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戲劇性的是，「我們的話派」的總幹，也做出了一係列開除決定。首先是在十月社成立後，他們譴責「反革命機會主義反對派劉仁靜等人向我們——反對派嚴重進攻」，並將劉仁靜、王文元等人開除。[19]同時，「我們的話派」內部，在對待陳獨秀派的問題上也發生分裂。由於史唐、區芳、張特主張在前述三個條件下，可以吸收陳獨秀派，梁幹喬就攻擊史唐等「受了陳獨秀金錢收買」，自動脫離總幹工作，並煽動「廣東省幹會市幹會各支部各組長聯席會議」寫信要挾總幹：「誓死不同陳獨秀派妥協，否則香港區全體同誌脫離反對派。」[20]（當時香港托派組織屬於廣東省幹事會領導——引者）梁幹喬還席捲該派與國內外通信地址，截留外國寄來的文件，斷絕該派的經濟來源，致使該派工作一度陷於混亂。為此，總幹做出了開除梁幹喬和張師的決議。[21]後因為區芳在工人運動中被捕，並不久死於上海漕河涇獄中，梁幹喬又回來成為「我們的話派」的領袖。
而劉仁靜與十月社的合作也不長久。因為他在批判陳獨秀時，堅持認為1923年國共合作時他和張國燾主張的「加入國民黨而對國民黨怠工是布爾什維克路線」的觀點，於1930年7月19日被十月社開除。[22]
與此同時，即在陳獨秀派不接受加入「我們的話派」的三個條件並自行成立無產者社小組織，出版機關報《無產者》後，總幹加強了對陳獨秀的批判。1930年7月，他們發表了《給無產者社一封公開的信》，係統嚴厲地批判了陳獨秀的六大錯誤：（1）「不勇敢的承認自己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所犯的機會主義錯誤。」（2）中東路問題上「誤國政策的錯誤」。（3）「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陳獨秀提出「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實際上是「工農民主專政」。（4）「對於群眾運動消極的傾向」；「你們批評史大林機會主義者的盲動政策的時候，有許多話說得太過火了，因此使你們跑到了不動的極端。在你們的政治意見書中說：『盲動主義的政治路線所表現的是……強迫罷工；每個小的經濟鬥爭都要擴大到大的政治鬥爭；不斷的命令黨員群眾上街示威……（以上兩個省略號為原有——引者）散發傳單標語』。事實上，這些都不是盲動主義，而是目前應該努力的經常工作」。「過去史大林派示威與散發傳單標語的工作，確有相當的效果，而我們在這種工作上反時時表示落後。」（5）「估計目前時局的錯誤」：批評陳獨秀在《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一文中說的軍閥「戰爭的結果都不是資產階級政權走向崩潰，而是走向逐步的統一與相當穩定」和帝國主義「都一致企圖援助中國代表整個的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之統一與穩定」的說法，「完全背誦了周佛海一流人物的幻想，就是希望中國能有俾士麥式的統一之前途」。（6）「對農民問題可恥的態度」，批評陳獨秀認為「紅軍就是土匪」，沒有勝利前途的觀點。
從以上我們的話派批判陳獨秀的六大錯誤來看，他們與中共所謂「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方法，無大的區別。所以，他們與中共的對立及批判，其意並不在於爭辯路線是非，而是要乘大革命失敗的危機，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正如托洛茨基想取代史達林、托派國際取代第三國際一樣，不過是權力之爭。這也從根本上註定了他們不可能有發展和勝利的前途。
鑑於以上各小組織之間混戰的情況，另外一些莫斯科回國後還在遊離狀態的托派學生，又在共產黨和已有的托派組織之外，成立了第四個托派小組織，這就是趙濟、劉胤等七人組織的戰鬥社，機關報《戰鬥》。對這些人，陳獨秀派曾爭取他們加入托陳派，並多次秘密會見趙濟。
趙濟回憶與陳獨秀見麵時的印象時，感嘆革命歲月的磨鍊對陳獨秀造成的深刻變化。他說：第一次見麵是在上海提籃橋尹寬住處，按照約定的傍晚時分，我到後不久，陳獨秀也來了，坐定後，他從懷裏掏出一個麵包。我問：「老先生，你還沒有用過晚飯？」他說，他長期害胃病，近來尤甚，每天隻能以麵包充飢。我看他雖然害胃病，但精神與我想像的不同，我覺得他熱情而又和藹，這和我以前見他時大不相同。在大革命期間，我前後見過他三次：第一次是在1925年1月第四次黨代表大會，我列席會議，我見過他。第二次是在1925年5月下旬，我到廣州對楊希閔軍隊進行策反工作時見過他。他對我和趙適然、吳少默、陶光潮四人親自作了指示。第三次是同年6月中旬，廣東楊（希閔）劉（振寰）叛亂事件解決後，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派我回上海，向黨中央口頭報告事變解決經過及區委工作情況。他聽後勃然大怒，大罵陳延年，倒使我弄得不知所措。所以他過去給我的印象是家長作風，專橫獨斷，盛氣淩人。這次見麵，那些現象在他身上完全消失了。[23]
這就是革命事業連續失敗的打擊在陳獨秀身上留下的烙印，改變了他的性格和脾氣。而他貧病交加、生活潦倒的情況，一直伴隨到他去世。
但是，他的精神卻始終沒有垮。趙濟接著說：在談話中，他流露出對第三國際的不滿。他認為中國革命失敗，第三國際不能沒有責任。他之不滿是說中國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都推在他的頭上，他是不服氣的。但他也說這不是服氣不服氣的問題，而是如何從失敗中取得教訓的問題。
而劉仁靜與十月社的合作也不長久。因為他在批判陳獨秀時，堅持認為1923年國共合作時他和張國燾主張的「加入國民黨而對國民黨怠工是布爾什維克路線」的觀點，於1930年7月19日被十月社開除。[22]
與此同時，即在陳獨秀派不接受加入「我們的話派」的三個條件並自行成立無產者社小組織，出版機關報《無產者》後，總幹加強了對陳獨秀的批判。1930年7月，他們發表了《給無產者社一封公開的信》，係統嚴厲地批判了陳獨秀的六大錯誤：（1）「不勇敢的承認自己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所犯的機會主義錯誤。」（2）中東路問題上「誤國政策的錯誤」。（3）「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陳獨秀提出「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實際上是「工農民主專政」。（4）「對於群眾運動消極的傾向」；「你們批評史大林機會主義者的盲動政策的時候，有許多話說得太過火了，因此使你們跑到了不動的極端。在你們的政治意見書中說：『盲動主義的政治路線所表現的是……強迫罷工；每個小的經濟鬥爭都要擴大到大的政治鬥爭；不斷的命令黨員群眾上街示威……（以上兩個省略號為原有——引者）散發傳單標語』。事實上，這些都不是盲動主義，而是目前應該努力的經常工作」。「過去史大林派示威與散發傳單標語的工作，確有相當的效果，而我們在這種工作上反時時表示落後。」（5）「估計目前時局的錯誤」：批評陳獨秀在《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一文中說的軍閥「戰爭的結果都不是資產階級政權走向崩潰，而是走向逐步的統一與相當穩定」和帝國主義「都一致企圖援助中國代表整個的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之統一與穩定」的說法，「完全背誦了周佛海一流人物的幻想，就是希望中國能有俾士麥式的統一之前途」。（6）「對農民問題可恥的態度」，批評陳獨秀認為「紅軍就是土匪」，沒有勝利前途的觀點。
從以上我們的話派批判陳獨秀的六大錯誤來看，他們與中共所謂「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方法，無大的區別。所以，他們與中共的對立及批判，其意並不在於爭辯路線是非，而是要乘大革命失敗的危機，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正如托洛茨基想取代史達林、托派國際取代第三國際一樣，不過是權力之爭。這也從根本上註定了他們不可能有發展和勝利的前途。
鑑於以上各小組織之間混戰的情況，另外一些莫斯科回國後還在遊離狀態的托派學生，又在共產黨和已有的托派組織之外，成立了第四個托派小組織，這就是趙濟、劉胤等七人組織的戰鬥社，機關報《戰鬥》。對這些人，陳獨秀派曾爭取他們加入托陳派，並多次秘密會見趙濟。
趙濟回憶與陳獨秀見麵時的印象時，感嘆革命歲月的磨鍊對陳獨秀造成的深刻變化。他說：第一次見麵是在上海提籃橋尹寬住處，按照約定的傍晚時分，我到後不久，陳獨秀也來了，坐定後，他從懷裏掏出一個麵包。我問：「老先生，你還沒有用過晚飯？」他說，他長期害胃病，近來尤甚，每天隻能以麵包充飢。我看他雖然害胃病，但精神與我想像的不同，我覺得他熱情而又和藹，這和我以前見他時大不相同。在大革命期間，我前後見過他三次：第一次是在1925年1月第四次黨代表大會，我列席會議，我見過他。第二次是在1925年5月下旬，我到廣州對楊希閔軍隊進行策反工作時見過他。他對我和趙適然、吳少默、陶光潮四人親自作了指示。第三次是同年6月中旬，廣東楊（希閔）劉（振寰）叛亂事件解決後，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派我回上海，向黨中央口頭報告事變解決經過及區委工作情況。他聽後勃然大怒，大罵陳延年，倒使我弄得不知所措。所以他過去給我的印象是家長作風，專橫獨斷，盛氣淩人。這次見麵，那些現象在他身上完全消失了。[23]
這就是革命事業連續失敗的打擊在陳獨秀身上留下的烙印，改變了他的性格和脾氣。而他貧病交加、生活潦倒的情況，一直伴隨到他去世。
但是，他的精神卻始終沒有垮。趙濟接著說：在談話中，他流露出對第三國際的不滿。他認為中國革命失敗，第三國際不能沒有責任。他之不滿是說中國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都推在他的頭上，他是不服氣的。但他也說這不是服氣不服氣的問題，而是如何從失敗中取得教訓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