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15條內容看，的確還是追求獨立、民主、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的範圍，不是消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內容。這完全符合當時陳獨秀的思想，而與青年托派的思想不一樣。所以，陳獨秀派在當時對國民會議的鬥爭是極其認真的，並接著發表了《為國民會議運動告民眾書》和《通告第四號》。[4]
三是反對一切中間勢力，表現出「打倒一切」的極左傾向。在上述《時局宣言》中，除了抨擊國民黨外，還抨擊反蔣派各政黨派別，同時攻擊「中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改組派之汪精衛、陳公博等，第三黨之譚平山、鄧演達等……為統治者做阻礙工農民眾之徹底解放的工具，這就是他們的唯一作用，並沒有別的什麽中間陣地的作用」。這表明，陳獨秀的思想比大革命失敗時的狀況，有了很大的轉變，那時他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還建議團結譚平山等中間派勢力，不能搞「黨外無黨，黨內無派」。這種轉變已經與打倒一切並把中間勢力當作「最危險的敵人」的王明「左」傾路線，相差不遠了。
這再次表明，中國托派當時對中共「左」傾中央的批判，實際上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在運用統一戰線策略方麵，又遜於毛澤東。任何革命或改良，如果不能團結全國各階級、階層中的大多數，都是不能成功的。這是陳獨秀在後半生和中國托派始終沒有什麽作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刊登托洛茨基和托派臨時國際推動中國托派統一的來信，宣傳無產者社特別是陳獨秀本人對統一的主張。
但是，這個托陳派小組織，一開始就麵臨經費短促的困境。離開了共產國際的津貼，一群沒有職業的革命家，唯一的收入是沒有保障的翻譯和寫文章的稿費，生活都難以維持，哪有錢來維持一個刊物。《無產者》說是月刊，第一期出刊後，第二期到7月1日才出刊。隨後因負責印刷的工人王成偉被捕，稿件沒收，10月出版的第三期，不得不改為油印。實際上，無產者社一派的整個活動經費主要靠陳獨秀利用其社會關係籌措的。如他曾派好友李仲山到西北，向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和西安警備司令馬青苑籌款。李仲山是陝西潼關人，為人正直、俠義，曾參加辛亥革命，光復陝西；1924年又參加馮玉祥的「首都革命」，歡迎孫中山北上，曾任馮部第二軍（軍長胡景翼）的駐滬代表。大革命時傾向共產黨，與陳獨秀關係密切，對蔣、汪的反共行徑不滿。但是，在大革命失敗後的恐怖日子裏，李與陳失去了聯繫。1929年4月，李營救了被捕的鄭超麟，於是想通過鄭超麟重新與共產黨接近。但此時陳獨秀、鄭超麟等正好轉向托派，於是就把他帶了過來。其實，他不知道托洛茨基主義為何物，隻崇拜陳獨秀的為人。這次，他受陳獨秀的委託到西北籌款，搞到了一筆錢，但不久，托派的身份暴露後，楊虎城就叫他離開了。後來，他看到托派沒有什麽發展前途，就去投靠胡宗南，做了西安參議會議長。
這件事表明，革命陣營，如果不是靠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和革命的不斷勝利，而單靠領袖個人的魅力影響，是難以維持和擴大的。陳獨秀由於信仰托洛茨基主義這種在總體上脫離中國實際和群眾的理論，他不再有如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那樣的「總司令」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雖然他還是一個黨派的領袖，還在領導著一個方麵的革命工作，但他實際上已經被革命潮流邊緣化了，不過他自己卻不自覺，還想固守革命領袖和活動家的角色，夢想著總有一天，一呼百應，喚起工農千百萬，再度掀起翻天覆地的革命浪潮。所以，他的後半生，除了還有些驚世駭俗的思想閃光和學術上取得不俗成績之外，在革命事業上，不可能再取得值得誇耀的成就。
從時代上來說，如果以一個人代表一個時代的話：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到1914年反袁鬥爭失敗，可以稱為「孫中山時代」，亦即中國民主革命前期（毛澤東稱其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從1927年秋收起義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到1949年共產黨奪取大陸政權，可以稱為「毛澤東時代」（自然，真正的「毛澤東時代」應該從1935年「遵義會議」開始），即中國民主革命後期（毛澤東稱其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由於至今還沒有實現孫中山的民主憲政，所以，本著不稱其為「新」與「舊」。而這兩個時代之間，即從1915年到1927年，則可稱為「陳獨秀時代」。因為，這個時代以《新青年》雜誌為陣地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五四愛國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國共合作及其進行的北伐戰爭和國民革命運動，沒有一個人的影響超過陳獨秀。這個時代的特點，是民主革命前期向後期過渡的時期，是國民黨由革命轉向反動的時期，資產階級還沒有完全喪失領導革命的能力；而共產黨還沒有領導整個中國革命的經驗，處於成長的時期。隻是經過了這個成長期，共產黨才走上了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所以，陳獨秀時代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特殊的時代。這個時代以陳獨秀發動新文化運動和連任中共五屆最高領導人為主要標誌。同時也表明，1927年以後，陳獨秀逐漸淡出政治舞台，離開革命的主航道，因為那以後，畢竟是毛澤東時代了。從國民黨方麵來說，是「蔣介石時代」了。
但是，正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樣。陳獨秀既然登上了托派這趟列車，一時就難以脫身了；他被新思潮、新道路激起的熱情，也不想脫身。他找到了剛剛被黨開除的何資深擔任「無產者社」的秘書長，對組織進行了整頓。此時，托陳派成員已經發展到120人（其中老黨員知識分子居於多數）。於是，他們學中共那樣，設置了上海滬東、滬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個區委，在紗廠和碼頭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在北京也建立了一個支部，擺出一副與共產黨全麵抗衡、企圖取代的架勢。
三是反對一切中間勢力，表現出「打倒一切」的極左傾向。在上述《時局宣言》中，除了抨擊國民黨外，還抨擊反蔣派各政黨派別，同時攻擊「中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改組派之汪精衛、陳公博等，第三黨之譚平山、鄧演達等……為統治者做阻礙工農民眾之徹底解放的工具，這就是他們的唯一作用，並沒有別的什麽中間陣地的作用」。這表明，陳獨秀的思想比大革命失敗時的狀況，有了很大的轉變，那時他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還建議團結譚平山等中間派勢力，不能搞「黨外無黨，黨內無派」。這種轉變已經與打倒一切並把中間勢力當作「最危險的敵人」的王明「左」傾路線，相差不遠了。
這再次表明，中國托派當時對中共「左」傾中央的批判，實際上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在運用統一戰線策略方麵，又遜於毛澤東。任何革命或改良，如果不能團結全國各階級、階層中的大多數，都是不能成功的。這是陳獨秀在後半生和中國托派始終沒有什麽作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刊登托洛茨基和托派臨時國際推動中國托派統一的來信，宣傳無產者社特別是陳獨秀本人對統一的主張。
但是，這個托陳派小組織，一開始就麵臨經費短促的困境。離開了共產國際的津貼，一群沒有職業的革命家，唯一的收入是沒有保障的翻譯和寫文章的稿費，生活都難以維持，哪有錢來維持一個刊物。《無產者》說是月刊，第一期出刊後，第二期到7月1日才出刊。隨後因負責印刷的工人王成偉被捕，稿件沒收，10月出版的第三期，不得不改為油印。實際上，無產者社一派的整個活動經費主要靠陳獨秀利用其社會關係籌措的。如他曾派好友李仲山到西北，向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和西安警備司令馬青苑籌款。李仲山是陝西潼關人，為人正直、俠義，曾參加辛亥革命，光復陝西；1924年又參加馮玉祥的「首都革命」，歡迎孫中山北上，曾任馮部第二軍（軍長胡景翼）的駐滬代表。大革命時傾向共產黨，與陳獨秀關係密切，對蔣、汪的反共行徑不滿。但是，在大革命失敗後的恐怖日子裏，李與陳失去了聯繫。1929年4月，李營救了被捕的鄭超麟，於是想通過鄭超麟重新與共產黨接近。但此時陳獨秀、鄭超麟等正好轉向托派，於是就把他帶了過來。其實，他不知道托洛茨基主義為何物，隻崇拜陳獨秀的為人。這次，他受陳獨秀的委託到西北籌款，搞到了一筆錢，但不久，托派的身份暴露後，楊虎城就叫他離開了。後來，他看到托派沒有什麽發展前途，就去投靠胡宗南，做了西安參議會議長。
這件事表明，革命陣營，如果不是靠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和革命的不斷勝利，而單靠領袖個人的魅力影響，是難以維持和擴大的。陳獨秀由於信仰托洛茨基主義這種在總體上脫離中國實際和群眾的理論，他不再有如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那樣的「總司令」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雖然他還是一個黨派的領袖，還在領導著一個方麵的革命工作，但他實際上已經被革命潮流邊緣化了，不過他自己卻不自覺，還想固守革命領袖和活動家的角色，夢想著總有一天，一呼百應，喚起工農千百萬，再度掀起翻天覆地的革命浪潮。所以，他的後半生，除了還有些驚世駭俗的思想閃光和學術上取得不俗成績之外，在革命事業上，不可能再取得值得誇耀的成就。
從時代上來說，如果以一個人代表一個時代的話：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到1914年反袁鬥爭失敗，可以稱為「孫中山時代」，亦即中國民主革命前期（毛澤東稱其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從1927年秋收起義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到1949年共產黨奪取大陸政權，可以稱為「毛澤東時代」（自然，真正的「毛澤東時代」應該從1935年「遵義會議」開始），即中國民主革命後期（毛澤東稱其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由於至今還沒有實現孫中山的民主憲政，所以，本著不稱其為「新」與「舊」。而這兩個時代之間，即從1915年到1927年，則可稱為「陳獨秀時代」。因為，這個時代以《新青年》雜誌為陣地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五四愛國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國共合作及其進行的北伐戰爭和國民革命運動，沒有一個人的影響超過陳獨秀。這個時代的特點，是民主革命前期向後期過渡的時期，是國民黨由革命轉向反動的時期，資產階級還沒有完全喪失領導革命的能力；而共產黨還沒有領導整個中國革命的經驗，處於成長的時期。隻是經過了這個成長期，共產黨才走上了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所以，陳獨秀時代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特殊的時代。這個時代以陳獨秀發動新文化運動和連任中共五屆最高領導人為主要標誌。同時也表明，1927年以後，陳獨秀逐漸淡出政治舞台，離開革命的主航道，因為那以後，畢竟是毛澤東時代了。從國民黨方麵來說，是「蔣介石時代」了。
但是，正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樣。陳獨秀既然登上了托派這趟列車，一時就難以脫身了；他被新思潮、新道路激起的熱情，也不想脫身。他找到了剛剛被黨開除的何資深擔任「無產者社」的秘書長，對組織進行了整頓。此時，托陳派成員已經發展到120人（其中老黨員知識分子居於多數）。於是，他們學中共那樣，設置了上海滬東、滬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個區委，在紗廠和碼頭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在北京也建立了一個支部，擺出一副與共產黨全麵抗衡、企圖取代的架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