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最後，托洛茨基要求三派加速統一，「共同擬訂一個簡短的統一綱領，並依照人數為比例，召集一個統一大會」。
與劉仁靜及青年托派比較，托洛茨基的確具有卓越的政治素質和豐富的鬥爭經驗。他懂得怎樣使用原則，怎樣抓住問題的實質，怎樣識別人才和使用幹部。
接著，9月1日，托洛茨基給十月社和陳獨秀信（對十月社7月17日的回信），更加明確地表示：「（一）國際局（托派國際——引者）的立場，並不袒護中國左派反對派的某一派來反對另一派，因為我們的所有的材料未證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嚴重的分歧意見。（二）因此任何中國左派反對派的哪一派都不能認自己是國際反對派的代表，以反對另外的派別（這一條等於宣布劉仁靜不是『老托的代表』——引者）。（三）對於陳獨秀同誌這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們曾接得譯成英文的十二月十日陳獨秀同誌公開信。在這信中，陳獨秀同誌對於所有根本問題之立場，完全與我們一般的立場相同。因此我未看出為什麽幾個中國同誌繼續的稱陳獨秀同誌的一派為『右派』的理由。」
關於統一問題，這封信提出了一個更加具體而切實可行的辦法：「各派組織協議委員會以擬就政綱和統一的組織方法。」[35]
這些信表明，托洛茨基雖然對各派平等看待，但對陳獨秀格外垂青，有一種求賢若渴、伯樂相到了好馬的心情，較莫斯科留學回來的托派，給陳獨秀的感覺，簡直是冰火兩重天。用王文元後來的話說，陳獨秀過去因不被「我們的話派」和十月社承認，受盡奚落和侮辱，「妾身未明」；現在則被托洛茨基奉為掌上明珠——中國托派的領袖了。後來，托見到陳寫的其他文章，甚至直接寫信給陳獨秀，更是推崇備至，說從這些文章中看到：「盡管中國革命遭到了潰敗，而馬克思思想卻依舊活著，而且在發生作用。」他並產生一個想法：單單為了能親自閱讀陳獨秀的作品，「我就該學習中文」。[36]
與上述托洛茨基9月1日信的同時，托派臨時國際書記局（托洛茨基等各國托派首領簽名）發表了《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並寄給中國，係統地重申托洛茨基對於中國革命各種問題的立場，催促中國托派各派小組織早日統一。[37]
於是，青年托派各小組勉強地派出代表，與陳獨秀派的代表組成「協議委員會」，進行協商。但是，由於思想問題沒有解決，協商時，各派又各施招數，發生爭執。如無產者社的代表吳季嚴、馬玉夫的一篇聲明所說：各派代表「各懷鬼胎，沒有討論問題的誠意」。因此，一討論政治問題，便大家「王顧左右而言他」；「一逢到組織辦法問題，便一人一篇演說」。[38]而且，由於青年托派三個小組織的代表站在一起共同對付無產者社，他們又控製了協委秘書處，使無產者社處於不利的狀態中。
協議委員會期間又受圍攻 托洛茨基再次援救
「我們的話派」受了托洛茨基的批評，傲慢氣勢有所收斂，在1930年11月24日召開的本派上海積極分子會議上，做出決議，承認「統一是當前刻不容緩的任務」；「應即刻免除組織的成見，開誠布公地努力促成統一，在最短期內，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同時，區芳也表示，過去反對陳獨秀派等不良傾向的鬥爭有錯誤，「神經過敏」，採用了「對待敵人的方法」[39]。但是，由於區芳很快被捕入獄，並病死於獄中，梁幹喬主持該派，為了在統一後的組織中保持正統地位和領導權，他們提出了統一大會應該沿用「我們的話派」兩次代表大會後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並且對本派成員報大數的辦法，說本派有300人，等於其他三派的總和（其實最後約定下來，隻有120～140人）。
以王文元為首的十月社繼承了劉仁靜的傳統，死扣住陳獨秀政治問題上的所謂錯誤不放。9月29日，他們與「我們的話派」的北方區組織首先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反對派）」，發表《接到托洛茨基同誌的信後我們對於統一的提議》，對陳獨秀仍以挑釁的口吻說：「我們沒有認整個的『無產者社』為左派反對派，因為其中有些同誌，尤其那起領導作用的陳獨秀同誌，在許多嚴重問題上，還沒有與左派反對派的意見一致」，並重申了革命性質，「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國民會議，「紅軍」問題，中東路問題五大錯誤。[40]這完全沿襲了前述「我們的話派」批判陳獨秀「五大錯誤」的做法，不過在內容上，他們認為更加抓住了陳獨秀反托洛茨基主義錯誤的要害。
因此，在第一次協議會上討論議事日程時，十月社及戰鬥社代表就提出「要對過去的爭論問題，首先加以討論」，並具體提出第三次革命的性質、工人與貧農專政、紅軍問題、誤國政策等，要無產者社代表負責答覆。同時，他們又與我們的話派聯合提出「統一的兩個基本原則是：第一，統一必須以政治為基礎；第二，政治的討論則不能妨礙組織上的統一」。所以主張「提高協委本身的職權，取消各派機關報，停止各派領導機關的活動，混合各派組織」[41]。無產者社代表「立即提出嚴重批評」，認為這是「算舊帳主義」，「過去那種以要求對方承認錯誤為統一先決條件的辦法，根本要不得。我們根本反對拿出這種條件來談判統一」。於是，無產者社提出了「無條件統一的口號」，即先成立協委，而那些爭論問題等到協委成立後討論到綱領問題時，再予以解決。雙方妥協後成立了協委，討論過去爭論問題時，雙方初步進行了交鋒，擺出了各自的觀點，但多數各自保留了自己的觀點。協委的任務是三個：「起草共同政綱，召集大會，應付臨時事變」，並推選王文元起草的《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草案》。但草案仍然強調「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批判「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是「反動口號」。無產者社代表吳季嚴批評說：「這個口號的內容，已充分表示出階級關係的變化與革命性質的轉變，不能把它和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等量齊觀」；「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領導城鄉貧民專政」「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這三個口號是屬於同一範疇的，不能彼此對立」。這個問題爭論歷時兩個小時之久，「後來趙濟同誌和王文元同誌總覺得這個口號在字麵上『含義模糊』，可作左右解」。最後還是修改為「要嚴厲的批評含義模糊的口號——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於是，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又保留下來。在各派組織如何混合、將來代表大會的名稱是否用「第三次代表大會」、參加統一大會的各派代表的人數等問題上，都爭論不休或各說各的。
與劉仁靜及青年托派比較，托洛茨基的確具有卓越的政治素質和豐富的鬥爭經驗。他懂得怎樣使用原則，怎樣抓住問題的實質，怎樣識別人才和使用幹部。
接著，9月1日，托洛茨基給十月社和陳獨秀信（對十月社7月17日的回信），更加明確地表示：「（一）國際局（托派國際——引者）的立場，並不袒護中國左派反對派的某一派來反對另一派，因為我們的所有的材料未證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嚴重的分歧意見。（二）因此任何中國左派反對派的哪一派都不能認自己是國際反對派的代表，以反對另外的派別（這一條等於宣布劉仁靜不是『老托的代表』——引者）。（三）對於陳獨秀同誌這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們曾接得譯成英文的十二月十日陳獨秀同誌公開信。在這信中，陳獨秀同誌對於所有根本問題之立場，完全與我們一般的立場相同。因此我未看出為什麽幾個中國同誌繼續的稱陳獨秀同誌的一派為『右派』的理由。」
關於統一問題，這封信提出了一個更加具體而切實可行的辦法：「各派組織協議委員會以擬就政綱和統一的組織方法。」[35]
這些信表明，托洛茨基雖然對各派平等看待，但對陳獨秀格外垂青，有一種求賢若渴、伯樂相到了好馬的心情，較莫斯科留學回來的托派，給陳獨秀的感覺，簡直是冰火兩重天。用王文元後來的話說，陳獨秀過去因不被「我們的話派」和十月社承認，受盡奚落和侮辱，「妾身未明」；現在則被托洛茨基奉為掌上明珠——中國托派的領袖了。後來，托見到陳寫的其他文章，甚至直接寫信給陳獨秀，更是推崇備至，說從這些文章中看到：「盡管中國革命遭到了潰敗，而馬克思思想卻依舊活著，而且在發生作用。」他並產生一個想法：單單為了能親自閱讀陳獨秀的作品，「我就該學習中文」。[36]
與上述托洛茨基9月1日信的同時，托派臨時國際書記局（托洛茨基等各國托派首領簽名）發表了《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並寄給中國，係統地重申托洛茨基對於中國革命各種問題的立場，催促中國托派各派小組織早日統一。[37]
於是，青年托派各小組勉強地派出代表，與陳獨秀派的代表組成「協議委員會」，進行協商。但是，由於思想問題沒有解決，協商時，各派又各施招數，發生爭執。如無產者社的代表吳季嚴、馬玉夫的一篇聲明所說：各派代表「各懷鬼胎，沒有討論問題的誠意」。因此，一討論政治問題，便大家「王顧左右而言他」；「一逢到組織辦法問題，便一人一篇演說」。[38]而且，由於青年托派三個小組織的代表站在一起共同對付無產者社，他們又控製了協委秘書處，使無產者社處於不利的狀態中。
協議委員會期間又受圍攻 托洛茨基再次援救
「我們的話派」受了托洛茨基的批評，傲慢氣勢有所收斂，在1930年11月24日召開的本派上海積極分子會議上，做出決議，承認「統一是當前刻不容緩的任務」；「應即刻免除組織的成見，開誠布公地努力促成統一，在最短期內，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同時，區芳也表示，過去反對陳獨秀派等不良傾向的鬥爭有錯誤，「神經過敏」，採用了「對待敵人的方法」[39]。但是，由於區芳很快被捕入獄，並病死於獄中，梁幹喬主持該派，為了在統一後的組織中保持正統地位和領導權，他們提出了統一大會應該沿用「我們的話派」兩次代表大會後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並且對本派成員報大數的辦法，說本派有300人，等於其他三派的總和（其實最後約定下來，隻有120～140人）。
以王文元為首的十月社繼承了劉仁靜的傳統，死扣住陳獨秀政治問題上的所謂錯誤不放。9月29日，他們與「我們的話派」的北方區組織首先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反對派）」，發表《接到托洛茨基同誌的信後我們對於統一的提議》，對陳獨秀仍以挑釁的口吻說：「我們沒有認整個的『無產者社』為左派反對派，因為其中有些同誌，尤其那起領導作用的陳獨秀同誌，在許多嚴重問題上，還沒有與左派反對派的意見一致」，並重申了革命性質，「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國民會議，「紅軍」問題，中東路問題五大錯誤。[40]這完全沿襲了前述「我們的話派」批判陳獨秀「五大錯誤」的做法，不過在內容上，他們認為更加抓住了陳獨秀反托洛茨基主義錯誤的要害。
因此，在第一次協議會上討論議事日程時，十月社及戰鬥社代表就提出「要對過去的爭論問題，首先加以討論」，並具體提出第三次革命的性質、工人與貧農專政、紅軍問題、誤國政策等，要無產者社代表負責答覆。同時，他們又與我們的話派聯合提出「統一的兩個基本原則是：第一，統一必須以政治為基礎；第二，政治的討論則不能妨礙組織上的統一」。所以主張「提高協委本身的職權，取消各派機關報，停止各派領導機關的活動，混合各派組織」[41]。無產者社代表「立即提出嚴重批評」，認為這是「算舊帳主義」，「過去那種以要求對方承認錯誤為統一先決條件的辦法，根本要不得。我們根本反對拿出這種條件來談判統一」。於是，無產者社提出了「無條件統一的口號」，即先成立協委，而那些爭論問題等到協委成立後討論到綱領問題時，再予以解決。雙方妥協後成立了協委，討論過去爭論問題時，雙方初步進行了交鋒，擺出了各自的觀點，但多數各自保留了自己的觀點。協委的任務是三個：「起草共同政綱，召集大會，應付臨時事變」，並推選王文元起草的《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草案》。但草案仍然強調「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批判「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是「反動口號」。無產者社代表吳季嚴批評說：「這個口號的內容，已充分表示出階級關係的變化與革命性質的轉變，不能把它和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等量齊觀」；「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領導城鄉貧民專政」「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這三個口號是屬於同一範疇的，不能彼此對立」。這個問題爭論歷時兩個小時之久，「後來趙濟同誌和王文元同誌總覺得這個口號在字麵上『含義模糊』，可作左右解」。最後還是修改為「要嚴厲的批評含義模糊的口號——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於是，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又保留下來。在各派組織如何混合、將來代表大會的名稱是否用「第三次代表大會」、參加統一大會的各派代表的人數等問題上，都爭論不休或各說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