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文史春秋》2003年第6期，又見《宋任窮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4，第14頁。汪在大革命時期曾任中共豫陝區委書記，繼任駐馮玉祥國民革命軍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組織處長。大革命失敗時，調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毛澤東領導的秋收暴動失敗時，曾寫「密信」派宋任窮送到前線，指示毛澤東率部向井岡山發展，這個史料曾長期被埋沒。
[5]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6] 獨秀：《我們爭論之中心點》，1931年11月4日，《火花》第1卷第5期，1931年11月7日，手刻油印件。
[7] 即袁世凱政府接受日本亡華「二十一條」的「國恥日」。
[8] 即日本為阻止北伐軍北進位造的「濟南慘案」。
[9] 《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第3號信》，1929年6月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122～127頁。兩個報館是民國日報館和申報館。但申報館不是國民黨的。
[10] 轉引自《中國共產黨為八一國際赤色日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331頁。
[11]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關於中國開展八一國際紅色日情況的決議》，1929年8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150、151頁。
[12] 手刻油印件，中央檔案館藏。
[13] 托洛茨基以及受他影響的陳獨秀和中國托派，因此竭力反對中共的「工農民主專政」口號，如上所述僵死地根據俄國革命經驗：1.「農民」因是私有者，在革命關鍵時刻，必須跟資產階級走而背叛工人階級；2.「民主專政」是資產階級政權的「專利品」。
[14] 《告全國工人書》，《無產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15] 蘇俄政府《第一次對華宣言》，1919年7月25日，《新青年》第7卷第6號。
[16] 托洛茨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第316頁。
[17] 《紅旗》第31、33、34、49號。
[18]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329頁。
[19] 《中國共產黨為八一國際赤色日宣言》，《紅旗》第34號，1927年7月27日。
[20] 《紅旗》第37號，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
[21] 《紅旗》第37號，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
[22] 《紅旗》第39號，1929年8月20日。
[23] 托洛茨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第313頁。
[24] 托洛茨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第318頁。
[25] 托洛茨基：《保衛蘇聯與反對派——「列寧團」走的是什麽道路——極左派與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問題》，第319頁。
[26] 《蘇共歷史問題》（俄文版）1987年第10期。
[27] 《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綱要》，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192頁。
[28]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諾羅夫的電報》，1929年10月1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第121頁。
[29]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351～352、353頁。
[30] 《給中央常委的信》，1929年10月10日。筆者看到的是大陸某機關檔案室保存的手刻油印件，顯然是托陳派當時散發的材料。下文10月26日的信同此。
[31]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162頁。
[32] 《評中共第六次大會及其決議案》，1929年12月20日，《彭述之選集》第1卷，香港：十月書屋，1983，第297～298頁。
[33] 《彭述之選集》第1卷，第258～287頁。
[3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394～402頁。這個《決議》本來應該是「10月5日」，但由於1959年中共中央直屬的人民出版社在內部出版的《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3冊上首次刊登時，把時間弄錯為「10月15日」，所以，大陸絕大部分有關陳獨秀的論著，都寫成這個日期（包括筆者的《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現在應予改正。
[35] 《陳獨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
[36] 《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第2號信》，《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115、116頁。
[37] 陳碧蘭：《我的回憶》，香港：十月書屋，1994，第284頁。
[38]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香港：周記行，1977，第143頁。
[39]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1930年3月，油印件。
[40]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鄭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國托派早期歷史》，手稿，中央檔案館藏。
[41] 《無產者》第1期，1930年3月1日；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第235頁。
[42]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1930年3月。
[43] 《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1月12日，唐寶林訪問並整理。
[44]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1930年3月。
[45]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1930年3月。
[46]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1930年3月；又見「我們的話派」1929年11月15日致托洛茨基的信，原載俄文版《反對派公告》1930年2月、3月合刊，轉引自雙山譯《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16頁。這是遵托洛茨基遺囑在他死後40年開放的檔案（美國胡佛大學收藏）中發現的有關中國托派的信，翻譯後由香港托派組織自印小冊子，沒有版權頁。以下所引《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同此。
[5]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6] 獨秀：《我們爭論之中心點》，1931年11月4日，《火花》第1卷第5期，1931年11月7日，手刻油印件。
[7] 即袁世凱政府接受日本亡華「二十一條」的「國恥日」。
[8] 即日本為阻止北伐軍北進位造的「濟南慘案」。
[9] 《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第3號信》，1929年6月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122～127頁。兩個報館是民國日報館和申報館。但申報館不是國民黨的。
[10] 轉引自《中國共產黨為八一國際赤色日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331頁。
[11]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關於中國開展八一國際紅色日情況的決議》，1929年8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150、151頁。
[12] 手刻油印件，中央檔案館藏。
[13] 托洛茨基以及受他影響的陳獨秀和中國托派，因此竭力反對中共的「工農民主專政」口號，如上所述僵死地根據俄國革命經驗：1.「農民」因是私有者，在革命關鍵時刻，必須跟資產階級走而背叛工人階級；2.「民主專政」是資產階級政權的「專利品」。
[14] 《告全國工人書》，《無產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15] 蘇俄政府《第一次對華宣言》，1919年7月25日，《新青年》第7卷第6號。
[16] 托洛茨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第316頁。
[17] 《紅旗》第31、33、34、49號。
[18]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329頁。
[19] 《中國共產黨為八一國際赤色日宣言》，《紅旗》第34號，1927年7月27日。
[20] 《紅旗》第37號，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
[21] 《紅旗》第37號，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
[22] 《紅旗》第39號，1929年8月20日。
[23] 托洛茨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第313頁。
[24] 托洛茨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第318頁。
[25] 托洛茨基：《保衛蘇聯與反對派——「列寧團」走的是什麽道路——極左派與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問題》，第319頁。
[26] 《蘇共歷史問題》（俄文版）1987年第10期。
[27] 《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綱要》，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192頁。
[28]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諾羅夫的電報》，1929年10月1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第121頁。
[29]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351～352、353頁。
[30] 《給中央常委的信》，1929年10月10日。筆者看到的是大陸某機關檔案室保存的手刻油印件，顯然是托陳派當時散發的材料。下文10月26日的信同此。
[31]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162頁。
[32] 《評中共第六次大會及其決議案》，1929年12月20日，《彭述之選集》第1卷，香港：十月書屋，1983，第297～298頁。
[33] 《彭述之選集》第1卷，第258～287頁。
[3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394～402頁。這個《決議》本來應該是「10月5日」，但由於1959年中共中央直屬的人民出版社在內部出版的《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3冊上首次刊登時，把時間弄錯為「10月15日」，所以，大陸絕大部分有關陳獨秀的論著，都寫成這個日期（包括筆者的《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現在應予改正。
[35] 《陳獨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
[36] 《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第2號信》，《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第115、116頁。
[37] 陳碧蘭：《我的回憶》，香港：十月書屋，1994，第284頁。
[38]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香港：周記行，1977，第143頁。
[39]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1930年3月，油印件。
[40]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鄭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國托派早期歷史》，手稿，中央檔案館藏。
[41] 《無產者》第1期，1930年3月1日；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第235頁。
[42]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1930年3月。
[43] 《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1月12日，唐寶林訪問並整理。
[44]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1930年3月。
[45]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1930年3月。
[46] 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1930年3月；又見「我們的話派」1929年11月15日致托洛茨基的信，原載俄文版《反對派公告》1930年2月、3月合刊，轉引自雙山譯《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16頁。這是遵托洛茨基遺囑在他死後40年開放的檔案（美國胡佛大學收藏）中發現的有關中國托派的信，翻譯後由香港托派組織自印小冊子，沒有版權頁。以下所引《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同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