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麽辦呢？《宣言》接著說，就是要從失敗中退卻：「恩格斯說：『革命黨若錯過了革命的環境或遭遇嚴重的失敗。必然有一相當歷史時期要退出政治舞台』，『有一個很短的休息期』。中國無產階級現在正處在這個休息期。讓那些官僚們去賣弄手腕，企圖包辦革命以挽回他們的厄運罷！讓那些餘興未盡的英雄們去組織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府罷！」
這說明，陳獨秀的承認革命暫時失敗，實行退卻，不僅受託洛茨基的影響，還有更深的理論根據。當時在井岡山鬥爭第一線的毛澤東則有更深切的感受，他說：「現在全國是反革命高漲時期，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於豪紳階級去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2]
可見，在當時對形勢的估量上，毛澤東與陳獨秀是一致的，毛澤東的超群之處在於即使在這種低潮的形勢下，還在這樣艱苦的農村環境，開闢出農村革命根據地，成為未來革命的起點——星星之火。
創刊《宣言》則更注重於理論上的總結與探索。指出：「過去的革命完全是一轟而來，一轟而散，並且在機會主義的長期薰陶及官僚主義壓製與腐化中，中國共產黨黨員一般的都養成一種牢不可破的淺薄意識，不但對於無產階級戰術的基本知識茫無所知，並且尚不以為重要。這樣決不能應付未來的革命的急風暴雨！為打破這種淺薄的意識，我們首先要解脫機會主義的領導，斬斷史大林主義的羈絆！」
最後，《宣言》宣稱：「本報的責任就在團聚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在國際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領導之下，徹頭徹尾地掃除現在國際及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之機會主義的路線，盲動主義的策略及官僚主義的黨製。」
陳獨秀根據托洛茨基主義，對革命新道路的初步探究結果，寫了題為《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的長篇文章，刊登在創刊號上。文章論述當時中國革命的形勢和策略，主張無產階級應積極參加民主運動，極力要求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民會議，「使之走向革命高潮……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蘇維埃政治」。批評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革命形勢的估計（「革命處在兩個浪潮中間」）和策略口號（蘇維埃）是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批評中共中央從左的方麵「消極抵製」國民會議。
如同創刊號所展示的豐富多彩的內容一樣，由於當務之急一是對中共路線，特別是連續兩次極左錯誤路線的批判，二是宣傳托洛茨基主義理論及促進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兩大任務，因此前期《無產者》的內容宣傳托洛茨基的文章較多，批判矛頭主要是針對中共的；後期則集中於宣傳托洛茨基及其領導的托派臨時總部關於促進中國托派統一的來信和文件。從現在看到中國托派小組織統一前出版的12期《無產者》（1930年3月至1931年3月）分析，其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批判中共的錯誤路線，闡述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意見和托派路線。除了上述第一期的內容外，第二期有托洛茨基的《國際錯誤之「第三時期」》和陳獨秀寫的徹底否定中共的紅軍運動因而引起各方強烈反對的《關於所謂「紅軍」問題》；第三期則以27頁的全部篇幅，發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致中央委員會轉全黨同誌》，全麵係統批判中共標誌第二次「左」傾路線形成的綱領性文件《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和武裝暴動奪取長沙失敗的事件，指出：中共中央「在這個決議中，一貫的運用了史大林派官僚機會主義的傳統方法，機械的湊合一些國內外的事實，以作為他們盲動策略的前提。從他們的分析中，隻能看到一些『矛盾增劇』，『群眾革命化』，『革命高潮到來』等類空洞而激烈的詞句，一點也找不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不幸這些詞句，正是他們一切策略的總根源。他們亦正在根據在這個上麵得出『組織全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布置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的首先勝利』的結論。而這個錯誤的結論，卻須花費無數頭顱的經驗。這未免太過於殘酷嗬！」
二是結合重大事件，抨擊國民黨反動統治。陳獨秀認為當時是反革命時期，主張採取退卻和防禦的策略，尤其反對武裝鬥爭，但並不是中共所說的取消革命，放棄一切鬥爭。如1930年爆發中原大戰時，他們即發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對時局宣言》，痛斥「這一次戰爭要算是民國以來殺人最多、擾亂最普遍、破壞力最大的戰爭。戰爭區域占了半個中國，戰爭的時間延長到七個月之久，國民財富被南北各派軍閥搜刮盡淨；交通運輸機關被軍事占據、毀壞，使整個中國的經濟陷於停頓破滅狀況之中；軍事戒嚴，拉夫，軍事徵發，公開勒索，潰兵劫掠等，波及了全國。至於直接戰爭區域，除兵士之屍橫遍野，肉血淋漓外，瓦斯毒氣、飛機炸彈、地雷流彈等，不知犧牲了多少人民，毀壞了多少房屋，甚至整個的鄉村與市鎮都被毀壞了（如河南民權縣）……」《宣言》揭露「每次戰爭爆發時，國民黨的中央政府為掩飾其羞顏起見，總是對人民說：『這是最後一次戰爭，最後一次肅清反動勢力』；這次戰爭結束以後，就是本黨的統一建設及對外取得民族獨立與自由。然而實際上，每一次戰爭結束後，接著就醞釀下一次更大的戰爭」。當時反蔣派與蔣介石政府曾圍繞召開國民會議問題，進行政治鬥爭。為此，《宣言》最後提出了15條政治主張和要求，這可以視為他們的政治綱領：（1）取消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特權與利益，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2）取消過去一切外債。（3）實行真正的絕對的關稅自主。（4）停止軍閥戰爭，各係軍閥均須受國民會議的裁判，以實現統一。（5）取消國民黨的「訓政」及軍事獨裁。（6）中國境內各小民族均有完全自決權。（7）保障人民身體、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8）釋放一切政治犯。（9）一切政黨之政治自由。（10）切實施行八小時工作製。（11）嚴定工廠法，特別保護女工及童工。（12）實行勞動保障與失業救濟。（13）無償沒收地主土地歸貧農。（14）取消高利欠債。（15）恢復對蘇聯的邦交，與之建立友誼的反帝國主義聯盟。[3]
這說明，陳獨秀的承認革命暫時失敗，實行退卻，不僅受託洛茨基的影響，還有更深的理論根據。當時在井岡山鬥爭第一線的毛澤東則有更深切的感受，他說：「現在全國是反革命高漲時期，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於豪紳階級去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2]
可見，在當時對形勢的估量上，毛澤東與陳獨秀是一致的，毛澤東的超群之處在於即使在這種低潮的形勢下，還在這樣艱苦的農村環境，開闢出農村革命根據地，成為未來革命的起點——星星之火。
創刊《宣言》則更注重於理論上的總結與探索。指出：「過去的革命完全是一轟而來，一轟而散，並且在機會主義的長期薰陶及官僚主義壓製與腐化中，中國共產黨黨員一般的都養成一種牢不可破的淺薄意識，不但對於無產階級戰術的基本知識茫無所知，並且尚不以為重要。這樣決不能應付未來的革命的急風暴雨！為打破這種淺薄的意識，我們首先要解脫機會主義的領導，斬斷史大林主義的羈絆！」
最後，《宣言》宣稱：「本報的責任就在團聚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在國際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領導之下，徹頭徹尾地掃除現在國際及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之機會主義的路線，盲動主義的策略及官僚主義的黨製。」
陳獨秀根據托洛茨基主義，對革命新道路的初步探究結果，寫了題為《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的長篇文章，刊登在創刊號上。文章論述當時中國革命的形勢和策略，主張無產階級應積極參加民主運動，極力要求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民會議，「使之走向革命高潮……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蘇維埃政治」。批評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革命形勢的估計（「革命處在兩個浪潮中間」）和策略口號（蘇維埃）是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批評中共中央從左的方麵「消極抵製」國民會議。
如同創刊號所展示的豐富多彩的內容一樣，由於當務之急一是對中共路線，特別是連續兩次極左錯誤路線的批判，二是宣傳托洛茨基主義理論及促進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兩大任務，因此前期《無產者》的內容宣傳托洛茨基的文章較多，批判矛頭主要是針對中共的；後期則集中於宣傳托洛茨基及其領導的托派臨時總部關於促進中國托派統一的來信和文件。從現在看到中國托派小組織統一前出版的12期《無產者》（1930年3月至1931年3月）分析，其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批判中共的錯誤路線，闡述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意見和托派路線。除了上述第一期的內容外，第二期有托洛茨基的《國際錯誤之「第三時期」》和陳獨秀寫的徹底否定中共的紅軍運動因而引起各方強烈反對的《關於所謂「紅軍」問題》；第三期則以27頁的全部篇幅，發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致中央委員會轉全黨同誌》，全麵係統批判中共標誌第二次「左」傾路線形成的綱領性文件《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和武裝暴動奪取長沙失敗的事件，指出：中共中央「在這個決議中，一貫的運用了史大林派官僚機會主義的傳統方法，機械的湊合一些國內外的事實，以作為他們盲動策略的前提。從他們的分析中，隻能看到一些『矛盾增劇』，『群眾革命化』，『革命高潮到來』等類空洞而激烈的詞句，一點也找不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不幸這些詞句，正是他們一切策略的總根源。他們亦正在根據在這個上麵得出『組織全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布置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的首先勝利』的結論。而這個錯誤的結論，卻須花費無數頭顱的經驗。這未免太過於殘酷嗬！」
二是結合重大事件，抨擊國民黨反動統治。陳獨秀認為當時是反革命時期，主張採取退卻和防禦的策略，尤其反對武裝鬥爭，但並不是中共所說的取消革命，放棄一切鬥爭。如1930年爆發中原大戰時，他們即發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對時局宣言》，痛斥「這一次戰爭要算是民國以來殺人最多、擾亂最普遍、破壞力最大的戰爭。戰爭區域占了半個中國，戰爭的時間延長到七個月之久，國民財富被南北各派軍閥搜刮盡淨；交通運輸機關被軍事占據、毀壞，使整個中國的經濟陷於停頓破滅狀況之中；軍事戒嚴，拉夫，軍事徵發，公開勒索，潰兵劫掠等，波及了全國。至於直接戰爭區域，除兵士之屍橫遍野，肉血淋漓外，瓦斯毒氣、飛機炸彈、地雷流彈等，不知犧牲了多少人民，毀壞了多少房屋，甚至整個的鄉村與市鎮都被毀壞了（如河南民權縣）……」《宣言》揭露「每次戰爭爆發時，國民黨的中央政府為掩飾其羞顏起見，總是對人民說：『這是最後一次戰爭，最後一次肅清反動勢力』；這次戰爭結束以後，就是本黨的統一建設及對外取得民族獨立與自由。然而實際上，每一次戰爭結束後，接著就醞釀下一次更大的戰爭」。當時反蔣派與蔣介石政府曾圍繞召開國民會議問題，進行政治鬥爭。為此，《宣言》最後提出了15條政治主張和要求，這可以視為他們的政治綱領：（1）取消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特權與利益，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2）取消過去一切外債。（3）實行真正的絕對的關稅自主。（4）停止軍閥戰爭，各係軍閥均須受國民會議的裁判，以實現統一。（5）取消國民黨的「訓政」及軍事獨裁。（6）中國境內各小民族均有完全自決權。（7）保障人民身體、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8）釋放一切政治犯。（9）一切政黨之政治自由。（10）切實施行八小時工作製。（11）嚴定工廠法，特別保護女工及童工。（12）實行勞動保障與失業救濟。（13）無償沒收地主土地歸貧農。（14）取消高利欠債。（15）恢復對蘇聯的邦交，與之建立友誼的反帝國主義聯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