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工作了六個月，果然成績不凡。在1930年6月無產者社代表會議上，陳獨秀做《關於中國反對派過去及目前工作》的報告，並做出決議，宣稱：半年以來，我們「總算草創了一條新的道路，並團結了一些重要部門的幹部分子」。決議在攻擊中共重視農村武裝鬥爭是「機會主義」之後，強調他們托派要進行城市工人運動，領導群眾做防禦的鬥爭，整頓內部組織，培養工人幹部，除上海外，在廣東、武漢、天津、青島及東三省各個工業中心區域發展工作。[5]不過，後來由於共產黨的打壓和忙於與青年托派爭鬥，這個計劃落空，隻在香港建立了一個支部。
飽受莫斯科回國托派組織的排擠和打擊
使陳獨秀等人意料不到的是，在他們被共產黨打擊開除後，滿腔熱情轉向托洛茨基主義、要求加入或聯合莫斯科回國的托派組織時，竟然再次飽受他們的排擠和打擊。
陳獨秀等人被開除以及中共清除托派的運動，實際上是聯共清除托派運動的反應和延續。因為早在1929年4月舉行的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做出了在黨內清黨的決議，莫斯科中山大學也不例外。6月，中山大學召開黨員大會，許多學生被指有參加托洛茨基派活動的嫌疑，由於證據不足，有些托派分子被送回國內。但是，從秋季的學期開始，聯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派出清黨委員來到中山大學，颳起了十二級颱風，採取逼供信的殘酷手段，致使一位負責留蘇中國托派秘密組織工作的學生，在自殺前交出了一份留蘇托派學生名單。[6]王文元（即王凡西、雙山）說此人是趙言卿，名單上有300人，其中30人已回國（盛嶽說，交出八九十人名單的是李萍）。由於接受上次驅逐回國的托派學生催生了中國國內的托派組織並影響到陳獨秀等一大批黨內領導幹部轉向托派的教訓，蘇聯當局把這些托派學生幾乎全部發配到西伯利亞服苦役，除極少數經過千辛萬苦逃回中國外，絕大多數在那裏被折磨而死。一大批正在探求救國救民道路的中國熱血青年，當時中國最急需最寶貴的人才（對托派的信仰畢竟是暫時的），就這樣冤死在西伯利亞的冰雪中。
同時，他們也不放過名單中已經回國而遵照托洛茨基的旨意繼續隱蔽在中共黨內的人，立即把此名單通知中共中央。中央考慮到白色恐怖的實際情況，這些混進黨內的托派分子又在工作上表現良好，也是國民黨捕殺的對象，因此採取了謹慎的辦法：「向（莫斯科來）信內所指出的同誌，分別的發出了通知，要他們負責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意見，以及是否參加反對派的活動的情形。」[7]
接到通知的人有的回了信，從《紅旗》上摘登的這些回信看，有的的確不是托派分子，隻是由於在莫斯科反對過王明，才被誣為托派，如惲雨棠等。因此，他們紛紛發表聲明，否認自己是托派。有的是托派，但是為了繼續隱蔽在黨內，也否認自己是托派，如濮德誌（又名濮清泉）、張穎新夫婦。由於他們都鄭重表示擁護中央的路線，否認與反對派有任何聯繫，並與之做過鬥爭，因此一時得以矇混過關，中央表示：「從這些聲明中，中央認為這些同誌沒有反對派嫌疑的真確證據。」個別托派分子表示悔改，聲明脫離托派，如趙醒民在《紅旗》上發表了《我對於政治的認識和態度——脫離托洛茨基反對派的聲明》。[8]但多數人對中央的通知不予理睬，並積極進行反對派的活動；有的在做了個別談話的爭取工作後，還堅持托派立場。於是，在清除簽名於「八十一人聲明書」的托陳派分子的同時，又成批地開除這些莫斯科回國混入黨內的托派分子，出現了清除托派的又一個高潮。
有些人如王文元回國後分配在中央組織部當幹事，吳季嚴則為中央宣傳部幹事，為了長期留在黨內進行反對派活動，他們工作表現積極。用王文元的話說，「我的態度是：拚命工作，盡少說話」，因此深得組織上的信任和器重。所以，當在莫斯科來信中看到他們的名字時，中央十分驚訝和遺憾，更加耐心細緻地做爭取工作。王文元回憶：「此時我正病倒在醫院裏。周恩來發見名單上有我的名字，找我談了一次話。他的態度很友善，大意說：他滿意我幾個月來的工作，所以希望我為自己的『革命前途』，作一書麵聲明，放棄托派意見，在《紅旗》上登載；這樣，他可以保證我依舊留在黨內工作。」但是，「我沒有說什麽話，隻答應寫聲明。第二天，部裏的交通來取，看了很是失望和難過。因為我所寫的完全不是他們所希望的。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意見，聲明我不同意黨六次大會所作的關於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關於目前局勢以及前途估計的種種決定；但我同時指出：過去一時期的工作已經證明：我並不曾因為自己的不同意見而在工作中違反多數的決定；我要保留自己的異見願意繼續在民主集中製的組織路線下為革命服務；因此我希望黨也應該遵照列寧的組織原則，容許我仍舊工作」。[9]但是，「我知道，組織不會再來找我……幾天之後，我被開除黨籍的通告登出來了」。[10]
與他情況相似的還有兩個人。5月14日出版的《紅旗》上，刊登了這樣的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開除吳季嚴、王文元、周崇慶黨籍事通知全黨》。其中的吳季嚴是陳獨秀大姐的兒子。
飽受莫斯科回國托派組織的排擠和打擊
使陳獨秀等人意料不到的是，在他們被共產黨打擊開除後，滿腔熱情轉向托洛茨基主義、要求加入或聯合莫斯科回國的托派組織時，竟然再次飽受他們的排擠和打擊。
陳獨秀等人被開除以及中共清除托派的運動，實際上是聯共清除托派運動的反應和延續。因為早在1929年4月舉行的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做出了在黨內清黨的決議，莫斯科中山大學也不例外。6月，中山大學召開黨員大會，許多學生被指有參加托洛茨基派活動的嫌疑，由於證據不足，有些托派分子被送回國內。但是，從秋季的學期開始，聯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派出清黨委員來到中山大學，颳起了十二級颱風，採取逼供信的殘酷手段，致使一位負責留蘇中國托派秘密組織工作的學生，在自殺前交出了一份留蘇托派學生名單。[6]王文元（即王凡西、雙山）說此人是趙言卿，名單上有300人，其中30人已回國（盛嶽說，交出八九十人名單的是李萍）。由於接受上次驅逐回國的托派學生催生了中國國內的托派組織並影響到陳獨秀等一大批黨內領導幹部轉向托派的教訓，蘇聯當局把這些托派學生幾乎全部發配到西伯利亞服苦役，除極少數經過千辛萬苦逃回中國外，絕大多數在那裏被折磨而死。一大批正在探求救國救民道路的中國熱血青年，當時中國最急需最寶貴的人才（對托派的信仰畢竟是暫時的），就這樣冤死在西伯利亞的冰雪中。
同時，他們也不放過名單中已經回國而遵照托洛茨基的旨意繼續隱蔽在中共黨內的人，立即把此名單通知中共中央。中央考慮到白色恐怖的實際情況，這些混進黨內的托派分子又在工作上表現良好，也是國民黨捕殺的對象，因此採取了謹慎的辦法：「向（莫斯科來）信內所指出的同誌，分別的發出了通知，要他們負責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意見，以及是否參加反對派的活動的情形。」[7]
接到通知的人有的回了信，從《紅旗》上摘登的這些回信看，有的的確不是托派分子，隻是由於在莫斯科反對過王明，才被誣為托派，如惲雨棠等。因此，他們紛紛發表聲明，否認自己是托派。有的是托派，但是為了繼續隱蔽在黨內，也否認自己是托派，如濮德誌（又名濮清泉）、張穎新夫婦。由於他們都鄭重表示擁護中央的路線，否認與反對派有任何聯繫，並與之做過鬥爭，因此一時得以矇混過關，中央表示：「從這些聲明中，中央認為這些同誌沒有反對派嫌疑的真確證據。」個別托派分子表示悔改，聲明脫離托派，如趙醒民在《紅旗》上發表了《我對於政治的認識和態度——脫離托洛茨基反對派的聲明》。[8]但多數人對中央的通知不予理睬，並積極進行反對派的活動；有的在做了個別談話的爭取工作後，還堅持托派立場。於是，在清除簽名於「八十一人聲明書」的托陳派分子的同時，又成批地開除這些莫斯科回國混入黨內的托派分子，出現了清除托派的又一個高潮。
有些人如王文元回國後分配在中央組織部當幹事，吳季嚴則為中央宣傳部幹事，為了長期留在黨內進行反對派活動，他們工作表現積極。用王文元的話說，「我的態度是：拚命工作，盡少說話」，因此深得組織上的信任和器重。所以，當在莫斯科來信中看到他們的名字時，中央十分驚訝和遺憾，更加耐心細緻地做爭取工作。王文元回憶：「此時我正病倒在醫院裏。周恩來發見名單上有我的名字，找我談了一次話。他的態度很友善，大意說：他滿意我幾個月來的工作，所以希望我為自己的『革命前途』，作一書麵聲明，放棄托派意見，在《紅旗》上登載；這樣，他可以保證我依舊留在黨內工作。」但是，「我沒有說什麽話，隻答應寫聲明。第二天，部裏的交通來取，看了很是失望和難過。因為我所寫的完全不是他們所希望的。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意見，聲明我不同意黨六次大會所作的關於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關於目前局勢以及前途估計的種種決定；但我同時指出：過去一時期的工作已經證明：我並不曾因為自己的不同意見而在工作中違反多數的決定；我要保留自己的異見願意繼續在民主集中製的組織路線下為革命服務；因此我希望黨也應該遵照列寧的組織原則，容許我仍舊工作」。[9]但是，「我知道，組織不會再來找我……幾天之後，我被開除黨籍的通告登出來了」。[10]
與他情況相似的還有兩個人。5月14日出版的《紅旗》上，刊登了這樣的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開除吳季嚴、王文元、周崇慶黨籍事通知全黨》。其中的吳季嚴是陳獨秀大姐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