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唐和宋逢春表示可以接受陳的條件，但需經「總幹研究決定後，作出正式答覆」。然而，這時的青年托派總幹事會也發生分裂，以史唐、區芳、陳亦謀、張特等人為代表的一派主張有條件地吸收陳獨秀派加入；以梁幹喬、張師、陸一淵等人為代表的一派，堅決反對他們加入。特別是被稱為「大喬」的梁幹喬，在蘇聯時就加入蘇聯托派，受到過托洛茨基的接見，比劉見托還早，以中國托派「正統」自居，認為是中國托派的當然領袖，深怕陳獨秀等一批老幹部加入進來會危及他的地位，所以，他與總幹宣傳部長張師（1929年初接替陸一淵）硬說陳獨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對派是「陰謀」，主張不要理他們。區芳等人一派則主張在陳獨秀派承認「我們的話派」是正統地位的前提下，「分別地而非集體地經過審查，加入他們的組織」。[45]
於是，他們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在史唐、區芳主持（區芳在大會上取代張師任宣傳部長）下，討論通過了吸收陳獨秀派的三個條件：「一、公開宣布史達林的領導是機會主義的；二、公開與真誠地批判自己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承認反對派政綱的正確；三、公開解散自己獨立的小組織。」[46]宋逢春因同意陳獨秀的兩派合併的意見，被總幹說成「投降主義」而被「開除」。[47]
三個條件，對於陳獨秀來說，並不苛刻，第一、第二條，他已經做到；第三條他也同意，他甚至通過列席總幹會議的劉仁靜表示，陳獨秀派可以以個人名義分別加入組織；但是三個條件中表現的「我們的話派」那種頑固的、狹隘的「正統」排外傾向，使人感到壓抑。此其一。其二，三條件是「我們的話派」內區芳派與梁幹喬派鬥爭的產物，但梁派勢力仍然很大，說明「我們的活」派中存在不利於陳獨秀派的變數。其三，彭述之等人堅決不接受三條件。其四，以中國革命老資格和「老托代表」自居的劉仁靜，也看不起「孩子們胡搞」的「我們的話派」這個小組織，提出另行召集臨時代表大會，修改「二代會」的決議案，改組「總幹，以吸收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加入領導」，並對總幹說：「我們的統一運動，隻可以說是全為陳獨秀個人，其餘諸子，碌碌不足道也。」[48]但是，陳、劉二人的提議均遭拒絕。
於是，陳獨秀派果斷拒絕了總幹的三個條件，決定自行組織獨立的托派小組織，取名「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推選陳獨秀、彭述之、尹寬三人組成臨時領導小組，成員分成三個組，進行活動。[49]會議通過了尹寬起草的決議，譴責「我們的話派」排斥同誌的「門羅主義」；還請劉仁靜起草綱領。
就這樣，1929年9月，以陳獨秀為核心的中國托派第二個小組織便誕生了。
被開除出黨
陳獨秀派與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在政治路線、策略口號和組織觀念上如此全麵而尖銳的對抗，終於走向破裂。
10月25日，中共江蘇省委與上海各區黨團書記聯席會議通過了《江蘇省委為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及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決議》，指出江蘇省委完全接受中央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決議及閘北區、滬中區關於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的報告。決議列舉的彭述之等人的錯誤與前述中央批判陳獨秀的錯誤完全相同，恕不細述。
決議最後批準區委的要求，開除彭述之等四人的黨籍，並請求中央開除陳獨秀的黨籍。
但是，陳獨秀派並不因此而妥協。他們自以為真理在手，而且又有國內外托派勢力的背景，反而向中央進行反擊。10月26日，即江蘇省委做出決議第二天，陳獨秀與已經被開除的彭述之二人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對中央的路線和策略，再次進行猛烈的抨擊。當時，由於發生蔣桂戰爭，並醞釀著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張發奎、俞作柏等南北各派軍閥聯合反蔣的形勢，中共中央採取了利用矛盾，發展革命根據地的策略，並取得了一些成績，南方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有所發展，但中共中央也高估了當時的「有利形勢」，部署了一些脫離實際的「左」傾行動，如「中央天天命令同誌上街示威」（陳獨秀批評說「實際是示弱」）；提出了「現在的戰爭裏麵仍然反映著階級的矛盾」（即買辦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變軍閥戰爭為推翻軍閥的革命戰爭」、「以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軍閥戰爭」；「為組織蘇維埃而鬥爭」等口號。陳在信中說：「這樣的口號，在實際行動上等於一根鴻毛拋在空中，落在地下，一聲也不響」；天天示威「也不能激動一個群眾爭取一個群眾」。
最嚴重的是，信的最後，陳獨秀、彭述之公開打出反對派的旗幟向中共中央示威說：
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對革命對黨負責的反對派，堅決的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欺騙手段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汙，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階級的利益，為了黨的利益，而絕不計及自己個人的利益，盡量的發表正言讜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在中國有一線之延，使全黨黨員及全無產階級的群眾不至對黨完全失望！[50]
於是，他們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在史唐、區芳主持（區芳在大會上取代張師任宣傳部長）下，討論通過了吸收陳獨秀派的三個條件：「一、公開宣布史達林的領導是機會主義的；二、公開與真誠地批判自己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承認反對派政綱的正確；三、公開解散自己獨立的小組織。」[46]宋逢春因同意陳獨秀的兩派合併的意見，被總幹說成「投降主義」而被「開除」。[47]
三個條件，對於陳獨秀來說，並不苛刻，第一、第二條，他已經做到；第三條他也同意，他甚至通過列席總幹會議的劉仁靜表示，陳獨秀派可以以個人名義分別加入組織；但是三個條件中表現的「我們的話派」那種頑固的、狹隘的「正統」排外傾向，使人感到壓抑。此其一。其二，三條件是「我們的話派」內區芳派與梁幹喬派鬥爭的產物，但梁派勢力仍然很大，說明「我們的活」派中存在不利於陳獨秀派的變數。其三，彭述之等人堅決不接受三條件。其四，以中國革命老資格和「老托代表」自居的劉仁靜，也看不起「孩子們胡搞」的「我們的話派」這個小組織，提出另行召集臨時代表大會，修改「二代會」的決議案，改組「總幹，以吸收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加入領導」，並對總幹說：「我們的統一運動，隻可以說是全為陳獨秀個人，其餘諸子，碌碌不足道也。」[48]但是，陳、劉二人的提議均遭拒絕。
於是，陳獨秀派果斷拒絕了總幹的三個條件，決定自行組織獨立的托派小組織，取名「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推選陳獨秀、彭述之、尹寬三人組成臨時領導小組，成員分成三個組，進行活動。[49]會議通過了尹寬起草的決議，譴責「我們的話派」排斥同誌的「門羅主義」；還請劉仁靜起草綱領。
就這樣，1929年9月，以陳獨秀為核心的中國托派第二個小組織便誕生了。
被開除出黨
陳獨秀派與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在政治路線、策略口號和組織觀念上如此全麵而尖銳的對抗，終於走向破裂。
10月25日，中共江蘇省委與上海各區黨團書記聯席會議通過了《江蘇省委為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及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決議》，指出江蘇省委完全接受中央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決議及閘北區、滬中區關於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的報告。決議列舉的彭述之等人的錯誤與前述中央批判陳獨秀的錯誤完全相同，恕不細述。
決議最後批準區委的要求，開除彭述之等四人的黨籍，並請求中央開除陳獨秀的黨籍。
但是，陳獨秀派並不因此而妥協。他們自以為真理在手，而且又有國內外托派勢力的背景，反而向中央進行反擊。10月26日，即江蘇省委做出決議第二天，陳獨秀與已經被開除的彭述之二人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對中央的路線和策略，再次進行猛烈的抨擊。當時，由於發生蔣桂戰爭，並醞釀著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張發奎、俞作柏等南北各派軍閥聯合反蔣的形勢，中共中央採取了利用矛盾，發展革命根據地的策略，並取得了一些成績，南方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有所發展，但中共中央也高估了當時的「有利形勢」，部署了一些脫離實際的「左」傾行動，如「中央天天命令同誌上街示威」（陳獨秀批評說「實際是示弱」）；提出了「現在的戰爭裏麵仍然反映著階級的矛盾」（即買辦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變軍閥戰爭為推翻軍閥的革命戰爭」、「以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軍閥戰爭」；「為組織蘇維埃而鬥爭」等口號。陳在信中說：「這樣的口號，在實際行動上等於一根鴻毛拋在空中，落在地下，一聲也不響」；天天示威「也不能激動一個群眾爭取一個群眾」。
最嚴重的是，信的最後，陳獨秀、彭述之公開打出反對派的旗幟向中共中央示威說：
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對革命對黨負責的反對派，堅決的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欺騙手段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汙，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階級的利益，為了黨的利益，而絕不計及自己個人的利益，盡量的發表正言讜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在中國有一線之延，使全黨黨員及全無產階級的群眾不至對黨完全失望！[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