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決議》，「我們的話派」內部機關刊物《反對派內部生活》之二，1930年6月15日，油印件。
[48]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劉仁靜：《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1929年，油印小冊子。
[49] 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鄭超麟回憶錄》附錄，第283頁；陳碧蘭：《回顧我和彭述之的歲月（代序）》，《彭述之選集》第1卷，香港：十月書屋，1983，第17頁。
[50] 《陳獨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0月26日，手刻油印件。
[51] 《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題的信》，《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5），人民出版社，1959，第413頁。
[52]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決議的決議》，1929年10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195頁。
[53]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258頁。
[5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465頁。
[55] 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鄭超麟回憶錄》附錄，第285頁。
[56]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第25、426頁。
[57]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20號（特字第120號）記錄》，1927年8月1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諾羅夫的電報》，1927年10月1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第70、121頁。
[58]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第513頁。
[59] 《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9年11月21日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221頁。
[60] 《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245、247頁。
[61]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257、258頁。
[62] 《中共中央政治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的信》，1929年12月1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271頁。
[63]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信》，1929年1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第三次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330、331、305頁。
[64]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信》，1929年1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339頁。
[65] 《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記錄》，1929年12月2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311頁。
[66]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30號記錄》，1930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319頁。
[67] 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二，《無產者》第2期，1930年，第107～108頁；並參見《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飛行表決結果作的第34號記錄》，1930年1月1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第31頁。
[68] 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495-2-162，俄文打字稿。
[69] 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一，《無產者》第2期，1930年，第107頁。
[70] 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無產者》第2期，1930年，第101頁。
[71] 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無產者》第2期，1930年，第105頁
[72]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第38～39頁。
[73]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30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第49、73～74頁。
[74]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47號記錄》，1930年3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第83頁。
[75] 《宋敏之對楊明齋歷史情況的一點補充》，《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又見《吉塔連科（m.Л.tntapehko）致餘世誠教授的信》，1989年2月8日，《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4期。
[76] 《毛澤東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
[77] 周恩來：《彭楊顏邢四同誌被敵人捕殺經過》，1929年9月14日，《紅旗》1930年8月30日。
[78] 傳單，油印件，中央檔案館藏。
十四 促進中國托派組織的統一（1930～1931）
領導托陳派小組織——無產者社
共產國際不想發表最後譴責陳獨秀和批準中共中央開除他黨籍的聲明，中共中央卻採取了堅決的態度，並以聯共為榜樣，拉開了中共黨內肅託運動的序幕。在1929年11月15日開除陳、彭等五人之後，緊接著又陸續開除了一大批跟隨陳獨秀派的黨員。
陳獨秀等人見此狀，也不再抱有幻想。不僅在1929年12月10日以他個人名義發表了《告全黨同誌書》，而且決定把他們的小組織進一步健全，並準備與黨決裂。在陳獨秀的主持下，他們開了一次「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會議，正式選舉了領導機關「常務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常委彭述之、尹寬、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去做了強盜，被捕槍斃，由羅世藩替代），秘書長吳季嚴（陳獨秀外甥，蘇聯歸國留學生）；討論了本派政綱《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此政綱，先是請劉仁靜在他帶回的托洛茨基所寫的中國托派政綱基礎上起草的，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日期是1929年11月15日，然後在黨內徵求簽名者，到3月公布時，簽名者有81人之多。但據簽名者之一鄭超麟說，其中約1/3用的是假名，以張聲勢，實際隻有五六十人。假名者，一是根本沒有其人，如第一名王阿榮。陳獨秀的意思是，中國習慣，注意第一名，責任大，弄個假名字。而他自己則簽在第47位，可見陳獨秀有時也很講究策略，耍點小聰明，使人想起《汪陳宣言》的簽名。二是有待發展的對象，簽上他的名字時，本人不知道，但是，有人被簽上了名，後來還是不參加托派。李季在1921年曾隨陳獨秀去廣州做教育工作，創辦《勞動與婦女》雜誌。後留學德國、蘇聯，回國後在上海大學教經濟學。這時，他同情陳獨秀派，贊成托洛茨基觀點。但他要做一個學者，有公開的職業，即以真名出版譯稿和著作，並且正在埋頭寫《馬克思傳》，不想參加黨派活動，過地下生活。所以見簽真名後，很有怨言，說妨礙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後來沒有參加托派活動，隻是在30年代初參加了與共產黨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竭力以托派觀點，說明中國的歷史與經濟，1934年初脫離托派。也有人拒絕加入，並勸陳勿入歧途。陳獨秀的同鄉老友朱蘊山是一個老好人。二人關係一直很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建立共產黨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朱蘊山在安徽的革命活動，一直受陳獨秀的指導。這次，陳獨秀特托高語罕送三本托洛茨基言論集給朱，望朱加入托派。朱說不參加，讓高把書還給了陳，並囑陳不要搞托派這個名堂，指出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開山書記」，宜慎重；蘇聯和國際的事，我們弄不清楚，貿然捲入是非旋渦，很難拔出。陳當然認為自己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轉向托洛茨基主義的，不聽所勸。從此，二人就不談政治，隻有私交了。[1]
[48]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劉仁靜：《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1929年，油印小冊子。
[49] 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鄭超麟回憶錄》附錄，第283頁；陳碧蘭：《回顧我和彭述之的歲月（代序）》，《彭述之選集》第1卷，香港：十月書屋，1983，第17頁。
[50] 《陳獨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0月26日，手刻油印件。
[51] 《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題的信》，《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5），人民出版社，1959，第413頁。
[52]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決議的決議》，1929年10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195頁。
[53]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258頁。
[5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465頁。
[55] 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鄭超麟回憶錄》附錄，第285頁。
[56]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第25、426頁。
[57]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20號（特字第120號）記錄》，1927年8月1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諾羅夫的電報》，1927年10月1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第70、121頁。
[58]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第513頁。
[59] 《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9年11月21日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221頁。
[60] 《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245、247頁。
[61]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257、258頁。
[62] 《中共中央政治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的信》，1929年12月1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271頁。
[63]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信》，1929年1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第三次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330、331、305頁。
[64]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信》，1929年1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339頁。
[65] 《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記錄》，1929年12月2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311頁。
[66]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30號記錄》，1930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319頁。
[67] 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二，《無產者》第2期，1930年，第107～108頁；並參見《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飛行表決結果作的第34號記錄》，1930年1月1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第31頁。
[68] 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495-2-162，俄文打字稿。
[69] 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一，《無產者》第2期，1930年，第107頁。
[70] 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無產者》第2期，1930年，第101頁。
[71] 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無產者》第2期，1930年，第105頁
[72]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第38～39頁。
[73]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30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第49、73～74頁。
[74]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47號記錄》，1930年3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第83頁。
[75] 《宋敏之對楊明齋歷史情況的一點補充》，《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又見《吉塔連科（m.Л.tntapehko）致餘世誠教授的信》，1989年2月8日，《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4期。
[76] 《毛澤東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
[77] 周恩來：《彭楊顏邢四同誌被敵人捕殺經過》，1929年9月14日，《紅旗》1930年8月30日。
[78] 傳單，油印件，中央檔案館藏。
十四 促進中國托派組織的統一（1930～1931）
領導托陳派小組織——無產者社
共產國際不想發表最後譴責陳獨秀和批準中共中央開除他黨籍的聲明，中共中央卻採取了堅決的態度，並以聯共為榜樣，拉開了中共黨內肅託運動的序幕。在1929年11月15日開除陳、彭等五人之後，緊接著又陸續開除了一大批跟隨陳獨秀派的黨員。
陳獨秀等人見此狀，也不再抱有幻想。不僅在1929年12月10日以他個人名義發表了《告全黨同誌書》，而且決定把他們的小組織進一步健全，並準備與黨決裂。在陳獨秀的主持下，他們開了一次「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會議，正式選舉了領導機關「常務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常委彭述之、尹寬、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去做了強盜，被捕槍斃，由羅世藩替代），秘書長吳季嚴（陳獨秀外甥，蘇聯歸國留學生）；討論了本派政綱《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此政綱，先是請劉仁靜在他帶回的托洛茨基所寫的中國托派政綱基礎上起草的，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日期是1929年11月15日，然後在黨內徵求簽名者，到3月公布時，簽名者有81人之多。但據簽名者之一鄭超麟說，其中約1/3用的是假名，以張聲勢，實際隻有五六十人。假名者，一是根本沒有其人，如第一名王阿榮。陳獨秀的意思是，中國習慣，注意第一名，責任大，弄個假名字。而他自己則簽在第47位，可見陳獨秀有時也很講究策略，耍點小聰明，使人想起《汪陳宣言》的簽名。二是有待發展的對象，簽上他的名字時，本人不知道，但是，有人被簽上了名，後來還是不參加托派。李季在1921年曾隨陳獨秀去廣州做教育工作，創辦《勞動與婦女》雜誌。後留學德國、蘇聯，回國後在上海大學教經濟學。這時，他同情陳獨秀派，贊成托洛茨基觀點。但他要做一個學者，有公開的職業，即以真名出版譯稿和著作，並且正在埋頭寫《馬克思傳》，不想參加黨派活動，過地下生活。所以見簽真名後，很有怨言，說妨礙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後來沒有參加托派活動，隻是在30年代初參加了與共產黨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竭力以托派觀點，說明中國的歷史與經濟，1934年初脫離托派。也有人拒絕加入，並勸陳勿入歧途。陳獨秀的同鄉老友朱蘊山是一個老好人。二人關係一直很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建立共產黨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朱蘊山在安徽的革命活動，一直受陳獨秀的指導。這次，陳獨秀特托高語罕送三本托洛茨基言論集給朱，望朱加入托派。朱說不參加，讓高把書還給了陳，並囑陳不要搞托派這個名堂，指出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開山書記」，宜慎重；蘇聯和國際的事，我們弄不清楚，貿然捲入是非旋渦，很難拔出。陳當然認為自己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轉向托洛茨基主義的，不聽所勸。從此，二人就不談政治，隻有私交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