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話派」也在1929年11月15日致函托洛茨基，報告因為陳獨秀不接受三個條件，繼續自己的獨立立場，因此「我們認為陳獨秀不曾脫離機會主義，我們決定像反對一切機會主義者那樣反對他」[29]。12月22日，托洛茨基覆信，對劉仁靜說的陳獨秀趨向托派，表示「很歡迎」；同時他又說：「我很知道他在革命那幾年中的策略是史達林、布哈林、馬爾丁諾夫的政策。」而對「我們的話派」說陳還沒有放棄機會主義，則表示「現在我還沒有讀過陳獨秀任何綱領式的聲明書，所以沒有可能在此問題上發表意見」。為了幫助他們分清大的是非，托在信末提出了他與史達林分歧的15個問題，作為衡量陳獨秀和其他人「與我們是否原則上一致」[30]的標準。這15個問題，就是以上陳獨秀被開除前後所發表的文章和文件中經常談到的與中共中央的分歧。
1930年1月25日，劉仁靜同時與陳獨秀及「我們的話派」決裂以後，又寫信給托洛茨基，繼續攻擊這兩派，報告他與他們決裂的情況。2月24日，托洛茨基回信同意他與陳獨秀派決裂的行動，但不同意他與「我們的話派」分裂。他重複了1929年11月回信中因聽信劉的反映而對陳的批評：「關於陳獨秀派，因為這一派繼續的站在『民主專政』的主張上，換言之即對於最根本的問題站在史大林及馬爾丁諾夫的主張上，這就決定了問題，假使陳獨秀直到現在還不了解這一所謂『布爾什維克』的口號在中國的作用是掩蓋純粹的孟什維克的政策……那是很壞的；同他統一組織，全然談不到，因為他的軟弱，同他作實際的協定，是沒有意義的。」還說：「關於對陳獨秀派的估量，『我們的話派』比較的正確。現在這種不同的意見，已經消滅，因為你十分正確的對陳獨秀派採取了完全不可調和的態度。」[31]
托洛茨基為什麽對「民主專政」口號如此深惡痛絕，是因為這個口號在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詞典中，就意味著承認「資產階級有革命性」，因此革命性質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運動中，無產階級必須與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而其結果就是中國1925～1927年革命那樣，以資產階級的背叛和無產階級的失敗而結束。他聽了劉仁靜和「我們的話派」的反映後，認為陳獨秀至今還堅持這個口號，顯然是一種誤會。
所以，當接到劉仁靜2月21日批判陳獨秀等「八十一人意見書」的信後，托洛茨基開始疑惑起來。4月3日覆信，他要劉把這個意見書「忠實地翻譯出來，寄給我。此事很重要，我請您翻譯得盡可能完美確切」。[32]托洛茨基不愧是精明的政治家，他不太相信別人的轉述，而要親自閱讀陳獨秀的意見，做出自己的判斷。
從以上托洛茨基四封信來看，他在掌握陳獨秀轉向托派的第一手材料——陳獨秀親自撰寫的聲明和文章以前，對陳獨秀的態度是十分審慎的：既歡迎，又有警惕。這說明托是一個原則堅定的人。所以，在終於看到無產者社寄去的已翻譯成英文的陳獨秀1929年12月10日發表的《告全黨同誌書》之後，他的態度就十分明朗而熱烈了，甚至要求中國托派向陳獨秀學習。而對於「我們的話派」與十月社及二者與劉仁靜之間的分裂，更持批評態度。實際上，這種分裂，使本來就弱小的托派力量，更容易受到摧殘。當時在滬西進行工人運動的區芳等人就被反動當局逮捕，不久死於獄中，與外界聯絡的地址也經常被破壞。1930年8月17日，總幹致托洛茨基轉法國托派機關 verite編輯部的信中，承認很久與外界通信斷絕，「原因是中國反對派受到了白色恐怖以及內部組織分裂的雙重打擊」，表示出對分裂的危害性開始有所認識，並說幾個月內要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33]
1930年8月22日，陳獨秀和無產者社在受到中共開除，同時又飽受留學生托派組織排擠打擊快一年之後，托洛茨基分別致函劉仁靜和「我們的話派」，熱情讚揚陳獨秀的《告全黨同誌書》「是一篇極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採取了完全清楚與正確的立場；特別在民主專政問題上」；陳獨秀被中共開除前後對中共「左」傾中央的批判，顯然深深地打動了托氏，他說：「陳獨秀有很多的政治經驗，這些經驗是大多數中國反對派同誌們所未有的」；「當我們有了像陳獨秀那樣傑出的革命者，正式與黨決裂，以致被開除出黨，終於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國際反對派——我們怎麽能夠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許多像陳獨秀那樣有經驗的共產黨員嗎？他在過去犯了不少錯誤，但他已經明白了這些錯誤。對於革命者與領袖來說，明白自己過去的錯誤是很可珍貴的事。反對派中許多年輕人能夠而且應該向陳獨秀同誌學習！」因為陳獨秀是國民黨「懸賞萬金」通緝的「共黨首領」，隱蔽得很深，托對劉說：「我怕我這裏的陳獨秀的地址不能用，請你代我向他問候，並請告訴他，讀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歡喜。我堅決相信我們在將來是能夠一起工作的。」[34]
托洛茨基還認為中國托派「並沒有綱領上的戰略上的分歧意見，有些細節上的歧異，你們（指「我們的話派」——引者）和劉仁靜都拿來異常地誇大了。我決然看不出所有這三派（當時「戰鬥社」還沒有成立——引者）有什麽各自分立的理由」。
托洛茨基特別嚴厲地批評了「我們的話派」的正統自大心理，指責他們「要其他兩派都須向你們承認錯誤，然後你們允許他們加入你們的組織……這種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們的特色」；「我無論如何是不同意的！」
1930年1月25日，劉仁靜同時與陳獨秀及「我們的話派」決裂以後，又寫信給托洛茨基，繼續攻擊這兩派，報告他與他們決裂的情況。2月24日，托洛茨基回信同意他與陳獨秀派決裂的行動，但不同意他與「我們的話派」分裂。他重複了1929年11月回信中因聽信劉的反映而對陳的批評：「關於陳獨秀派，因為這一派繼續的站在『民主專政』的主張上，換言之即對於最根本的問題站在史大林及馬爾丁諾夫的主張上，這就決定了問題，假使陳獨秀直到現在還不了解這一所謂『布爾什維克』的口號在中國的作用是掩蓋純粹的孟什維克的政策……那是很壞的；同他統一組織，全然談不到，因為他的軟弱，同他作實際的協定，是沒有意義的。」還說：「關於對陳獨秀派的估量，『我們的話派』比較的正確。現在這種不同的意見，已經消滅，因為你十分正確的對陳獨秀派採取了完全不可調和的態度。」[31]
托洛茨基為什麽對「民主專政」口號如此深惡痛絕，是因為這個口號在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詞典中，就意味著承認「資產階級有革命性」，因此革命性質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運動中，無產階級必須與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而其結果就是中國1925～1927年革命那樣，以資產階級的背叛和無產階級的失敗而結束。他聽了劉仁靜和「我們的話派」的反映後，認為陳獨秀至今還堅持這個口號，顯然是一種誤會。
所以，當接到劉仁靜2月21日批判陳獨秀等「八十一人意見書」的信後，托洛茨基開始疑惑起來。4月3日覆信，他要劉把這個意見書「忠實地翻譯出來，寄給我。此事很重要，我請您翻譯得盡可能完美確切」。[32]托洛茨基不愧是精明的政治家，他不太相信別人的轉述，而要親自閱讀陳獨秀的意見，做出自己的判斷。
從以上托洛茨基四封信來看，他在掌握陳獨秀轉向托派的第一手材料——陳獨秀親自撰寫的聲明和文章以前，對陳獨秀的態度是十分審慎的：既歡迎，又有警惕。這說明托是一個原則堅定的人。所以，在終於看到無產者社寄去的已翻譯成英文的陳獨秀1929年12月10日發表的《告全黨同誌書》之後，他的態度就十分明朗而熱烈了，甚至要求中國托派向陳獨秀學習。而對於「我們的話派」與十月社及二者與劉仁靜之間的分裂，更持批評態度。實際上，這種分裂，使本來就弱小的托派力量，更容易受到摧殘。當時在滬西進行工人運動的區芳等人就被反動當局逮捕，不久死於獄中，與外界聯絡的地址也經常被破壞。1930年8月17日，總幹致托洛茨基轉法國托派機關 verite編輯部的信中，承認很久與外界通信斷絕，「原因是中國反對派受到了白色恐怖以及內部組織分裂的雙重打擊」，表示出對分裂的危害性開始有所認識，並說幾個月內要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33]
1930年8月22日，陳獨秀和無產者社在受到中共開除，同時又飽受留學生托派組織排擠打擊快一年之後，托洛茨基分別致函劉仁靜和「我們的話派」，熱情讚揚陳獨秀的《告全黨同誌書》「是一篇極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採取了完全清楚與正確的立場；特別在民主專政問題上」；陳獨秀被中共開除前後對中共「左」傾中央的批判，顯然深深地打動了托氏，他說：「陳獨秀有很多的政治經驗，這些經驗是大多數中國反對派同誌們所未有的」；「當我們有了像陳獨秀那樣傑出的革命者，正式與黨決裂，以致被開除出黨，終於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國際反對派——我們怎麽能夠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許多像陳獨秀那樣有經驗的共產黨員嗎？他在過去犯了不少錯誤，但他已經明白了這些錯誤。對於革命者與領袖來說，明白自己過去的錯誤是很可珍貴的事。反對派中許多年輕人能夠而且應該向陳獨秀同誌學習！」因為陳獨秀是國民黨「懸賞萬金」通緝的「共黨首領」，隱蔽得很深，托對劉說：「我怕我這裏的陳獨秀的地址不能用，請你代我向他問候，並請告訴他，讀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歡喜。我堅決相信我們在將來是能夠一起工作的。」[34]
托洛茨基還認為中國托派「並沒有綱領上的戰略上的分歧意見，有些細節上的歧異，你們（指「我們的話派」——引者）和劉仁靜都拿來異常地誇大了。我決然看不出所有這三派（當時「戰鬥社」還沒有成立——引者）有什麽各自分立的理由」。
托洛茨基特別嚴厲地批評了「我們的話派」的正統自大心理，指責他們「要其他兩派都須向你們承認錯誤，然後你們允許他們加入你們的組織……這種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們的特色」；「我無論如何是不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