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陳的信可見其對黨的事業一片忠誠！然而，他們開出的「國民會議」藥方，也不是一個有效的辦法。對於當時沒有民主傳統的中國民眾，特別是下層的民眾，有幾個知道「國民會議」是個啥玩意兒呢！還不是與他們批判的「蘇維埃」一樣：「等於一根鴻毛拋在空中，落在地下，一聲也不響。」當時蔣介石與反蔣派軍閥集團，倒曾一時把它熱炒了一陣子。
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準備開除陳獨秀時，共產國際及其遠東局也在緊急討論這個問題，不過在方式和時間問題上，與中共中央發生了分歧。
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發來一封信，意見與中共決議完全相同：「在一切鬥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派主義陳獨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向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隊伍裏暗藏的陳獨秀托洛茨基派。」[51]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專門做出一個決議，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談陳獨秀與中東路問題，重複9月7日米夫和庫丘莫夫對待陳獨秀的觀點，認為陳獨秀同誌「表達了最右傾機會主義的，而且常常也是反革命的觀點」；特別是在中東路問題上，「反對提出保衛蘇聯的口號和就此問題由黨組織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決議認為「陳獨秀和他的擁護者的錯誤不是暫時性的，相反，它們還在沿著反共、反黨方向發展」；「因此，陳和他的擁護者隻有在承認和糾正他們的傾向、承認黨和共產國際的路線的正確性並接受和執行黨和共產國際一切決議的情況下，才能繼續留在黨和共產國際隊伍內」。[52]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這最後一句，表明共產國際在開除陳獨秀問題上，持謹慎態度。他們似乎在效法對於開除托洛茨基前的辦法，給對方較多的迴轉餘地，希望把陳獨秀留在黨內，甚至明確說這並非「已經沒有希望」，[53]即使是他違心地服從黨的紀律。因此他們對陳獨秀問題的性質，隻上到「反共、反黨」的高度，沒有說是「反革命」。但是，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急於要推行極左路線因而急於要開除陳獨秀的李立三中央，既不能容忍托陳派如此張狂，也不能接受共產國際遠東局心存幻想。
11月15日，政治局做出了《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54]，指出陳獨秀屢次拒絕共產國際及中央決定，拒絕中央指派的工作，且在其最後兩封信中，「公開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整個的黨之一貫路線的旗幟，公開地承認已為共產國際及聯共所開除的托洛斯基為同誌；這充分證明陳獨秀彭述之等已經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客觀上就是已經開始轉變他們的歷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麵去了」。
從此，陳獨秀被打入了「反革命」行列！
但是在當時，開除陳獨秀的這個決議並不是最後的，因為陳獨秀不僅是中國的，也是國際的人物，是共產國際四大時當選的執行委員。雖然這時共產國際對他已經十分厭惡，但是開除出去的手續還是要走走過場。據鄭超麟回憶說：在中央決定開除陳獨秀「前幾日，中央派了汽車來接陳獨秀去一個地方同國際代表（應該是當時國際駐中共代表團團長雷利斯基——引者）談話。國際代表坐在寫字檯背後，有人引陳獨秀到寫字檯麵前，國際代表坐著，毫無禮貌，說了幾句話，態度很不好。翻譯站在他的旁邊，把他的話翻譯給陳獨秀聽，態度同樣不好。不像同黨內的同誌談話，卻像法官審問犯人。陳獨秀於是掉過頭來，向房門走去。見麵就此結束」。[55]其實這位代表的態度一點也不奇怪，史達林控製下共產國際對待各國兄弟黨一貫以「老子黨」自居，根本不尊重兄弟黨，更不要說已經「很不聽話」的陳獨秀了。
在中國，經過國際代表談話後，再做出開除的決定，這是「很高」的待遇了。然後，還要報莫斯科審批。陳獨秀終於成為托洛茨基反對派，顯然在莫斯科引起很大震動。因為早在前一年莫斯科舉行中共六大時，史達林在接見中共領導人時，曾擔心陳獨秀多次拒絕到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和拒絕邀請參加六大的對立情緒，會導致他另行辦報和另行組黨，進行反對派的活動，並認為這關鍵是看陳「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錢和獲得其他的條件」。的確，在史達林的經驗中，無論是組織一個政黨，還是辦一張報紙（機關報，發表本黨的政治主張），錢是第一位的。從他們幫助中共建黨到後來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陳獨秀領導的托派及其後發展的苦難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這是一種片麵的觀察。實際上，除了金錢以外，另一個因素更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這個政黨的政治主張是否適應國民的需要，得到國民的擁護。單純靠盧布來支撐的政黨，那是不能長久的。這個道理，史達林是不懂的。他是一個權力和金錢的萬能論者。
當場，張國燾對史達林說：「陳獨秀辦不起一張有力量的報。」但他的理由主要不是錢，而是陳獨秀的身份。因為「他做了這麽些年的著名的中共領袖，其他的社會關係早已斷絕了，現在似乎沒有人敢於支持他辦報。在我們看來，他也許不再追隨共產國際，但一般人看來，他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著名共產黨員，因此，他之不能從事公開的政治活動是很顯然的」。[56]史達林聽了「頗為滿意」，以為陳獨秀並不能在中國從事反對共產國際的有力活動。因此，1927年底莫斯科多次召陳獨秀去蘇而遭拒、盛傳莫斯科將開除陳獨秀時，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稱關於開除陳獨秀的報告「是惡毒的謠言」。[57]第二年7月，陳獨秀拒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時，米夫再次邀請陳，並「保證他能夠從事理論工作和返回中國」。[58]
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準備開除陳獨秀時，共產國際及其遠東局也在緊急討論這個問題，不過在方式和時間問題上，與中共中央發生了分歧。
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發來一封信，意見與中共決議完全相同：「在一切鬥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派主義陳獨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向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隊伍裏暗藏的陳獨秀托洛茨基派。」[51]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專門做出一個決議，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談陳獨秀與中東路問題，重複9月7日米夫和庫丘莫夫對待陳獨秀的觀點，認為陳獨秀同誌「表達了最右傾機會主義的，而且常常也是反革命的觀點」；特別是在中東路問題上，「反對提出保衛蘇聯的口號和就此問題由黨組織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決議認為「陳獨秀和他的擁護者的錯誤不是暫時性的，相反，它們還在沿著反共、反黨方向發展」；「因此，陳和他的擁護者隻有在承認和糾正他們的傾向、承認黨和共產國際的路線的正確性並接受和執行黨和共產國際一切決議的情況下，才能繼續留在黨和共產國際隊伍內」。[52]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這最後一句，表明共產國際在開除陳獨秀問題上，持謹慎態度。他們似乎在效法對於開除托洛茨基前的辦法，給對方較多的迴轉餘地，希望把陳獨秀留在黨內，甚至明確說這並非「已經沒有希望」，[53]即使是他違心地服從黨的紀律。因此他們對陳獨秀問題的性質，隻上到「反共、反黨」的高度，沒有說是「反革命」。但是，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急於要推行極左路線因而急於要開除陳獨秀的李立三中央，既不能容忍托陳派如此張狂，也不能接受共產國際遠東局心存幻想。
11月15日，政治局做出了《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54]，指出陳獨秀屢次拒絕共產國際及中央決定，拒絕中央指派的工作，且在其最後兩封信中，「公開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整個的黨之一貫路線的旗幟，公開地承認已為共產國際及聯共所開除的托洛斯基為同誌；這充分證明陳獨秀彭述之等已經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客觀上就是已經開始轉變他們的歷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麵去了」。
從此，陳獨秀被打入了「反革命」行列！
但是在當時，開除陳獨秀的這個決議並不是最後的，因為陳獨秀不僅是中國的，也是國際的人物，是共產國際四大時當選的執行委員。雖然這時共產國際對他已經十分厭惡，但是開除出去的手續還是要走走過場。據鄭超麟回憶說：在中央決定開除陳獨秀「前幾日，中央派了汽車來接陳獨秀去一個地方同國際代表（應該是當時國際駐中共代表團團長雷利斯基——引者）談話。國際代表坐在寫字檯背後，有人引陳獨秀到寫字檯麵前，國際代表坐著，毫無禮貌，說了幾句話，態度很不好。翻譯站在他的旁邊，把他的話翻譯給陳獨秀聽，態度同樣不好。不像同黨內的同誌談話，卻像法官審問犯人。陳獨秀於是掉過頭來，向房門走去。見麵就此結束」。[55]其實這位代表的態度一點也不奇怪，史達林控製下共產國際對待各國兄弟黨一貫以「老子黨」自居，根本不尊重兄弟黨，更不要說已經「很不聽話」的陳獨秀了。
在中國，經過國際代表談話後，再做出開除的決定，這是「很高」的待遇了。然後，還要報莫斯科審批。陳獨秀終於成為托洛茨基反對派，顯然在莫斯科引起很大震動。因為早在前一年莫斯科舉行中共六大時，史達林在接見中共領導人時，曾擔心陳獨秀多次拒絕到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和拒絕邀請參加六大的對立情緒，會導致他另行辦報和另行組黨，進行反對派的活動，並認為這關鍵是看陳「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錢和獲得其他的條件」。的確，在史達林的經驗中，無論是組織一個政黨，還是辦一張報紙（機關報，發表本黨的政治主張），錢是第一位的。從他們幫助中共建黨到後來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陳獨秀領導的托派及其後發展的苦難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這是一種片麵的觀察。實際上，除了金錢以外，另一個因素更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這個政黨的政治主張是否適應國民的需要，得到國民的擁護。單純靠盧布來支撐的政黨，那是不能長久的。這個道理，史達林是不懂的。他是一個權力和金錢的萬能論者。
當場，張國燾對史達林說：「陳獨秀辦不起一張有力量的報。」但他的理由主要不是錢，而是陳獨秀的身份。因為「他做了這麽些年的著名的中共領袖，其他的社會關係早已斷絕了，現在似乎沒有人敢於支持他辦報。在我們看來，他也許不再追隨共產國際，但一般人看來，他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著名共產黨員，因此，他之不能從事公開的政治活動是很顯然的」。[56]史達林聽了「頗為滿意」，以為陳獨秀並不能在中國從事反對共產國際的有力活動。因此，1927年底莫斯科多次召陳獨秀去蘇而遭拒、盛傳莫斯科將開除陳獨秀時，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稱關於開除陳獨秀的報告「是惡毒的謠言」。[57]第二年7月，陳獨秀拒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時，米夫再次邀請陳，並「保證他能夠從事理論工作和返回中國」。[58]