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莫斯科回來的劉仁靜，是個特殊人物，一向是「反對派中的反對派」。他回國時自知自己的情況，黨不會再接納，就違反莫斯科約定回國後繼續隱藏在中共黨內的原則，向中央代表惲代英公開表示不同意黨的路線並將提出自己的書麵意見後就隱居起來，不再參加黨的任何工作和活動。接著，他在策劃「我們的話派」與陳獨秀派的聯合失敗後，惱羞成怒，在1929年11月5日油印印發了一篇題為《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的小冊子，敘述了他推動兩派聯合及失敗的經過，激烈攻擊兩派對托派的「統一運動」沒有誠意，使運動以「失敗」而「告一段落」。他認為這是因為在「對黨的態度和國民會議策略」兩個中心問題上，雙方明顯發生衝突。他主張今後應討論這些問題，「先在思想策略上的統一，再做組織上的統一」。文中，他毫不掩飾地蔑視青年托派，同時又攻擊陳獨秀。
對於青年托派即「我們的話派」的「總幹事會」，他批評他們不吸收陳獨秀派「完全是為了地位」，「懼怕那些有能力的人」，而不是「路線」分歧。[11]他又批評總幹對他拿回來的托洛茨基起草的中國托派政綱，不加討論，更不在1929年9月舉行的二代會上做出決議。對黨的態度，他批評總幹僵死執行托派在黨內活動的原則，主張「注重在黨內進行反對派的工作」，同時又應該獨立組織，在黨外積極開展活動。對於國民會議策略，總幹內部也分裂成贊成和反對兩派。他還認為我們的話派在二代會政治決議案中關於革命形勢「正在復興」的提法，與中共中央的觀點相似。於是，他攻擊總幹執行的是「投降派路線」。[12]
對於陳獨秀，劉仁靜對陳寫的《論中國革命的性質》（學習托洛茨基文件的心得，隻在托派同誌中傳閱過，沒有公開發表）、1929年10月10日給中央的信、《告全黨同誌書》及《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等文章，進行了更為猛烈的批判：一是批評陳「不徹底承認自己的錯誤」，「脫卸過去革命失敗應負的責任」，「表麵上承認錯誤，實際上反執之愈堅」。[13]劉仁靜和所有青年托派認為，陳獨秀是「自覺地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而不是像陳獨秀說的「違心地執行」。二是批評陳不提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而別出心裁地提「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這「將成為民主專政者之最後遁窖」。[14]三是批評陳獨立成立自己的組織，談判聯合時，又不願意解散它。
為此，劉仁靜宣布，陳獨秀派是「假借反對派的招牌」，「實際是舊貨貼了新商標」，變成了「右派反對派」，而不是「左派反對派」。他甚至這樣嚴厲地攻擊陳獨秀：「我們最初對於陳獨秀曾不乏幻想」，但「短期合作」後，發現他「離開革命立場，精神衰敗」，「墮落成為一個失意的政客」，「一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集合於他周圍的……都是些欺詐失意的政客」，「我們應當丟掉他」[15]。所以，當他幫助起草的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發表時，劉仁靜斷然拒絕在上麵簽名，並聲明這個意見書比他原來起草的稿子「擴大了許多」，「沒有一點革命的作用，隻是替陳獨秀鞏固他過去的錯誤」[16]。
劉仁靜的《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小冊子被中共中央發現後，認為劉仁靜在組織新的「反黨聯盟」，[17]所以，中央在12月29日公開致函劉仁靜，要劉表示「最後意見，限你於閱報（紅旗）後三日內正式用書麵答覆中央」。並令劉在中央與托派路線之間做出抉擇。[18]劉仁靜未予理睬，隨即自動脫黨。當時不少托派分子，是這樣自動脫黨的。
因此，劉仁靜在不滿共產黨、批判「我們的話派」和陳獨秀派的同時，於1930年1月與王文元、黎白曼、宋逢春等九人，另行成立一個托派小組織，發表長達約1.7萬字的《告同誌書》（小冊子），起名「中國左派共產主義者同盟」，並在該月30日出版機關報《十月》，於是他們被人稱為「十月社」。
在《告同誌書》中他們兩麵開弓，一方麵嚴厲批判陳獨秀，重複以上劉仁靜幾篇文章中的觀點。另一方麵，又係統地批判「我們的話派」1929年9月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違背托洛茨基托劉仁靜帶回的《中國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在「世界革命運動之最近形勢」、「對中國目前形勢之估量」、「國民會議問題」上，「鸚鵡學舌」，與史達林派觀點一樣，並「規定我們的小組織是黨內的」（而不是「我們的組織是獨立的，黨內的工作隻是一部分」），「將反對派變成史大林主義的一個支部」，「對史大林主義投降，這是我們反對派所不能寬恕的」；「組織上是採用史大林的禁止討論和由上層支配一切的方法」；「他們之反對陳獨秀派加入，完全是為了地位問題……他們沒有獨立的政治意見，隻有憑藉組織上的因襲權威，妨礙別人的前進。這些分子鑽進反對派來活動，充分表示他們的個人投機和權位活動欲心理」。於是，他們宣布總幹「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已經死亡」。
在這個《告同誌書》上簽名的人，被中共開除出黨。有的人用的是假名，如黎白曼即黎彩蓮，還有王文元的妻子葉英，中共中央不知道他們是否參加了托派，也對他們進行了測詢。在5月7日的《紅旗》上登出了中共中央組織部致黎彩蓮、葉英的信：「你們許久失去了與黨的關係，不自動的積極的找黨，這是一種有意離開黨的表現，中央不知你們住在何處，無法與你們發生關係，希望你們速設法將自己的地址交來，否則這是有意離黨，黨在組織上應給以最後的處分。」這表明，中共清除黨內托派分子的運動，是相當堅決和徹底的。
對於青年托派即「我們的話派」的「總幹事會」，他批評他們不吸收陳獨秀派「完全是為了地位」，「懼怕那些有能力的人」，而不是「路線」分歧。[11]他又批評總幹對他拿回來的托洛茨基起草的中國托派政綱，不加討論，更不在1929年9月舉行的二代會上做出決議。對黨的態度，他批評總幹僵死執行托派在黨內活動的原則，主張「注重在黨內進行反對派的工作」，同時又應該獨立組織，在黨外積極開展活動。對於國民會議策略，總幹內部也分裂成贊成和反對兩派。他還認為我們的話派在二代會政治決議案中關於革命形勢「正在復興」的提法，與中共中央的觀點相似。於是，他攻擊總幹執行的是「投降派路線」。[12]
對於陳獨秀，劉仁靜對陳寫的《論中國革命的性質》（學習托洛茨基文件的心得，隻在托派同誌中傳閱過，沒有公開發表）、1929年10月10日給中央的信、《告全黨同誌書》及《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等文章，進行了更為猛烈的批判：一是批評陳「不徹底承認自己的錯誤」，「脫卸過去革命失敗應負的責任」，「表麵上承認錯誤，實際上反執之愈堅」。[13]劉仁靜和所有青年托派認為，陳獨秀是「自覺地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而不是像陳獨秀說的「違心地執行」。二是批評陳不提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而別出心裁地提「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這「將成為民主專政者之最後遁窖」。[14]三是批評陳獨立成立自己的組織，談判聯合時，又不願意解散它。
為此，劉仁靜宣布，陳獨秀派是「假借反對派的招牌」，「實際是舊貨貼了新商標」，變成了「右派反對派」，而不是「左派反對派」。他甚至這樣嚴厲地攻擊陳獨秀：「我們最初對於陳獨秀曾不乏幻想」，但「短期合作」後，發現他「離開革命立場，精神衰敗」，「墮落成為一個失意的政客」，「一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集合於他周圍的……都是些欺詐失意的政客」，「我們應當丟掉他」[15]。所以，當他幫助起草的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發表時，劉仁靜斷然拒絕在上麵簽名，並聲明這個意見書比他原來起草的稿子「擴大了許多」，「沒有一點革命的作用，隻是替陳獨秀鞏固他過去的錯誤」[16]。
劉仁靜的《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小冊子被中共中央發現後，認為劉仁靜在組織新的「反黨聯盟」，[17]所以，中央在12月29日公開致函劉仁靜，要劉表示「最後意見，限你於閱報（紅旗）後三日內正式用書麵答覆中央」。並令劉在中央與托派路線之間做出抉擇。[18]劉仁靜未予理睬，隨即自動脫黨。當時不少托派分子，是這樣自動脫黨的。
因此，劉仁靜在不滿共產黨、批判「我們的話派」和陳獨秀派的同時，於1930年1月與王文元、黎白曼、宋逢春等九人，另行成立一個托派小組織，發表長達約1.7萬字的《告同誌書》（小冊子），起名「中國左派共產主義者同盟」，並在該月30日出版機關報《十月》，於是他們被人稱為「十月社」。
在《告同誌書》中他們兩麵開弓，一方麵嚴厲批判陳獨秀，重複以上劉仁靜幾篇文章中的觀點。另一方麵，又係統地批判「我們的話派」1929年9月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違背托洛茨基托劉仁靜帶回的《中國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在「世界革命運動之最近形勢」、「對中國目前形勢之估量」、「國民會議問題」上，「鸚鵡學舌」，與史達林派觀點一樣，並「規定我們的小組織是黨內的」（而不是「我們的組織是獨立的，黨內的工作隻是一部分」），「將反對派變成史大林主義的一個支部」，「對史大林主義投降，這是我們反對派所不能寬恕的」；「組織上是採用史大林的禁止討論和由上層支配一切的方法」；「他們之反對陳獨秀派加入，完全是為了地位問題……他們沒有獨立的政治意見，隻有憑藉組織上的因襲權威，妨礙別人的前進。這些分子鑽進反對派來活動，充分表示他們的個人投機和權位活動欲心理」。於是，他們宣布總幹「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已經死亡」。
在這個《告同誌書》上簽名的人，被中共開除出黨。有的人用的是假名，如黎白曼即黎彩蓮，還有王文元的妻子葉英，中共中央不知道他們是否參加了托派，也對他們進行了測詢。在5月7日的《紅旗》上登出了中共中央組織部致黎彩蓮、葉英的信：「你們許久失去了與黨的關係，不自動的積極的找黨，這是一種有意離開黨的表現，中央不知你們住在何處，無法與你們發生關係，希望你們速設法將自己的地址交來，否則這是有意離黨，黨在組織上應給以最後的處分。」這表明，中共清除黨內托派分子的運動，是相當堅決和徹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