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五六十名真正的托陳派畢竟多是大革命時期中上層領導幹部，所以，意見書一散發，造成中共黨內一次很大的震動。
中共中央見此意見書後，確認其為「托陳取消派綱領」（中央檔案館編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即以此為副標題），立即在機關報上進行批判，並把在上簽名而未開除的黨員，分批開除。因此從1930年3月起，又掀起一個開除黨內托派分子的高潮。因在白色恐怖下，組織與黨員不便聯繫，而要處理的黨員又如此眾多，於是就在中央機關報上點名集體開除。
托陳派小組織宣告成立後，為什麽仍沿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稱？是為了向中央表示不承認被開除，他們還是中共黨內的一個派，以遵守托洛茨基關於要求留在黨內以奪取領導權、改造共產黨，進而改造共產國際的設想。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這隻是一廂情願的空想，有嚴密的組織性紀律性控製的共產黨，決不可能被所謂的「黨內民主」折磨得始終處在四分五裂、軟弱無力狀態的托派所代替。
然而，當時的陳獨秀及其戰友們，不可能看到托派以後的發展，相反，他們為自以為正確的理論和信念力量所驅使，滿懷信心地開始做「取代」中共的瓦解工作。與留學生托派小組織不一樣，他們是已經很有經驗的成熟的革命者。所以，工作起來可以說是駕輕就熟，如同當初中共建黨初期那樣，首先從宣傳和組織兩方麵展開。在宣傳方麵，他們首先把流散傳閱的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文章收集起來，翻譯出版了兩冊《中國革命問題》。如前所述，從1923年起，托洛茨基在各種場合，對史達林共產國際的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不斷的、嚴厲的批評。這兩本書，把這些批評文章按時間順序編排出版，可以說是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問題文集的最早版本。自然，按當時譯者的經濟力量和需要，印數很少，筆者先後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和日本訪問時，見到過這套書。從版權頁上看到，這套書出版於1929年11月7日，定名為「無產者叢書」。這個日子，這個名稱，顯然是紀念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因為，列寧在1905年5至11月日內瓦地下工作時主編的刊物的名稱就是《無產者》（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鄭超麟和王文元後來回憶說，那時，他們都很崇拜列寧和托洛茨基，所以，許多作為都模仿列、托的歷史活動。可見他們對列寧、托洛茨基理論的信仰是多麽虔誠。但是，外來理論，總不那麽貼切現實，因此，又讓尹寬起草了一個宣傳大綱，雖是大綱，卻寫得很長，油印成一本小冊子，作為陳獨秀派內部討論、統一思想的依據和對外宣傳的材料。但其內容無非是形勢和任務、戰略和策略，觀點則是前述陳獨秀被開除前後所寫的各種文章和文件中表達的，這裏不再贅述。
作為政黨雛形的另一個重要標誌，是他們在1930年3月1日創辦了自己的機關報《無產者》（月刊）。在討論刊物名稱時，鄭超麟提議用《無產階級革命》，直接表達托洛茨基主義的中心思想，最後決定，沿用出版托著《中國革命問題》時的名稱《無產者》。從此，托陳派小組織被簡稱為「無產者社」。當時的習慣是，都以各派的機關報名稱來簡稱各派的名稱。在後來發表的文件和陳獨秀等寫的文章中，也經常稱自己是「無產者社」或被稱為「無產者社」。所以，後來包括鄭超麟等托派老人寫的回憶錄及學者的論著，否認「無產者社」「十月社」「戰鬥社」的說法，而硬說是「無產者派」「十月派」「戰鬥派」，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隻有「我們的話派」的說法是正確的。
《無產者》的創刊，使陳獨秀找到當年創辦《安徽俗話報》《新青年》時期的感覺，不受操縱和掣肘，想說什麽就寫什麽。不僅由他主編，而且每期主導文章，都由他親自撰寫。因此又能看到他諸多驚世駭俗的言論。
創刊號就很有特色。為了顯示他們忠於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思想路線，刊登了兩篇托洛茨基的文章，第一篇就是托洛茨基為中國托派寫的政綱《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另一篇是《中國發生什麽事件？》（後來譯成《中國發生著什麽事？》）是借中國南昌暴動後朱德領導的部隊向廣東進發一事，批判史達林在中國推行盲動主義路線的。後一篇是《馬克思列寧名言錄》。當然，最精彩的是陳獨秀自己寫的《本報發刊宣言》和為貫徹托氏政綱而做的《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
《宣言》一開頭就不承認大革命失敗是由於「敵強我弱」的基本前提決定的，而認為完全是主觀上的機會主義造成的，宣稱：「中國無產階級在過去革命失敗中，不是因為它的力量不足以戰勝敵人而在決定勝負的戰場上被打敗了，乃是因為政治上走到錯誤的絕路，猝不及備地遭遇敵人之迎頭痛擊而潰散下來。在史大林派官僚機會主義指導之下的中國共產黨從機會主義的無出路中又突然轉入另一極端的盲動主義，把潰散下來的無產階級隊伍更送到敵人的炮口之下加以毀壞，因此使得中國無產階級在政治上更加陷於迷亂！若長此繼續陷於此種迷亂狀態中，找不出新的出路，則中國無產階級決不能再前進一步！」而「我們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就恰與之相反：我們要以階級先鋒隊的地位領導中國無產階級從政治的迷途中走上真正解放的道路！」陳獨秀在這裏顯然受對史達林的不滿情緒所激動，不能客觀地全麵分析大革命失敗的原因，誇大了主觀方麵的因素。
中共中央見此意見書後，確認其為「托陳取消派綱領」（中央檔案館編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即以此為副標題），立即在機關報上進行批判，並把在上簽名而未開除的黨員，分批開除。因此從1930年3月起，又掀起一個開除黨內托派分子的高潮。因在白色恐怖下，組織與黨員不便聯繫，而要處理的黨員又如此眾多，於是就在中央機關報上點名集體開除。
托陳派小組織宣告成立後，為什麽仍沿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稱？是為了向中央表示不承認被開除，他們還是中共黨內的一個派，以遵守托洛茨基關於要求留在黨內以奪取領導權、改造共產黨，進而改造共產國際的設想。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這隻是一廂情願的空想，有嚴密的組織性紀律性控製的共產黨，決不可能被所謂的「黨內民主」折磨得始終處在四分五裂、軟弱無力狀態的托派所代替。
然而，當時的陳獨秀及其戰友們，不可能看到托派以後的發展，相反，他們為自以為正確的理論和信念力量所驅使，滿懷信心地開始做「取代」中共的瓦解工作。與留學生托派小組織不一樣，他們是已經很有經驗的成熟的革命者。所以，工作起來可以說是駕輕就熟，如同當初中共建黨初期那樣，首先從宣傳和組織兩方麵展開。在宣傳方麵，他們首先把流散傳閱的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文章收集起來，翻譯出版了兩冊《中國革命問題》。如前所述，從1923年起，托洛茨基在各種場合，對史達林共產國際的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不斷的、嚴厲的批評。這兩本書，把這些批評文章按時間順序編排出版，可以說是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問題文集的最早版本。自然，按當時譯者的經濟力量和需要，印數很少，筆者先後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和日本訪問時，見到過這套書。從版權頁上看到，這套書出版於1929年11月7日，定名為「無產者叢書」。這個日子，這個名稱，顯然是紀念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因為，列寧在1905年5至11月日內瓦地下工作時主編的刊物的名稱就是《無產者》（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鄭超麟和王文元後來回憶說，那時，他們都很崇拜列寧和托洛茨基，所以，許多作為都模仿列、托的歷史活動。可見他們對列寧、托洛茨基理論的信仰是多麽虔誠。但是，外來理論，總不那麽貼切現實，因此，又讓尹寬起草了一個宣傳大綱，雖是大綱，卻寫得很長，油印成一本小冊子，作為陳獨秀派內部討論、統一思想的依據和對外宣傳的材料。但其內容無非是形勢和任務、戰略和策略，觀點則是前述陳獨秀被開除前後所寫的各種文章和文件中表達的，這裏不再贅述。
作為政黨雛形的另一個重要標誌，是他們在1930年3月1日創辦了自己的機關報《無產者》（月刊）。在討論刊物名稱時，鄭超麟提議用《無產階級革命》，直接表達托洛茨基主義的中心思想，最後決定，沿用出版托著《中國革命問題》時的名稱《無產者》。從此，托陳派小組織被簡稱為「無產者社」。當時的習慣是，都以各派的機關報名稱來簡稱各派的名稱。在後來發表的文件和陳獨秀等寫的文章中，也經常稱自己是「無產者社」或被稱為「無產者社」。所以，後來包括鄭超麟等托派老人寫的回憶錄及學者的論著，否認「無產者社」「十月社」「戰鬥社」的說法，而硬說是「無產者派」「十月派」「戰鬥派」，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隻有「我們的話派」的說法是正確的。
《無產者》的創刊，使陳獨秀找到當年創辦《安徽俗話報》《新青年》時期的感覺，不受操縱和掣肘，想說什麽就寫什麽。不僅由他主編，而且每期主導文章，都由他親自撰寫。因此又能看到他諸多驚世駭俗的言論。
創刊號就很有特色。為了顯示他們忠於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思想路線，刊登了兩篇托洛茨基的文章，第一篇就是托洛茨基為中國托派寫的政綱《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另一篇是《中國發生什麽事件？》（後來譯成《中國發生著什麽事？》）是借中國南昌暴動後朱德領導的部隊向廣東進發一事，批判史達林在中國推行盲動主義路線的。後一篇是《馬克思列寧名言錄》。當然，最精彩的是陳獨秀自己寫的《本報發刊宣言》和為貫徹托氏政綱而做的《我們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問題》。
《宣言》一開頭就不承認大革命失敗是由於「敵強我弱」的基本前提決定的，而認為完全是主觀上的機會主義造成的，宣稱：「中國無產階級在過去革命失敗中，不是因為它的力量不足以戰勝敵人而在決定勝負的戰場上被打敗了，乃是因為政治上走到錯誤的絕路，猝不及備地遭遇敵人之迎頭痛擊而潰散下來。在史大林派官僚機會主義指導之下的中國共產黨從機會主義的無出路中又突然轉入另一極端的盲動主義，把潰散下來的無產階級隊伍更送到敵人的炮口之下加以毀壞，因此使得中國無產階級在政治上更加陷於迷亂！若長此繼續陷於此種迷亂狀態中，找不出新的出路，則中國無產階級決不能再前進一步！」而「我們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就恰與之相反：我們要以階級先鋒隊的地位領導中國無產階級從政治的迷途中走上真正解放的道路！」陳獨秀在這裏顯然受對史達林的不滿情緒所激動，不能客觀地全麵分析大革命失敗的原因，誇大了主觀方麵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