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見麵後，趙濟和劉胤二人曾搬到尹寬的院子內同住了一個月左右。在這一段時間，陳獨秀來過三四次。彭述之、鄭超麟、羅漢等人也來過，顯然要爭取他們加入托陳派。但是，趙濟發現：陳獨秀等人除了不定期出一油印刊物外，「沒有更多的活動。因為他們每個人為使自己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能生存下去，就不得不以更多的時間、更多的精力忙於個人的生活。從尹寬身上可以看出他忙於寫作，生活是相當艱苦的」。因此，「我和劉胤當時不想和『無產者社』的人過分接近，也不想入他們的『夥』」。再考慮到其他兩派的狀況，「我們也想到這些派別不會長期單獨存在下去，不是自生自滅，就是勢必會趨向統一，因為這些派別所抱的同樣是托洛茨基的觀點，到時在統一商談中及統一組織中我們也可以占一位置」。於是，就在1930年12月，聯合王平一等共七人成立了戰鬥社。[24]
這種不斷分裂的混戰狀況，充分表明了中國托派的先天不足和黨派偏見的狹隘性，當然，從大的環境來看，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他們還能共同信仰托洛茨基主義這樣一種革命理想，也有值得敬佩的地方。正如王文元後來回憶時所評論的那樣：「現在回憶起當時派別間的『鬥爭』情形，隻覺得五花八門，烏煙瘴氣；但若仔細想想，這也正是每一個政治思想在運動初期的共通現象。個人與派別偏見，和革命思想的真誠差異交織在一起；時常會表現得非常怪誕。崇高的與卑劣的動機往往會用同一方式表達出來；而各個人品質上的賢與不肖，當事情還隻限於說話或文字之時，也總是混淆不清的。光就轉向反對派的動機說，已經是頗不一致了。有的，為了黨內不易得誌，企圖到新的方麵去找出路；有的，在白色恐怖的猖狂中害怕了革命，把反對派看作了向後退卻的一塊墊腳石；又有一些人，隻想利用反對派的更左的名義，藉以掩飾自己的消極，使自己的脫黨能心安理得……不過盡管有這許多卑鄙不純的動機，我卻還應該說，當時的最大多數反對派分子，都是由於真純的革命動機，即由於真誠相信託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比之於史達林們所定的路線，更符合中國革命的利益；因之，不顧他們既得的『利益』或已有的地位，都願全心全力地為反對派鬥爭。」[25]
當時陳獨秀主持通過的《接受國際委員會來信之共同意見——無產者社的提案》，對這一現象則從客觀條件上進行了分析：「在整個共產國際分崩離析的狀況下，左派反對派在各國都不能一開始就達到統一的組織，在中國更遇到特別困難的環境。中國共產黨在國際機會主義的領導之下，差不多自始就未受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它的理論基礎非常薄弱！這次失敗之嚴厲的打擊，又使黨的基礎瓦解並處在極端的白色恐怖之下，再加上史大林派官僚製度先期對於反對派之極端無理的壓迫……在這種種打擊之下，中國左派反對派在開始的時候就很難從一個成熟的政治派別形成一個統一的組織。現有的各小組織都是在分散的狀況中各自成立起來的。因為有各自成立的小組織之存在，就不免具有小組織的排他性；各不相下，甚至互相攻訐，真正政治問題的討論都難免別生枝節。」[26]
應該說，在這些反對派中，陳獨秀是動機最真誠、最純潔的一個。
受到托洛茨基推崇
這些中國托派小組織在互相傾軋的同時，又都向托洛茨基寫信、寄材料，標榜自己，攻擊異己。托洛茨基始終關注著中國的革命運動，並把其視為自己理論的一塊重要「試驗地」。他對於來自中國的信件和材料，無不認真閱讀，及時回復，隻是當時郵路不暢，上海與他住的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之間的往來信函需要「共費三十五天工夫」。[27]我們從托洛茨基死後根據其遺囑40年後（1980年1月）才啟封的托洛茨基私人檔案裏，發現從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他給中國托派及陳獨秀寫的信有22封，其中直接談陳獨秀問題的就有17封之多。
起先，托洛茨基聽信劉仁靜的片麵之詞，對吸收陳獨秀加入托派組織，採取了謹慎的態度。劉仁靜一方麵反映陳獨秀在基本立場上已經傾向托派，批評「我們的話派」拒絕陳獨秀派；但另一方麵在革命性質問題上陳獨秀仍有保留意見：認為下次革命總有一段時間（即使很短）要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不同意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陳主張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也與「無產階級專政」不一樣。對此，托氏在1929年11月給劉的信中，批評劉不應該與「我們的話派」分裂：「你說他們反對陳獨秀到他們的隊伍中來，為了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自己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與陳獨秀統一，然後又跟他分裂，那簡直是罪惡。我們與他之間，在過去的歧見（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間沒有事先的鄭重考驗，不可能統一起來。無論如何，現在就搞左派統一，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與他們決裂，那是魯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說陳獨秀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是站在r立場上的，並不與我們一致。可是這個問題卻是基本的。現在與堅持『民主專政』的人搞統一，便是不可饒恕的輕率」。[28]
這裏的「r」即拉狄克，曾是蘇聯托派骨幹，大革命時期曾任共產國際執委、書記、東方部部長、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等職，中國留學生多數是受他的影響而轉向托派的。但他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一直動搖，與托洛茨基有分歧。1927年被蘇共開除後，表示悔過，承認「工農民主專政」等觀點，1930年恢復黨籍。因此，他被托派視為變節者。但是，後來他又被蘇共開除，並在1937年的「托布（哈林）反黨聯盟案」中被鎮壓，死後恢復名譽。在這裏，托洛茨基顯然擔心陳獨秀成為拉狄克那樣的「變節者」。劉仁靜受此影響，從1929年11月至1930年3月，寫了以上多篇批判陳獨秀的文章。
這種不斷分裂的混戰狀況，充分表明了中國托派的先天不足和黨派偏見的狹隘性，當然，從大的環境來看，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他們還能共同信仰托洛茨基主義這樣一種革命理想，也有值得敬佩的地方。正如王文元後來回憶時所評論的那樣：「現在回憶起當時派別間的『鬥爭』情形，隻覺得五花八門，烏煙瘴氣；但若仔細想想，這也正是每一個政治思想在運動初期的共通現象。個人與派別偏見，和革命思想的真誠差異交織在一起；時常會表現得非常怪誕。崇高的與卑劣的動機往往會用同一方式表達出來；而各個人品質上的賢與不肖，當事情還隻限於說話或文字之時，也總是混淆不清的。光就轉向反對派的動機說，已經是頗不一致了。有的，為了黨內不易得誌，企圖到新的方麵去找出路；有的，在白色恐怖的猖狂中害怕了革命，把反對派看作了向後退卻的一塊墊腳石；又有一些人，隻想利用反對派的更左的名義，藉以掩飾自己的消極，使自己的脫黨能心安理得……不過盡管有這許多卑鄙不純的動機，我卻還應該說，當時的最大多數反對派分子，都是由於真純的革命動機，即由於真誠相信託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比之於史達林們所定的路線，更符合中國革命的利益；因之，不顧他們既得的『利益』或已有的地位，都願全心全力地為反對派鬥爭。」[25]
當時陳獨秀主持通過的《接受國際委員會來信之共同意見——無產者社的提案》，對這一現象則從客觀條件上進行了分析：「在整個共產國際分崩離析的狀況下，左派反對派在各國都不能一開始就達到統一的組織，在中國更遇到特別困難的環境。中國共產黨在國際機會主義的領導之下，差不多自始就未受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它的理論基礎非常薄弱！這次失敗之嚴厲的打擊，又使黨的基礎瓦解並處在極端的白色恐怖之下，再加上史大林派官僚製度先期對於反對派之極端無理的壓迫……在這種種打擊之下，中國左派反對派在開始的時候就很難從一個成熟的政治派別形成一個統一的組織。現有的各小組織都是在分散的狀況中各自成立起來的。因為有各自成立的小組織之存在，就不免具有小組織的排他性；各不相下，甚至互相攻訐，真正政治問題的討論都難免別生枝節。」[26]
應該說，在這些反對派中，陳獨秀是動機最真誠、最純潔的一個。
受到托洛茨基推崇
這些中國托派小組織在互相傾軋的同時，又都向托洛茨基寫信、寄材料，標榜自己，攻擊異己。托洛茨基始終關注著中國的革命運動，並把其視為自己理論的一塊重要「試驗地」。他對於來自中國的信件和材料，無不認真閱讀，及時回復，隻是當時郵路不暢，上海與他住的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之間的往來信函需要「共費三十五天工夫」。[27]我們從托洛茨基死後根據其遺囑40年後（1980年1月）才啟封的托洛茨基私人檔案裏，發現從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他給中國托派及陳獨秀寫的信有22封，其中直接談陳獨秀問題的就有17封之多。
起先，托洛茨基聽信劉仁靜的片麵之詞，對吸收陳獨秀加入托派組織，採取了謹慎的態度。劉仁靜一方麵反映陳獨秀在基本立場上已經傾向托派，批評「我們的話派」拒絕陳獨秀派；但另一方麵在革命性質問題上陳獨秀仍有保留意見：認為下次革命總有一段時間（即使很短）要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不同意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陳主張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也與「無產階級專政」不一樣。對此，托氏在1929年11月給劉的信中，批評劉不應該與「我們的話派」分裂：「你說他們反對陳獨秀到他們的隊伍中來，為了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自己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與陳獨秀統一，然後又跟他分裂，那簡直是罪惡。我們與他之間，在過去的歧見（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間沒有事先的鄭重考驗，不可能統一起來。無論如何，現在就搞左派統一，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與他們決裂，那是魯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說陳獨秀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是站在r立場上的，並不與我們一致。可是這個問題卻是基本的。現在與堅持『民主專政』的人搞統一，便是不可饒恕的輕率」。[28]
這裏的「r」即拉狄克，曾是蘇聯托派骨幹，大革命時期曾任共產國際執委、書記、東方部部長、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等職，中國留學生多數是受他的影響而轉向托派的。但他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一直動搖，與托洛茨基有分歧。1927年被蘇共開除後，表示悔過，承認「工農民主專政」等觀點，1930年恢復黨籍。因此，他被托派視為變節者。但是，後來他又被蘇共開除，並在1937年的「托布（哈林）反黨聯盟案」中被鎮壓，死後恢復名譽。在這裏，托洛茨基顯然擔心陳獨秀成為拉狄克那樣的「變節者」。劉仁靜受此影響，從1929年11月至1930年3月，寫了以上多篇批判陳獨秀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