，也很微妙。因為所謂「十月革命的道路」，既可以理解為從俄國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開始到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也可以理解為單純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而當時陳獨秀與青年托派的爭論，恰恰在於下次中國革命「一開始」是什麽性質：陳獨秀這時的認識還比較模糊，認為：「中國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而是「由徹底的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後來則明確說：「中國第三次革命將開始於民主主義的鬥爭，而非開始於社會主義的鬥爭。」[42]但前提是像十月革命那樣，這兩種革命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即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進行。青年托派則強調「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托氏的回答，意在不要糾纏於一開始是什麽性質的這種爭論。著眼於大原則——「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這兩種革命，排除資產階級參加或領導革命的任何可能性，這是托洛茨基當時調解中國托派小組織爭論的基本態度。在充分表現出陳獨秀與托洛茨基一樣，具有政治家的寬闊高遠的眼界。陳與當時其他托派人員相比，的確是鶴立雞群。
其二，政權問題。托洛茨基說：陳獨秀提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並不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相衝突，而隻是補充這個口號，並使這個口號通俗化……這個口號與『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絕無相同之點」。托氏的這個回答，使中國青年托派十分意外，因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核心就是所謂「不斷革命論」，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並不斷地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上去，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在民主革命時就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以保證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青年托派認為中國大革命失敗，就在於沒有及時提出這個口號，而共產國際及中共六大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還堅持這個錯誤。所以，他們一直猛烈抨擊「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口號，認為這個口號把「工農並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確定在專政當中真正的領導地位是工人所有的，還是農民所有的」；還因為「它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會主義的』」，因此根據俄國「二月革命的經驗」，必然導致「資產階級專政」[43]。中國托派中的反陳派也就抓住陳獨秀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不放，說它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根本對立，而與「民主專政」的口號「接近」，「妥協」。經過托洛茨基「裁判」後，反陳派就「閉口無言」了。
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與遙遠的托洛茨基的確是心聲相通的。因為「工農民主專政」中的「農」，在俄國革命中主要是指「富農」，即農村資產階級。他們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政權的鬥爭很激烈。而在中國主要是指「貧下中農」，特別是貧農，那是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這是中共提出這個口號的本意，在中國富農的力量很小，政治上的影響也極其微弱。托洛茨基和中國托派包括陳獨秀在內，都對這個口號有誤解，所以，陳獨秀轉向托派後，一麵批判這個口號，一麵根據中國的特點（尤其是大革命中農民運動的經驗）提出「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的確如托洛茨基所評價的那樣，是使「無產階級專政」口號「通俗化」，即「中國化」。青年托派批判這個口號是毫無道理的。
其三，國民會議問題。陳獨秀認為可以實現，應該為此而奮鬥；青年托派則認為它不過是反革命時期「團聚群眾」、對抗資產階級的一個策略，也與中共的「蘇維埃」口號相對立。這說明陳獨秀在接受這個口號後，走到了另一極端。對在國民黨獨裁統治下實現國民會議決定國是，抱有幻想，顯然是天真的。在這一點上，陳獨秀對托洛茨基主義有教條主義的色彩。其實，托洛茨基本人從未把這個問題說死，他說這是個「猜謎式的問題」，「隻能做種種假定」。所以，他說過「立憲會議不一定能召集成功」，也說過「這絕不是說：資產階級民主政製在兩個革命的過渡期，是沒有可能的」。[44]在1月8日這封信中，托洛茨基重複了上述觀點，仍然強調「沒有任何可能，來預先猜測事變在實際上究竟怎樣進行」。
就這樣，托洛茨基出了一個謎，讓中國托派來猜，於是造成了中國托派內部，主要是陳獨秀與青年托派之間長期的無休止的爭論。
其四，紅軍問題。這是陳獨秀被青年托派抓住的一個最要害的問題。問題的引起是陳獨秀發表的一篇長文《關於所謂「紅軍」問題》。文章從所謂西歐和俄國革命的經驗出發，攻擊中共領導人「領導農民做遊擊戰爭」是「背叛」中國工人運動，攻擊紅軍的成分「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其前途不外是（一）統治階級的內戰一時停止，『紅軍』便要被擊潰，或為所收買；（二）因自己的內鬧而潰散；（三）逐步與農村資產階級（商人與富農）妥協，變成他們的『白軍』，或為他們的經濟手段所壓迫而潰散」。[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